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兰芳

陶然亭

“陶然”源自白居易诗作

更待菊黄家酝熟  共君一醉一陶然

京城文化胜地甚多，许多人或许不知城南尚有“陶然亭”这一处别致景观，更不知其背后的文化渊源。陶然亭今位于陶然亭公园中心岛西北面最高处，实际上并非真正的凉亭，而是南北向稍长的敞轩。如今轩下围栏紧锁，大门深闭，不得近观，更不能登高远眺。绕道至北面，可见郭沫若所题“陶然亭”三字，两边是乾隆朝硕儒翁方纲所撰的楹联“烟笼古寺无人到，树倚深堂有月来”。

清代程天素绘《江亭消夏图》（扇面）

康熙三十四年（1695），工部侍郎江藻在此督造陶器砖瓦时，巧妙地借用了白居易“更待菊黄家酝熟，共君一醉一陶然”之句，题匾“陶然”，遂成今名，人又称“江亭”。其《陶然吟引》仍载于今陶然亭石刻上：

“京城南隅有慈悲庵,居南厂之中。康熙乙亥岁,余以工部郎官监督厂事,公余清暇,登临览观,得至其地,庵不数楹,中供大士像,面西有陂池,多水草,极望清幽,无一点尘埃气,恍置身于山溪沼沚间,坐而乐之,时时往游焉,因构小轩于庵之西偏。偶忆白乐天有‘一醉一陶然’之句。余虽不饮酒，然从九衢尘土中来此，亦复有心醉者，遂颜曰陶然。系之以诗。”

白居易诗中所谓“菊黄家酝熟”，恰是指重阳节饮菊花酒。白居易创作此诗时，已年近古稀，仍与刘禹锡潇洒饮酒，可谓快哉自得。诗云：“少时犹不忧生计，老后谁能惜酒钱？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闲征雅令穷经史，醉听清吟胜管弦。更待菊黄家酝熟，共君一醉一陶然。”（《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此时二位老人已陶然大醉一番了，竟和“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的孟夫子一样返璞归真。置身高阁，侧身西眺，夏有远山滴翠，杨柳堆烟，亭下“西湖”绿蚁浮沤，待到重九佳秋，那亭下水涘蒹葭已是娟娟白露了。晚风拂来，无须一樽菊花酒，便足以拂拭三生尘埃，“一醉一陶然”了。

细揣“陶然”二字，大有北宋苏门风味。“陶然亭”的命名方式与山东诸城的“超然台”、“快哉亭”极为相近，都是审美性人生态度的三棱镜。“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是苏轼谪居黄州时胸襟的豁然，“予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则是他移守山东密州时苦中作乐的旷达，“更待菊黄家酝熟，共君一醉一陶然”则是白居易、汪藻“偶开天眼觑红尘”时摆脱俗务枷锁的猛然觉醒。苏轼历来推崇白居易，“陶然”之名源自白诗，又冥冥之中暗合苏门风味，可谓兼得。

江亭似为雅集而生，从康熙朝至近现代，这里不仅成为了无数文人墨客“闲征雅令穷经史，醉听清吟胜管弦”的理想园地，还见证了京师三百多年的文运兴替。

清代京城名流多在此踏秋雅集

重阳登高饮酒食蟹 纪晓岚曾赋诗回忆盛景

雍正年间（1723年-1735年），陶然亭已是江浙士人会试后举办“老乡会”之所，也因地势高敞，成为了都中文士重阳登高、踏秋雅集的上选之地。继江藻之后，乾隆朝汪启淑也曾因工部之职而与江亭结缘。据其《水曹清暇录》记载，“黑窑厂与陶然亭接壤，都人登高多往游焉”。乾隆十九年（1754年）重阳佳节，大学士纪昀（纪晓岚）便曾登上陶然亭，与好友饮酒食蟹赏秋，三十年后还赋诗回忆此景曰：“左持绿酒右持螯，对此真堪赋老饕。记得红萸黃菊节，陶然亭上共登高。”（《纪文达公遗集》卷十二）那时的江亭九日雅集，文士们大多 “纵酒成狂客，销愁仗友生（按，指兄弟）”,登高赏秋，思亲怀远。

江亭雅集黄金时期的来临，契机是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六月十一日这里举行的一场学术“联谊”活动。是时，担任京师学政（学政，全称“提督学政”，清代地方文化教育行政官。）的朱筠执京中学界牛耳，群集了一批淹通经史百家的汉学家编修四库，一时间学风炽然。时任通政司副使的王昶与他有同年之谊，也受到了邀请。此次雅集，朱、王二人均有诗传世。朱筠强作了五古一百句，然不及王昶颇具思致的小作《邀同竹君编修陶然亭小集》来得洒脱，诗前半段云“趁暇呼朋熟，寻幽得地高。亭虚遥对堞，水涸细通濠。路隘才容骑，车低略似舠。回塘穿虇薍，枯树听虭蟧。绀宇凌千尺，苍岚映四遭。披襟凉更爽，掺袂喜斯陶。洵美南都彦，均推北地豪（谓朱筠）。”此诗虽短，然精彩地记录了此次“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盛会。王昶的儿子王肇嘉还曾用隶书将此诗刻勒入石，现复嵌于陶然亭北面的石壁上。后来，石刻被毁成两截，半段残碑保留于公园管理处后院，另半段竟不知所终。

于这群高知而言，此次学术盛宴最有意义的是切磋经术。他们月旦诗赋、品鉴书画，高谈许慎、郑玄，辩论六经群说；他们也追慕前贤，致以敬意，并将道艺的希望寄托于践席的六位后学。后来，这群“谭艺道古”的人亦多大有建树，钱大昕的侄子钱坫成为了著名的经学家、书法家，胡量精通医术，擅长诗画，而“毗陵七子”之一徐书受也成为了画菊的一代大师。

“江亭雅集”寄寓家国之思

道光年间陶然亭“春禊”“消夏”成惯例

道光年间（1821-1850），清朝广渠通逵，交通更为便利，陶然亭也再次见证了京师名流几场重要的雅集，甚至形成了人员相对稳固、长达十年（1828-1838）的“江亭雅集圈”。这个圈子以翰林院编修徐宝善和经世大臣黄爵滋为中心，围绕着他们的有梅曾亮、管同、潘德舆、龚自珍、魏源、汤鹏、马沅等开眼看世界的文人。此时，他们相聚不再以学问为高，雅集重心已从台阁走向塞漠，从学术移至游艺，诚可谓“亡国之音哀以思”。

道光十三年（1832年）重阳，黄爵滋、徐宝善依旧例在江亭主持了一次雅集。清廷积弊，内忧外患至此朝空前严重，值此多事之秋，这群封疆大吏的忧患情绪弥漫着此次整个宴会。这次雅集，黄爵滋有诗云“乱云易障西山日，尊酒难消北海愁”（《癸巳重九日招诸君饮江亭作》），徐宝善则是更激烈地批判道“商王挞伐岂不武，花门种类犹羊豺。沙陲尺寸祖宗地，谁敢剏议捐珠厓”（《秋日树斋招集秋日放歌》）。面对如东南烟水的江亭秋色，名臣文人们的家国情怀却更为激烈了。

更多时候，他们的雅集在春夏举行，谓之“春禊”或“消夏”。道光十四年（1834）五月初一，仍是徐、黄二人主持了江亭雅集。黄香铁的诗题记载（见《读白华草堂诗二集》卷十），此次赴宴共十三人，有当时著名的金石学家刘师陆、桐城文派领袖梅曾亮，孝廉艾畅等达官。据梅曾亮《江亭消夏记》记载，此次宴会众人酒兴渐高，便射覆行起酒令来：“当令者取尊爼间物载经典者，隐一字为鹄，而出其上下字为媒，因媒以中鹄者，不饮，然所出字皆与鹄绵褫判散，不可胶附，又出他字相佐辅缀，其鹄者愈专，而媒愈幻，务以枝人心，使不使寻逐以为快”。这大概是射覆中最普通的“正格”，隐藏了中间一字，该字须取经典中记载过的席间物什，作为谜底。谜面则是经典中与该字相联的上下一字，也可以是多个字，而且这些字要求与谜底的关系越远越好。比如，上家出令为“女”与“瑟”，若下家未能以“琴”字相射（用《诗经》中“窈窕淑女，琴瑟友之”），便须罚酒一杯。

可见，若非熟谙经籍，此游戏定难以为继，而此时的文坛名流们已穷于应付这种高难度的游戏了，他们“忽然得之，欢愕相半，每一覆而罚饮者十数人”。或许，他们雅集的乐趣并不在于游戏中拔得头筹，而是在家国患难之时求得一醉陶然的解脱。宴后，高起鹏《江亭消夏图》正绘就了他们“怡然自得”的神态，众人“皆面山左”，倚在倒摄西山的亭轩之下相顾笑语。

而修禊之事尤则道光十六年（1836）为全盛，六主各延七宾，凡四十八人，真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黄爵滋还曾专门写了一封《江亭展禊启》遍寄名公，故此次江亭展禊之事亦得广泛传扬。此后，江亭雅集之事极盛而衰，道光十八年（1838年）徐宝善的过世更直接解散了这个圈子。后人对此荒亭乱苇，也只不过清谈旧事，徒增叹然。至民国，空亭荒烟，旧事如风消散得毫无踪影，难怪郁达夫会说，每到秋来，就会想起陶然亭的芦花了。

（原标题：菊黄家酝熟 一醉一陶然：陶然亭与京城文人雅集）

来源：北京晚报

编辑：TF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