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得主李洱：写作观点前卫，讲课“非主流”

他瞟了一眼，把纸还给我，说：“还是写散文吧。”

作者：眉豆

李洱白继开摄

知道李洱老师的小说《应物兄》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作为他的学生，自然倍感骄傲与自豪。曾听人说他是被严重低估的当代作家，如今实至名归，也算是令人欣慰的事。

李洱原名李荣飞，是我大学时期的写作课老师。有次到他办公室交作业，他正和教哲学的曹老师谈着什么。

曹老师和李老师一样，都是刚分到学校的大学毕业生。他们在一起经常谈格非。

曹老师指指办公桌上的一张纸条，说：“看你李老师起的笔名怎么样？”

屋内光线有点暗，我凑过去，见上面写着三个字：“李三耳”。有些不解，“三耳”什么意思？聂耳是音乐家，多一只耳朵是有用的。

听我读“三耳”，曹老师揶揄地笑了。我疑惑地看看他，又看看李老师。还好，李老师面色平静，读不出什么表情。

这笔迹很熟悉，娟秀、温润，是李老师写的。

曹老师解释道：“读‘洱’。那是‘三点水’，不是‘三’。”

我有些窘迫，下意识地辩解：“‘三点水’离‘耳’太远了。”

给我们上写作课的有两位老师，李老师上第二学期，第一学期是个不苟言笑、一副学究模样的老头。

学究老师每次上课，总是端个结有厚厚茶垢的大瓷缸，胳肢窝夹着讲义，慢悠悠地登上讲台。他的课，总是一板一眼地照本宣科，乏味至极。印象最深的是他比喻街上穿健美裤的女人的腿“就像灌得过分饱满的火腿肠”。

李老师上课很沉稳，不徐不疾，侃侃而谈，几乎不看教案。他讲话轻松幽默，经常让学生会心一笑。他的课不用点名，教室里总是坐满了人，除本班学生，也有其他班级和外校学生。对同学们关心的考试问题，他微微一笑，好心安慰：这个完全不用担心。

写作课没有教材，讲课内容老师自己来定。李老师解析的文学作品多是“非主流”，基本上没听说过，同学们感觉很新奇。以前上语文课，一些文学名著，被字词句肢解得支离破碎，失去阅读的兴趣，甚至心生厌恶。经李老师解析的文学作品，感觉既深奥又神秘，产生极大的阅读兴趣。但，当迫不及待地从书店买来，正襟危坐，小心翼翼地打开，像信徒一样虔诚地捧读时，该看不懂的，还是看不懂。但它们不会轻易被忘记，以后有机会，还会再慢慢品读、细细体会，一点点地试着理解。但自己阅读时，却怎么也感受不到他讲的那种神妙。

李老师被誉为先锋派作家，自然写作观点也很前卫。他说他写作，是先有观点，然后再用故事情节体现。他的作品，也无所谓前后顺序，从中任意抽取一个章节，都可以阅读。

后来听说李老师的新作出版，买回来捧读，翻了两三页，眼睛开始恍惚迷离。翻看后面的章节，效果更差。只怪自己缺乏定力。

李老师对写诗也有独到见解。那时正流行朦胧诗，他调侃说，所谓朦胧诗，就是一般人看不懂的诗，人人都看得懂，就不叫朦胧诗了。一位著名的朦胧诗人介绍写作经验：从字典中任意选择三十个词，把它们分别写在小纸片上，打乱，再从中随意抽取几个词，一行行排列，就成了最好的朦胧诗。

一次课间，我鼓足勇气、小心翼翼把自认为写得还不错的一首小诗递给李老师看。他瞟了一眼，把纸还给我，说：“还是写散文吧。”

也许是我写得太直白、不够朦胧吧。

不知道是李老师看得透彻，还是散文确实符合我的表达方式，最终我还是走向了散文这条路。

时间没有厚度，不是一天天地累加，而是越过越薄。时间如白驹过隙，瞬间即一生。

今年4月的一天，我去中国现代文学馆听课。课后，低头走在樱花盛开的花园小径上，感觉侧面远远走来两个人，也没在意。走过小径交叉口，突然觉得有个身影比较熟悉，转身再看，果然是李老师！

三十年后，他除了面部多了些细细的皱纹，头发有点稀疏，其他没有大变化，依旧微笑少语。

李老师让我跟他们一起去食堂吃饭。他的同事很好奇，相隔三十年怎么还能认出来，又问李老师变化大不大、我那时是什么样。李老师正翻看我的散文集，里面有张大学时期的照片，他递给同事：“喏，这就是那时的她。”

仿佛重新回到学生时代。从食堂出来，在去鲁院办公楼前的那条路上，李老师边走边看那篇写大学生活的文章。我忐忑不安地看着他的表情，像交了卷的学生等着老师的评判，忍不住急切地问：“怎么样？写得怎么样？”

他抬起头，欲言又止、若有所思，然后说：“没仔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