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已经84岁高龄的袁霞仍然在坚持拍戏，这个月刚刚参演了一部医疗题材电影《你若安好》。得知消息后，北晚记者通过剧组联系到了袁霞老师，和她在八一厂干休所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专访。

满头银发、戴着金丝边眼镜、化着淡妆……80多岁仍然保持着优雅的气质，这是袁霞给记者的第一印象。两个小时的时间，袁霞几乎向记者回忆了自己的一生，几十年来充满戏剧性的演艺生涯，在她生动的讲述下如同放电影一般，一幕幕又得以重现……

15岁偷偷离家参加革命，途中改名袁霞

袁霞出生在山东，一岁多就跟着父母去了东北。在营口上小学时，她就是个小小电影迷。“当时就有一点特别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故事里都有同一个人？”后来，袁霞才知道，原来这就是演员。懵懵懂懂中，一个当电影演员的梦想在袁霞心中扎下了根。

十岁时，袁霞随父母回到山东老家。农村没有电影看，可老解放区的文艺特别发达，渤海文工团经常来村里演出《白毛女》、《血泪仇》等剧目。有时候，袁霞为了追剧，跑十几里路也不觉得累。

后来村里也成立了演出队，袁霞就每天晚上看大同学们排练。终于有机会轮到自己登台了，袁霞参演的第一个节目是舞蹈《春光好》，下来老师表扬她跳得非常好。后来她就开始演一些小歌剧《两种锣声》、《打渔杀家》、《改邪归正》等，很受乡亲们欢迎。

1948年秋天，山东胶东文协文工团到她家乡招生，袁霞和几位同学便跑去应试，最后录取了三个，其中就有袁霞。“当时我高兴极了，要参加革命了!”但回家后，她的继母和姐姐却哭天喊地，说什么也不舍得让她去。无奈之下，她只好佯装不走，骗过了家，。“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和同学在村头集合了，那时候是初冬，正赶上下雪，我们包了一个大饼就出发了。”

当时她们手里只有一张写着文工团地址的纸条，走了一整天仍然没有找到地方。“走到一个村口，我们就哭起来，过来一个村干部，告诉我们还早呢，当晚就安排我们住在老乡家，正好屋里坐着一个妇女干部，她问我叫什么名字？当时我叫袁淑霞。妇女干部说，“革命阵营不兴叫三个字，就叫袁霞，多好听。”于是，在参加革命的路上，她正式改名袁霞。

赴抗美援朝前线演出，差点改行当女飞行员

1949年5月青岛解放前夕，袁霞随团急行军向青岛进发。这是她参加革命后第一次行军。“当时可苦可累了，我们几个小演员每人还要用竹竿领着一位说唱组的盲人演员。”连续行军十多天，脚底都走出了血泡，她们总算在青岛解放的第二天夜里赶到了。

进驻青岛后，团里赶排了两台大型歌剧《血泪仇》和《农公泊》。袁霞因为年龄小，没有角色出演，便被分配在舞美队搬道具和布布景。“《血泪仇》有一场戏是夜景，舞美设计了北斗七星作为背景造气氛，效果很好，我们几个小演员就负责去打星星，把手电筒的玻璃罩取下，把灯泡插在背景板的洞上。”一场戏下来，手都举酸了，但袁霞从不敢懈怠。在舞美队帮忙之余，袁霞利用一切机会学习表演，那会儿没有书籍，也没有老师，她就认真地看老同志们演戏，自己用心揣摩。

1950年春，空军政治部成立文工团，从全国抽调四个综合力量比较强的文工团（含胶东文协文工团）合并整编。整编后，很多人离开了，袁霞则幸运地被留了下来，分配在话剧团任演员。

1951年，空军有了第一批女飞行员，团里派袁霞等演员来到航校体验生活。袁霞被分配在空勤，随女飞行员们生活了四个月。最让她骄傲的是，“飞行练习的时候，我每天都可以跟着飞三个起落。”在练习中，一位日本教员非常看好袁霞的条件，多次动员她改行当飞行员，“袁霞，你一定能飞出来”。但袁霞没有动心，“我还是喜欢演戏，就认定了一条，一定得演戏。”让她深感遗憾的是，后来因为离开空政，她再也没有机会演女飞行员了。

在空政的五年，对袁霞最大的考验还是抗美援朝。当时，团里在前线为作战部队巡回演出。前线没有礼堂，全都是在广场搭土台子。演出中美国飞机经常来空袭，有时一个晚上好几次，空袭过后再接着演。袁霞还被抽调到空军英雄张积慧团进行锻炼，就在东北的前沿阵地。每天，她凌晨三点起床，到机场清洗机器零件、拧螺丝钉。那几个月，袁霞最盼望的就是看到自己亲手维护的战机凯旋归来。“有几次飞机没有回来，大家士气都特别低落。”说到这里，袁霞有些哽咽。

不会游泳硬着头皮跳海，险被国民党炮弹击中

1955年，部队将空政话剧团调到南京。当时袁霞已怀孕，家人不同意长期两地分居，于是她留在了北京，转业到第二机械工业部六局人事科工作。

第二年4月，袁霞的产假还没满，就听说八一电影制片厂新成立的演员剧团正在招生。她准备了几个小节目便前去报考。“当时一排桌子后面坐的全是导演，严寄洲当评委的头儿。我自己设计了一个小品《买火车票》，演得挺投入的，感动了他们。”就这样，袁霞再次穿上军装，成为了一名真正的电影演员。

当时和严寄洲导演一起面试袁霞的，还有正在筹备《激战前夜》的导演王冰、冯一夫。这是一部反映福建前线反特的故事片，女一号公安人员周洁的人选一直没有敲定，两位导演在考场上就相中了袁霞。第一部电影就能演女主角，袁霞真是受宠若惊，连刚刚两个月大的孩子都不顾了，立刻随剧组奔赴炮火连天的福建前线，在离金门岛很近的小嶝岛上体验生活。

当时，国民党叫嚣着反攻大陆，为破坏大陆和大嶝岛（小嶝岛北面）之间正在修建的大堤，敌人每天定时定向地向大堤处打炮。而袁霞的任务则是跟着岛上的民兵站岗放哨，此外，因为片中有一场跳海抢救作战图的戏，她每天还要抽出两个小时学游泳，学游泳的地点就选在了靠近大陆的小蹬岛北岸。没想到，刚学了个把星期，有一天敌人突然改变了打炮的时间和方向，连向小嶝岛上和海边打了好几炮。

“第一炮打来，我正在游泳，突然间巨响，我就愣住了。教练就喊，快上来！我刚跑到沙滩，发现衣服没拿，又回去拿衣服。教练就在岸上骂我，‘袁霞，你舍命不舍财，找死啊’。”袁霞说，当时她一心想着上岸后地道里全是战士，自己不能只穿泳衣。现在回忆起来，这个举动真的是相当幼稚。“等我第二次跑上岸的时候，第二发炮弹正打在我刚才学游泳的地方，十几米高的浪把我吓傻了，感觉到毛骨悚然，头发都竖起来了，教练拽着我就跑。晚上部队领导就把导演、制片主任和我们几个都训了一顿，‘从今以后，不准下海！’”

等到真正开拍的时候，袁霞根本就没学会游泳。导演要为她找个替身，她坚持要自己跳。“当时有一股楞劲儿，反正不能让人叫我怂包子。虽然心里七上八下，但是也不能表现出。”导演只好安排了一个抢救小组，打算袁霞一跳下海，大家就去救她。

第一次跳水，袁霞伸直了胳膊就往海里跳，结果整个人拍在了水上，只好重拍。第二遍，她吸取经验一头扎了下去，结果使的劲儿太大直接扎到了海底。“少说也有十几米，大家七手八脚就下去拽我。我喝了水了，满脸都是泥，把大家乐的。”本以为终于通过了，没想到等这批样片送回去一看，太黑了，因为技术问题，只得重拍。补拍时已经是第二年的一月了，天气很冷，男演员下水前都喝几口酒御寒，袁霞酒量不行不敢喝，不巧又赶上身体不适，但为了不影响进度，她还是坚持着又跳了两次。

现在回想起来，袁霞对自己的第一部电影并不满意，虽然克服了重重危险，但她认为自己只是完成了任务，在表演上并不理想。“我认真总结了，问题就是紧张。演员应该多学几手，对拍摄还是有影响。”再加上当时所有摄影器材都是进口的，胶片容不得一点浪费，最多只能拍两条保一条，很多遗憾也难以弥补了。

《永不消逝的电波》映后20年，她才拿到最佳女演员

1958年，袁霞被王苹导演选中，在《永不消逝的电波》中饰演地下工作者何兰芬。当时厂里的个别领导和剧组的主创都不同意让她演女一号，觉得她太过年轻，在电影上又是个新人。“这个角色难度确实很大，一是角色身份变化很多，开始是缫丝厂女工，后来是湘绣商的妻子，杂铺店的老板娘，修理工的妻子等等；二是时间跨度大，前后历时十几年。”袁霞是含着泪看完剧本的，她深深地被人物打动了，“没想到导演最后会拍板用我，我当时就下决心，一定要演好。”

在此之前，袁霞就一直在补课。“那时候除了周末是不准回家的，每天晚上要自学，看表演理论，每周还去听苏联专家讲课。”为了更好地接近人物，王萍导演特意带着主创们去上海体验生活，请了很多在白区工作过的同志作报告。

上海的五月天里，袁霞在小作坊和工人们一起缫丝。“当中一个大水池，里面放满了好多蚕茧，倒上热水，水越热越容易缫丝。那时上海特别闷热，一个星期下来，天天汗流浃背。”

在参观关押李白烈士的监狱及酷刑室时，袁霞更是极受震撼。“监狱是在一座高楼的底层，人在里面坐都坐不直。酷刑室四周挂满了长短不一、形形色色的刑具，上面全是发了黑的血迹，当中就是压断李白双腿的老虎凳。”看到这些，袁霞当时就哭了，“如果我不能演好，就对不起千千万万的烈士。”

何兰芬的原型是李白烈士的夫人裘慧英，她向袁霞讲述了很多自己与李白从相识、相知到相爱的生活细节。“当她讲到解放后终于找到李白烈士的尸体时，我再也控制不住，和她抱头痛哭。”袁霞这时已经和角色感同身受，特别是当她化好妆、穿上服装在镜子前一站，“我觉得我就是何兰芬”。

谈到自己在表演上的进步，袁霞直言，王萍导演对她的帮助太大了。“现在演员和导演都是镜头前见，平常不联系。当时我们不拍戏的时间都要走戏，坐在一起分析人物关系。”对袁霞影响最深的是，导演在每个镜头开拍前都会叮嘱她，“袁霞，你一定要进入规定情境”。这样一来，她在拍摄时就会真的去听、去看、去反应，在镜头前再也不紧张了。这句话让她受用终身。

孙道临生活化的表演风格对袁霞影响也很大。“有个好的对手，让我的表演也自然了，可以说他的风格引领了我。有人说，看你们这部戏，感觉你们就是很融洽的一家。我自己也这么觉得。”

《永不消逝的电波》之后，袁霞又拍了《金铃传》、《县委书记》、《江山多娇》、《奇袭》、《苦莱花》等多部作品。文革期间，电影停拍了，袁霞便打了个报告，要求下部队。1970年春，她来到空军高炮部队，第二年又随中国筑路工程队“抗美援老”，帮助老挝人民修公路。两年多的战地生活，袁霞不仅冒着战火自己种菜砍柴，还学会了用竹子盖房子。“这两年让我坚强了许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做到了。后来再遇到什么困难，都能比较好的解决。”

1977年部队改建，袁霞被分配到山西空军部队，但部队在半山腰上，到城里没有交通工具，孩子的上学问题没法解决。袁霞只得脱下军装复员回到北京，在北京住宅公司器材处当了一名仓库保管员。“一开始不习惯，大家都喊我袁师傅，我就每天打扫卫生、发货清货，干了一个月，又当了秘书。”因为工作表现突出，年底她还被单位评为先进工作者。

“袁师傅，你得奖了！”1978年7月，袁霞正在办公室写材料，就听见同事们向她报喜。原来在南斯拉夫举办的第七届索波特“为自由而奋斗”国际电影节上，她凭借《永不消逝的电波》获得了最佳女演员奖。“说实在的，当时一点儿也没高兴。晚上回家，在被窝里哭了，五味杂陈，说不清心里什么滋味，心想我这辈子不就这样了么。”没想到过了几天，八一厂派人来了，要调她回去。当时，公司的领导劝袁霞留下，还许诺给她分房。但袁霞没动心，能回去演戏，是她一直盼望的。

活到老学到老，希望有生之年还能上几部戏

回到八一厂后，袁霞又拍了《花枝俏》、《风雨下钟山》、《刘胡兰》、《肝胆相照》等影片，还随团排演了多部舞台剧。1983年，她参演的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在北京公演，获得了空前的轰动，很多观众都带着铺盖卷去排队买票，她本人也受到周恩来总理及罗瑞卿、肖华的接见和赞扬。

1988年底，袁霞离休了。她牢记周恩来总理的那句话“活到老学到老”，给自己定下了三个目标，“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从离休至今，袁霞拍了十几部电影，40多部电视剧，还坚持学习国画和书法，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参展均获好评。

张新伟 摄

眼下，她参演的新片《你若安好》即将在十月上映。“我的角色给中央首长、外国元首当了40年保健医生，后来退休生病住进了医院，很慈祥又有一些威仪。”虽然是84岁的高龄了，但袁霞仍然坚持自己一贯的作风，无论大小角色都认真对待，“现在记忆力差了，背台词就要多一些努力，戏里还有一些给病人清创的戏份，那就要向北京医院的医生指导请教，尽量演得真实一些。”

袁霞很喜欢和年轻人一起拍戏，“和他们在一起，感觉自己也变年轻了”。她也曾经遇过有些年轻演员不背台词，全靠助理提一句自己念一句，“我是不允许自己这样的，就算忘词重来，也不能靠别人提词，这样戏就全跑了。”即便如此，她更愿意看到年轻演员身上的优点：“大部分年轻人还是很用功的，应该看到他们的努力和朝气，我们应该尽量跟上年轻人的步伐。他们正处在一个好时期，这么多机会，太难得了。”

现在袁霞虽然腿脚不好，但仍坚持每天早起走半小时作为锻炼。她遗憾地说，自己一直想演一部传记片，结果一辈子也没等到，“希望在有生之年还能再上几部戏，发挥点余热吧”。

来源：北京晚报 记者李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