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遏制未成年人犯罪，只有降低责任年龄一个选择吗？

确实，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是当前社会的治理难题，而“高危未成年人”更是极易走向犯罪的一个特殊群体——“如果能提前预防，在犯罪的临界点将孩子们拉回正轨，就能大幅降低今后犯罪的可能。”海淀检察院第七检察部检察官莫非说，这就是海淀检察院推出“临界预防”机制的初衷。

检察官莫非向观护未成年人赠书  海淀检察院供图

案例1

迷失“小弟”开始悔悟

一起发生在校园周边的寻衅滋事案件中，一个叫杨震（化名）的少年，引起了莫非的注意。

杨震是该案的证人之一，也是被告人的一名“小弟”。“我十几岁开始跟着他混，在学校周围劫钱……觉得很威风……”杨震的证言虽然证实了“大哥”的罪行，但言辞间透露出对“大哥”的崇拜。莫非还注意到，杨震的行为其实已经构成了犯罪，只是因为年纪比较小，免于追究刑事责任，如果放任不管，他也许会继续沉迷歧途，甚至有一天成为新的“大哥”，犯下更严重的罪行。

莫非决定对杨震进行“临界观护”。

见面后，莫非了解到，杨震从小出生在北京，但务工的父母并没有太多精力照顾他，初中便辍学和一些“社会人”混到了一起。

在杨震同意后，根据其实际情况，海淀检察院对他做出了临界预防的决定，考察期为6个月。

针对这组成员都是男孩及各自经历的特点，受委托观护的司法社工将第一期预防项目定为“打篮球”。专业的篮球教练，指导着杨震他们。杨震学习能力很强，几次专业指导后，他就成了队里的“神射手”。

在几期帮教活动之后，司法社工升级了“篮球课”——“希望你们去教教其他孩子。”

杨震一行人来到了太阳村——这里住着的都是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

“慢慢抬高双手，感受篮球弹起来的节奏……”杨震认真教着小朋友们拍球。太阳村的活动后，杨震说，如果自己今后有能力，一定会尽量帮助这些孩子，假如有一天自己有了孩子，也绝对不会让他来到这里。

在观护期间，杨震已经很少和之前有不良行为的朋友联系，甚至他还把一些朋友带入了观护小组。

“学习打篮球之后，我觉得自己特别像漫画《灌篮高手》里的三井寿，虽然迷失过自己，但现在很坚定：我想做一个好人。”最后一次活动，杨震带病参加，痛快地和朋友们打了一场篮球。莫非也来到现场为大家打气助威。

“没想到6个月这么短暂。如果需要，我希望今后能当一名志愿者，时常回来和大家见面。”最后，杨震对莫非深深鞠了一躬，“这半年时光，是您送给我最好的16岁礼物。”

案例2

不良少女变身“小棉袄”

年轻的于晓涵，已经从事司法社工工作两年了，每次接到海淀检察院的“临界观护”委托，她都感到责任重大——“我的工作只能陪着他们两三个月，最多6个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我必须尽全力付出真心，争取把他们变好一些。”

吴璇（化名）本应该是一个迎来花季的少女，可她坐在众人之间，显得那样枯萎、憔悴，她是这批观护成员中惟一的女孩子——吴璇本人没有违法犯罪行为，只是因为男朋友涉毒犯罪，检察官认为对她影响不好，希望通过临界观护，帮助她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大家都有什么爱好啊？”于晓涵把这批观护小组的成员聚到一起，了解到不少人是“running man”（韩国综艺）的“粉丝”，决定第一次团体活动就是“撕名牌”（running man标志性游戏）。

“加油，你可是这个队里的ACE（王牌）呀！”比赛开始之前，于晓涵拍着吴璇肩膀。

游戏开始，吴璇渐渐变得认真起来。从竞争力上看，于晓涵看出，吴璇是个要强的人，这种人只要好好指导，肯定不会放弃自己。

通过几次游戏，成员们也都相熟起来，大家也随着于晓涵管吴璇叫“ACE（王牌）”。

接下来，小组成员开始了城市历奇活动——分几次徒步走完三环，途中，每个人要和路人合照，收集笑脸。

没想到，吴璇接连几次被拒绝。

“ACE（王牌），别灰心，这次我陪你去。”吴璇在小组里的新朋友，拉着她找到了两名正在车站指挥交通的志愿者，说明情况后，两名志愿者爽快地答应了。有了信心和经验后，吴璇终于独立完成了任务。

令于晓涵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在一次徒步过程中，吴璇看到了一位老人拿着放大镜，看着一本北京公交的小册子，样子很踌躇。

吴璇上前询问老人是否需要帮助，但这老人却不理不睬，反而躲开了她。她没有放弃，找到附近的保安员询问，终于弄明白：爷爷不仅视力不好，还是一名聋哑人。她拿出纸笔，写下：爷爷，您要去哪？我用手机帮您查。

在吴璇的帮助下，老人顺利上了公交车——车上的老人和站台的少女，彼此挥手告别。

吴璇是单亲家庭，母亲一个人拉扯孩子长大，但由于文化水平不高，又忙于挣钱养家，对吴璇缺乏教育，才致使母女关系冷淡，吴璇也变得自暴自弃，开始结交不良群体。

于晓涵不断和吴璇的妈妈交流：阿姨，要多鼓励女儿，最简单的就是女儿朋友圈发了什么，您给她点个赞，能让她知道您关心着她。另一方面，于晓涵也逐渐让吴璇明白了母亲的生活不易。

三个月观护期结束后，吴璇焕然一新，而且和妈妈的感情也变得亲密起来。

“以前就想往外面跑，现在，特别爱在家陪着我。”说着女儿的改变，母亲眼泪也落了下来……

实践

探索建立临界预防制度

海淀检察院在办案中发现，不少构成犯罪的未成年人，在犯罪之前已有过多次的违法劣迹行为，但因为年龄、情节较轻等原因被“一放了之”，没有经过任何实质性矫正帮教，导致重蹈覆辙。

在“一放了之”和“刑罚处罚”之间，海淀检察院率先在本市探索建立未成年人临界预防制度，将三类未成年人纳入预防群体：具有严重不良行为、轻微违法行为、因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不够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

目前，海淀检察院也形成了一整套工作规范。检察机关首先精选经验丰富的检察官和检察官助理组成观护预防组，专门办理临界预防案件，并且构建一份“履职清单”，要求检察官在审查案件时着重审查是否存在临界预防群体，发现后作为特殊预防案件及时向观护预防组移交线索；随后，由检察官组织临界预防未成年人参加不批捕训诫会、不起诉训诫会等，发挥训诫会仪式感作用，提高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接受临界预防的意识；由司法社工介入开展后续帮教活动。另外，海淀检察院还与司法社工根据临界预防未成年人的特点，共同设计了多种主题活动，如敬畏法律主题活动；向被害人说对不起活动等。

莫非介绍，通过临界观护，大部分未成年人法律意识显著提高，摆脱了原来的不良群体，对未来有了更多的期待感，对社会、他人也增加了责任心。不过目前“临界观护”尚无法律依据，不具有强制性，很多未成年人甚至家长抗拒参加帮教活动。

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都在修订中，检察官呼吁能够立法明确临界观护、分级处遇等概念，并增强法律可操作性，对罪错未成年人施行相应的教育、惩罚措施。同时，社会力量应该积极参与到临界预防工作中。

未成年人家长应该正视孩子的问题，不要放弃、溺爱孩子，应该积极配合检察机关的帮教活动，一起帮助孩子变好，走回正途。

建议

立法适当降低刑责年龄

“我特别赞同检察机关的做法。”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刘铭认为，在目前法律制度下，海淀检察院的做法是非常有益的尝试，改变了“一放了之”和“定罪量刑”二选一的僵化思维，对于挽救“高危未成年人”有着积极意义。同时，刘铭认为，法律仅仅加入“临界观护”制度，仍嫌不够。

刘铭指出，目前法律规定的未成年人罪与非罪完全依据年龄“一刀切”，已经不符合现实。可以说，现在未成年人的身心与以往有了很大不同，这也是犯罪低龄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年龄不应该再成为逃脱罪责的借口。他建议，应该立法适当降低刑责年龄，或者多因素考虑分级预防惩戒，如涉案未成年人行为规范、违法次数等。另外，对不同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实施区别性处罚，丰富法律上的惩罚手段，避免总是“二选一”的尴尬。

来源：北京晚报 记者 高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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