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瑶

拉斐尔《雅典学院》

就此现实，政治学者包刚升在他的新书《民主的逻辑》中提到“民主信心指数”的概念，认为这个问题并非属于一时一地，而要放在长时间的历史进程中去看待，民主化始终在波折中前进。这部作品可以说是一部关于“民主”的经验史，包刚升在书中梳理了民主政体从古希腊罗马起源而来、屡经转变的过程，回顾了历史上历次民主论战，讨论了民主政体的兴衰原因和绩效问题，并对人类未来民主前景给予展望。这对启发我们理解当下环境有所裨益，也有助于重拾人类对民主社会的信心。

《民主的逻辑》包刚升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政治学是“最高学科”

书乡：您之前出过一本《政治学通识》，网上评价说是“最好的政治学入门读物”，但是政治学对多数人来说还是非常陌生，可否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政治学主要是做什么的，处理和关注哪些问题？

包刚升：这是很多人都会关心的问题。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方说我们在一个组织、企业里，想把企业管理好，就得有些基本的规则，要研究企业的业务、人、产权结构、治理结构，然后考虑建立一套什么样的管理办法，一方面能够明确大的方向战略，另一方面又把大家的积极性能够调动起来。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政治共同体也是如此。我把政治学学科视为解决一个政治共同体或者一个社会所面临的基本问题的方法，它关心的根本问题是公共领域的问题。

从政治学的自然演进过程来看，政治学有两个基本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要构建国家，第二个问题是要制约国家，为国家建立一套规则。或者说第一个问题是权力如何管理社会，第二个问题是社会如何反过来控制权力，能够让权力和社会国家关系的运作达到一个平衡。

政治学是非常重要的，许多其他学科要发挥作用，还是要依赖于这套基本的社会秩序。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把政治学称为所有学科中的最高学科，他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这么说应该是有说服力的。

书乡：除了这些国家宏观层面，对我们普通人来说，了解政治学对我们理解现实、理解我们身处这个世界，有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或帮助？

包刚升：这个世界上的大量现象如果追根溯源的话，都可以找到它的政治根源。举个例子，我的本科在北大经济学院就读，所以我有很多工商界企业界金融界的朋友，他们在今年之前很多人是不太关心政治的，今年突然变得都关心起来，为什么呢？最主要的一个推动因素是国家之间的贸易战，他们发现中美贸易战可能关系到自己行业的兴衰。经营的外部环境中，最重要的变量就是政治。

一个人从生到死都离不开政治，从出生到上学，到就业、收入。我们出生之前要去办个出生证，这个就跟政治有关。比如，为什么英国出生的小孩，如果父母不是英国人就不能上英国户口，而美国出生的人不管父母是不是美国的，都能上美国户口？这里面就是政治，是不同的国家政策所导致的。但现在美国有可能会收紧移民，这条以后会不会改？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说，一个良善的政治是一个良善社会的条件，而从大概率上来说，我们普通人想过一种比较良善、幸福的生活，很大程度上也受这个背景影响。

跳出兴亡周期的规律

书乡：在这本《民主的逻辑》之前，您曾出了一本《民主崩溃的政治学》，评价也很高。那本书里您主要关注民主政体崩溃的机制问题，而《民主的逻辑》里，您更多去考察民主建构和发展的历程。您是如何将民主议题作为主要研究方向的？两本书之间内在有什么联系？

包刚升：我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应该说由来已久，恐怕有20年以上的时间。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过去三四十年取得了很多成就，现在也面临很多挑战，因此我就比较早地关注一个问题：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建构？往低了说，它应该有安全、有秩序、有法律规则，往高了说，应该有自由。或者可以再说远一点，我们很多人知道当年毛泽东在窑洞里和民主人士黄炎培的一个对话，就是如何跳出“兴亡周期律”，唯有靠民主。他们当时就有这样的认知。

前一本书是一个纯研究型的专著，回答的是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就是为什么有些民主国家在运转了一些年后失败了。而《民主的逻辑》介于专著和通识读本之间，用大概20多万字的篇幅，面对一个不是政治学的专业人士或者入门者，把民主的经验说清楚。我是70后一代，我们上一代学者更多关注理念层面，如民主好不好、民主和其他基本价值的关系、民主的利弊等等。但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学者应该更多研究民主的经验：民主为什么成功，为什么失败，为什么能运转得好，为什么运转不好？所以我把这本书称之为国内第一部经验通史，非专业人士所关心的几乎所有的问题，大概在这本书里都能找到，包括民主理念的阐释、和各种价值的关系、民主2000多年的历史及其如何走向世界、民主兴衰原因论、民主的绩效和民主未来的展望等——大体上说，政治很重要，而现代政治无非是关于民主和非民主以及什么样的民主。

书乡：您在序言里提到，从整体全局观念来讨论和理解民主化问题，已经成为一种现实需要。这些年国际局势有很大的变化，无论是特朗普新政还是欧洲难民问题，让人们对民主的信心可能有一些回落，如何在历史潮流中看待这种回落？

包刚升：我无意中发明了一个词，叫民主信心指数，我们今天处在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好像有点信心不足，但是上世纪90年代又信心高涨，超级乐观。再往前20年到70年代，那个时候也是信心不足，国际上有很多政变军政府。那么再往前20年，50年代初，盟军在“二战”中刚刚胜利，全球民主力量扩张。你会发现大概每20年到25年，是个民主信心的周期，有这样的波动趋势。

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今天可能又是处在一个相对比较低潮的时期。人在判断事情的时候，往往比较容易短视的，容易用自己的生命长度和经验来考察非常宏大的主题，今天西方这一代学者和政治家，受了所谓“风平浪静70年”的超长和平时期的影响，也影响到他们对政治的观察。我们要超过超越此时此刻，来考察历史的变迁。

但民主能不能在未来有好的进展还取决于很多条件，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就是政治家的作用。现在各种国际关系，都会深刻影响到未来十年二十年的整个人类的政治。未来十年是否比现在更好，很难说，重要的还是政治人物的思考和决策，他们的决定将在更大程度上影响人类的命运。

书乡：民主制度一个比较核心的层面是精英和大众的问题，这个问题的争论自来不绝。您觉得好的民主政体应该怎么处理二者的关系？

包刚升：孙中山讲，所谓“主权在民，治权在贤”，主权在人民，但实际治理国家一定是由社会当中的贤良精英。这基本符合今天西方的情况。西方现在偏于保守，偏于精英，偏代民主制而不是直接民主，以此在精英和大众之间达成一种平衡。大众当然也要掌握主权，但实际的治理又涉及一个技术问题，统治是一种专门的技术。

如果一个社会贫富悬殊，精英和大众的分裂特别严重，阶级冲突就特别大。这时当精英掌握权力的时候，下面的人就会质疑他们到底是为了共同体还是为了自己。美国当年建立共和政体为什么相对比较容易，一个重要的条件是很多平民都是自耕农，生活相对比较优越，没有很多再分配的诉求。在这种条件下，大众和精英相对好妥协。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有一个良善、高水准的精英阶层非常重要。这个阶层担负的不是说要给家庭挣多少钱，而是能不能担负起国家和社会的职责，这非常困难。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1942年写了一本书《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民主》，也专门讨论说，一个民主政治运作有几个重要条件，其中一个，就是这个国家要有一个比较靠谱的政治阶层。

书乡：根据书中统计的数据，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其民主程度一般会比较高，这种关系是怎么形成的？

包刚升：民主的现代化理论认为，如果一个社会的现代化程度越高，就越容易成民主国家。中间的机制很复杂，有人把它视为一个黑箱，但呈现出的现象就是如此。有人说是因为教育，经济发展往往带来教育的提升，教育提升意味着民智的开放，权利意识的增强。有的说，经济发展往往意味着这个社会有比较充分发达的市场，有非常多元的工商业组织，构成一种多元的社会利益。还有人说，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全球化。听上去好像都有道理，但这个不是像医学领域化学试剂的药物那么精准，但是我们普遍会发现这里有很多这个机制在共同起作用。

未来的挑战

书乡：现在全球贫富差距拉大，从全球范围内看政治民主的前景怎么样？

包刚升：从政治运作的角度来讲，贫富差距意味着选民的政治分歧会增加，一部分人更难过上好的生活，他们自然希望在政治上改善，能够过上好的生活。随着全球化，资本在全球寻找资源配置机会，把工厂放在中国或东南亚，在这个过程当中，高管阶层的收入没有受影响，反而可能还提高了，但工厂转移出去后，劳动力收入没有跟着转移，普通劳动者的就业机会被压缩，差距就更大。对西方国家来说，只要全球化还处在这个阶段，这个压力没有完全释放，就不排除国内的分歧还会上升。所以民主并不是说是建立了一套制度就会完美，毫无障碍，还会遇到各种挑战。

书乡：有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特朗普上台之后采取的一系列保守主义的政策措施。您怎么去界定和评价这些措施？它们还是在民主的框架里，还是说只是一个暂时的回潮的策略？

包刚升：对于全球化和美国国内社会的一些问题，特朗普基本上实行的是一个更加现实主义、保守主义的路线，其反面是自由贸易全球化，即更注重平等和文化多元主义。

我在2016年的文章当中，就曾预测西方国家会往保守主义方向转型，那个时候英国还没有脱欧。从英国脱欧到特朗普当选到德国新选择党的崛起，基本上都印证这一点。这里面涉及的就是我书里讲的西方社会面临三个问题中的两个：全球化带来的国内贫富差距和就业流失以及更重要的宗教族群多样性。所以特朗普等一定会采取这样的政策。比起特朗普本人，我们更应该关注他的政纲，他的政纲印证了美国社会和他的长期变化，据此做出了政治上的反应。至于说有人担心特朗普会不会破坏美国民主，这个距离还很远，但如果这些问题不断暴露，有没有可能会出现更大的问题，只能说还要往后观察。

（原标题：今日的西方世界，民主信心还足吗？）

来源：北京晚报

编辑：TF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