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初期，邓小平和刘少奇、周恩来在一起。

邓小平致信毛泽东：希望看看“检讨稿”，并给以指示

毛泽东阅后加写：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

邓小平后来曾说：“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在党内高层第一次公开了毛泽东与刘少奇、邓小平等在一线主持工作的中央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的严重分歧。接下来的几天，在全会的小组会和中央政治局生活会上，刘少奇、邓小平被作为“资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人物受到批判。会议还改组了中央书记处。邓小平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也不再被提起。刘少奇、邓小平被要求在准备召开的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上作检讨。

由于原定的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取消，而改开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检讨也就被移到这个会议上。二十一日，邓小平为检讨稿一事致信毛泽东说：“主席，这是准备后天（二十三）在工作会议上的检讨稿，基本内容还是原来准备工作组会议讲的，略有些文字和内容的更动。现送上，希望看看，并给以指示。”毛泽东阅后，意味深长地写了一段话：

“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讲。但在第九页第一行‘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改正的。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

毛泽东还把题目“初步检讨”的“初步”两字删掉了。这表明，毛泽东虽然一再地批评邓小平的“错误”，可他内心对邓小平是有保留的，他并不希望邓小平“一蹶不振”，还是希望他能够“站起来”。

十月二十四日，分组会议开始讨论邓小平的检讨。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等对邓小平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调子越来越高。会上，毛泽东对邓小平表示了一种特殊的不满。他说：“他这个人耳朵聋，听不见，开会坐得离我很远，对我是敬鬼神而远之。”“一九五九年起，六年来从来不找我。”

毛泽东的话，反映了一段时间以来邓小平与毛泽东之间关系的某种疏远。这种疏远背后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对一些重大问题认识上有分歧。比如，在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左”倾错误之后调整农村生产关系的问题上，邓小平和刘少奇、陈云等赞成和支持包产到户等主张和办法；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上，邓小平明显不赞成毛泽东坚持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要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的观点。特别是，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邓小平表现得“很不积极”，还屡次坚持派工作组“阻碍运动”。另外一个原因是：党中央领导人在八大以后分为一线、二线，毛泽东退居二线，邓小平作为在一线主持工作的中央领导人之一，在处理经常性工作中向毛泽东直接汇报少了。

但至此，毛泽东对邓小平还是有保留的，对刘少奇也不是“一棍子打死”。

二十四日晚，毛泽东听取会议情况汇报，得知一些大字报公开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时说：“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街上不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要准人家革命，不要不准人家革命”，“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

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全体大会上说：“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

邓小平写信求见毛泽东：当面聆听教益的心情，是很迫切的

汪东兴来到邓小平家，转告毛泽东三点意思：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有事可以给他（毛泽东）写信。

刘少奇、邓小平作了检讨，“靠边站”了，但还没有达到林彪、江青一伙彻底打倒的目的。他们不顾毛泽东初步作出的刘、邓的问题已“基本上解决”的结论，加紧煽动舆论，挑唆造反派，进一步掀起批判所谓“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企图置刘少奇、邓小平于死地。

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署名文章不点名地批判邓小平，称他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看到这篇文章后非常震惊。他感到，《人民日报》发表这样的文章，意味着对他的批判已经公开并且大大升级了，他的问题很可能由此“定性”。珍爱政治生命的他急切地期望申诉，而在当时的情况下，唯一有效的也是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给毛泽东写信。四月三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主席：从一月十二日（在家中收到中南海造反派围攻批评--编者注）起，我一直再想见见你，向你求救。只是觉得在群众激烈批判我们的反动路线及其恶果的时候，求见主席是否适宜，所以一直忧虑着。近日看了戚本禹同志的文章，觉得我所犯错误的性质，似已确定。在这种情况下，我求见主席，当面聆听教益的心情，是很迫切的。如果主席认为适当，请随时通知我去。静候你的指示。”

信转呈毛泽东后，没有立即得到回复。

五月的一天，汪东兴来到邓小平家告诉邓小平，毛主席最近刚回北京，让他来看看。汪东兴还告诉邓小平，毛泽东还让他转告三点意思：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有事可以给他（毛泽东）写信。

汪东兴带来的毛泽东口信给困境中的邓小平带来了莫大的安慰。这时候，毛泽东告诫邓小平“要忍，不要着急”，明显表示了他对于邓小平的政治前途是有所考虑的。毛泽东让邓小平有事给他写信，这一方面是他想看到邓小平思想的“转变”，另一方面是他对邓小平的一种保护。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使邓小平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避免了被“彻底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的结局，避免了遭受刘少奇一样的厄运，而且还为他在政治上东山再起保留了余地。邓小平后来说：“他们（林彪、江青等人--编者注）是非打倒我不可，打倒还不算，还要把我整死”，“但是毛主席保护我”。

据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记载：汪东兴将邓小平想见毛泽东的请求转报了毛泽东。不久的一天深夜，毛泽东找邓小平到他的住处谈话。谈话直到天亮才结束，毛泽东态度温和，批评得也并不严厉，这使邓小平感到很欣慰。

失去行动自由后邓小平提出再见毛主席一面

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说：“我的意见还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怎样把刘、邓拆开来。”

虽然毛泽东对邓小平有保护之意，但林彪、江青等人和造反派加紧了“彻底打倒”邓小平的步伐。十九日，造反派冲入邓小平家抄家。七月二十九日，中南海的一些造反派以开支部会的名义又一次批斗邓小平，还对邓小平进行体罚折磨，并宣布限制邓小平夫妇的行动自由。八月五日凌晨，谢富治、戚本禹同聚集在中南海周围的造反派谈话，对他们的行动表示“最坚决的支持”，并号召大家联合起来把刘、邓、陶批深、批臭，彻底打倒。这以后，邓小平已完全失去行动自由，在中南海的家里被监管。

中共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武健华回忆：本来，七月中旬毛泽东离京赴外地前，曾召集周恩来等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开会提出，对刘、邓背靠背地批一批是可以的，但不要搞什么面对面的批斗。

九月十七日，邓小平收到造反派组织“首都无产阶级揪斗邓小平联络站”勒令他限期回答十个问题的信。无奈之下，邓小平于次日给汪东兴写信，提出急切地想再见毛主席一面。毛泽东阅信后没有表态，批示在一定范围内传阅。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仍然没有变化：既要批邓小平，又握有底线，留有余地。

九月十九日，在中南地区视察的毛泽东在同杨成武、张春桥等谈中共九大时说：“选中央委员，刘少奇同邓小平是不是有区别？我看是应该有区别。他（指邓小平--编者注）打过仗。可不可以当中央委员？你们赞成不赞成？”九月二十日，在同武汉军区和湖北省的领导干部谈话时，他又说：“邓小平恐怕要保，可不可以选他党中央委员，你们看？”“你们讨论一下，九大谁可选中央委员，邓小平是一个标兵。”时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杨成武后来也回忆说：毛泽东这次外出视察时曾提出，明年春天“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接着召开九大，要把老同志都解放出来，许多同志要当代表、当中央委员。这其中，毛泽东就举了邓小平。

十一月五日，毛泽东在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关于党的九大和政党问题时说：“邓小平要批，请军委准备一篇文章。”但同时，他又说：“我的意见还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怎样把刘、邓拆开来。”

邓小平致信汪东兴转达：我的最大的希望就是留在党内

一九六八年五月，毛泽东数次提起过邓小平。他说：“对邓小平，我的观点还是同以前一样。有人说他与敌人有勾结，我就不相信。你们那样怕邓小平，可见这人厉害。”

一九六八年，“文化大革命”继续肆虐。林彪、江青一伙已不满足于对邓小平的揭发、批判和公开揪斗，希望像对刘少奇那样对邓小平进行立案审查，以罗织更多的罪名，使他在政治上永不得翻身。

三月，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向毛泽东和林彪反映，有许多揭发邓小平的材料没处存放。毛泽东只是同意在“贺龙专案组”内设以分组收存有关邓小平的材料，而不是同意成立“邓小平专案组”。但林彪、江青、康生等别有用心，借此加紧成立“邓小平专案组”。

一九六八年四月以后，一场“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在全国展开。一时间，逼供信盛行，人人自危，政治气氛更趋紧张。

在这种情况下，五月二十一日，邓小平写信给汪东兴，再次请求见毛泽东。毛泽东看到这封信后说，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读一下，议一下，征求大家的意见是否与邓小平谈话。江青、陈伯达、康生等当然极力反对毛泽东见邓小平。也就是在此前后，毛泽东还数次提起过邓小平。他说：“邓小平，你们总要打倒，又没有拿出多少材料来，你们总想打倒他，我就不想。他是犯了错误，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嘛。”“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不得了。人家犯错误就要打倒，你自己就不犯错误？对邓小平，我的观点还是同以前一样。有人说他与敌人有勾结，我就不相信。你们那样怕邓小平，可见这人厉害。”

六七月间，邓小平又先后两次致信汪东兴，希望见汪东兴或者能够得到毛泽东的指示。他在信中还将他所写的自传材料中的最后一段话写上了：“我的最大的希望就是留在党内，做一个普通党员。我请求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给我以补过自新的机会。”邓小平深知，只要能保留党籍，继续留在党内，他的问题就不会无法解决。此外，他也想通过这种频繁写信的方式，维系着同毛泽东之间的关系。

九月，全国各地相继成立革命委员会。为了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并为召开党的九大作准备，十月中旬至下旬，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

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在十月十三日全会开幕会上，毛泽东就说：“邓小平这个人，我总是替他说一点话，就是鉴于他在抗日战争跟解放战争中间都是打了敌人的，又没有查出他的别的历史问题来，什么叛变哪、自首呀，这些问题。”“他的意思要求保留党籍，不要开除党籍，最好嘛还能够做点工作。一讲到做工作，许多同志都摇头。我说，现在很大的工作也难做，叫他做点室内的整理材料，这样的工作，总是可以嘛。”看得出，毛泽东讲这些话是要为邓小平的问题先交一个“底”。

会上，有一些人提出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对此，在三十一日的闭幕会上，毛泽东又说：“邓小平，大家要开除他，我对这一点还有一点保留。我觉得这个人嘛，总要使他跟刘少奇有点区别，事实上是有些区别的。要开除一个人很容易呀，只要我们举手，那还不开除了。我看还是慎重一点。横直将来你们要开除也可以嘛！哪一天把他开除就行了嘛！”“我这个人的思想恐怕有点保守，不合你们的口味，替邓小平讲几句好话。”

毛泽东在关键时刻的这一明确表态，保住了邓小平的政治生命。

来源：北京晚报——北晚新视觉网  记者：宗媛媛 摘编

文图来源《邓小平传（1904-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