志愿者捐献的遗体将供医学生学习使用

提灯女神：燃烧到最后一刻

去年2月12日，85岁的司堃范因病去世。早在她不到70周岁时，她就决定身后要将遗体捐献给医学事业。
1999年的一天，司堃范向老伴儿和女儿、儿子正式宣布：去世后将遗体捐献给医学事业。“当时全家人都不支持。”司堃范的儿子佟先生说，她的这个决定遭到了一家人的强烈反对。“老话都说，人死后要留个全尸。供医学解剖，就要意味着千刀万刀要在身体上划过，也有可能会四分五裂，我们在情感上很难接受。”此后的几个月，司堃范一直在给老伴儿和儿女做思想工作。她告诉孩子们，医学教学中供使用的人体解剖标本太少。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应该起到带头作用。“几个月后，我们终于理解了母亲，决定要尊重她的选择。”

司堃范退休前是一名护士。1950年，司堃范参加了抗美援朝医疗队，在后方医院工作；1958年，北京朝阳医院开始筹备建院，司堃范参加了朝阳医院的建院工作，成为北京朝阳医院建院后的第一批护理工作者。1985年，她被授予南丁格尔奖章。南丁格尔奖章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设立的护理界国际最高荣誉奖，每两年颁发一次，司堃范也是我国第二位获得南丁格尔奖章的护士。

征得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后，1999年5月20日，司堃范到北京大学医学部登记捐献遗体，然后继续进行她退休后的事业。上班时司堃范是一名优秀的护理工作者；退休后，她坚持为孤寡、空巢老人义务进行护理照护。她成立了团结湖社区的独居老人“好姐妹聊天组”和“低龄老人帮助高龄老人服务组”两个老年人志愿互助组织，让孤寡、空巢老人走出自己封闭的世界。她还成立了“司堃范志愿者爱心工作室”，开通了“司堃范为老服务热线”，搭建起社区志愿者与空巢老人之间的沟通桥梁，给老人们提供一个诉说的空间。

佟先生说，母亲将自己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事业。“我小时候，还没有双休日，母亲将每周仅有的一个休息日也用来加班。”那时候，佟先生和姐姐也会抱怨。随着年龄的增加，他们越来越理解母亲，也越来越敬佩自己的母亲。“这种境界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的。”司堃范的老伴儿全力支持她的事业。“这么多年，一直是我父亲做家务。退休后，我父亲更是包揽了全部家务。我记得每年腊八节时，父亲都会用高压锅煮两三锅腊八粥，然后母亲再把粥送给那些孤寡、空巢老人。”

去年2月，司堃范去世了。遵照老人生前的遗愿，佟先生和姐姐决定捐献母亲的遗体。他们考虑到老人生前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的医院工作，经过与北京大学医学部负责遗体捐献工作人员的协调，将老人的遗体送往首都医科大学，供医学解剖教学使用。告别母亲时，他们剪下了母亲的一缕头发。佟先生的父亲比母亲早离开10年。佟先生和姐姐将母亲的一缕头发送到父亲“身边”，让他们用这种方式在另外一个世界团聚。

100多年前，现代护理事业的创始人南丁格尔白天护理伤员，夜晚则提着一盏小小的油灯，沿着崎岖的小路，到4英里之遥的营区里去探视伤病员。她被伤员们称为“提灯女神”。司堃范生前“提灯”照亮了他人，身后捐赠遗体，在离开人世后依然照亮他人。

我们一家人会在纪念碑上再相聚

“将来我们这个大家庭会在长青园的墓碑上团聚，多热闹啊。”说这话的是82岁的闫玉香。闫大妈的母亲、老伴和女婿先后将遗体捐献给医学事业。闫大妈和女儿、儿子也都报名签署了遗体捐献志愿书。她相信，一家人终有一天在纪念碑上再相聚。

遗体捐献模范闫玉香

82岁的闫玉香住在潘家园，如今身体还算硬朗。2010年老伴儿去世后，她独自一个人照顾身体不好的儿子。捐献遗体还是受到了儿子的启发。多年前，闫大妈的儿子听到广播里说遗体捐献，了解到遗体捐献可以供医学研究，有助于医务人员找到解决疑难病症的办法，能让更多的人健健康康的。于是，闫大妈的儿子就打算捐献遗体。他们打电话一路咨询，最后了解到遗体捐献的具体办法。2002年，闫大妈的儿子签署了捐献志愿书。2010年，闫大妈的老伴去世后捐献了遗体。女儿和女婿扫墓时，受到感染，当场决定签署遗体捐赠志愿书。后来，女儿和女婿到协和医科大学登记捐献遗体。闫大妈的女婿去世后，按照他生前的愿望，将遗体捐赠给医学事业。

闫大妈现在身体还很硬朗，在家里能操持家务、照顾生病的儿子。每天老人都会楼上楼下转两趟，出去买买菜，回家做做饭，日子平和而安详。说起遗体捐赠，老人也很感慨：“三位亲人都先后离我而去，捐献了遗体，一开始家里有人也接受不了。但逐渐受到红十字会的宣传和家庭的影响，认识到遗体捐献的意义，最后我和我的女儿和有残疾的儿子也都报名签了遗体捐献志愿书。”闫大妈常说，每个人都要面对生死，死后捐献遗体能让医学生受益是好事。“等有天我生病了，能遇到一位经验丰富的好医生，我也会从中获益。”

如今，和80多岁的闫大妈讨论死亡，她毫不恐惧，也不忌讳。闫大妈豁达地说：“我们一家人最后会在长青园的纪念碑上再相聚，多热闹的大家庭啊！”

2万多人报名捐赠遗体

1999年,北京市红十字会受市政府委托负责实施北京市接受志愿捐献遗体工作。截止到2016年年底，全市已有21103人报名希望在身后捐献遗体，其中有12841人办理了公证手续、2367人实现了遗体捐献。志愿者捐献的遗体将供医学生学习使用，为此，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协和医科大学三所医学院校专门设置了遗体捐献接待室。在首都医科大学的志愿捐献遗体接待室的墙上，有这样的一段话：“最后的死去和最初的诞生一样，都是人生必然；最后的晚霞和最初的晨曦一样，都是光照人间。”首都医科大学专门为捐献遗体的家属准备了告别室，与多数告别室的封闭不同，这里有着敞亮的窗户，阳光穿过窗户照进室内，盆栽的松树、翠柏郁郁葱葱……这里的工作人员说，所有的设置都是为了体现对捐献者的尊重，让捐献者和家属感觉到捐献遗体的行为是值得敬仰、值得尊重和值得自豪的。

身患绝症的卫生学校学生毕士敏2010年，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为祖国的医学事业捐献出自己的遗体

为弘扬志愿捐献遗体者的无私奉献精神，2003年，北京市长青园骨灰林基地建起了“生命”纪念碑。这里成为捐献者亲人的追思缅怀的圣地。“生命”纪念碑主体碑高12.5米，环绕广场的墓碑群上，描金镌刻每一名完成遗体捐献者的名字，每个名字背后都有感人的故事。严镜清这个名字背后是这样的故事：严镜清是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首任卫生局局长，也是一位公共卫生专家。2003年，时年97岁的严镜清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也是国内遗体捐献项目发起人之一，93岁时写下了遗嘱，要求死后将遗体捐献给国家。99岁老人过世，家人按找他的遗愿将遗体捐献给首都医科大学。墓碑上还有马旭这个名字，他是我国著名医学教育家、北京医学院原院长，97岁去世后，他的夫人韩方群根据了马老遗愿决定捐献马老的遗体。

毕士敏，2008年2月在体检中被确诊为软组织肉瘤，双肺多发转移灶、颅脑转移、右肾转移。当时，她刚刚走出护理学校的校门，没想到就成了一名晚期癌症患者。毕士敏决定身后捐献遗体和角膜，“为医学教育和患者做一点点贡献。”2010年9月，毕士敏去世，年仅23岁。去世后，她的姐姐将她的遗体捐献，完成了妹妹最后的心愿。

据了解，北京市自1999年实施遗体捐献以来，目前已有2367人实现了捐献，其中2016年共有270人完成遗体捐献。为了缅怀遗体捐献志愿者，北京红十字会、北京解剖学会每年在清明节前夕，都会带领北京各医科大学以及卫校、护校的师生们来到“生命”纪念碑前，为遗体捐献志愿者献上鲜花。是这些无私的遗体捐献者，让医学院校的学生对人体解剖学有了亲身体验，也为他们今后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和护士奠定了基础。

来源：北京晚报 记者 贾晓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