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赵雅娇

《晚清上海片影》

夏晓虹

北京大学出版社

长期从事近代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夏晓虹老师比我走得更远也更深，她回到的是晚清上海的现场。晚清上海成为她的关注对象，几乎可以说是必然。自1842年开埠以后，有“十里洋场”之称的上海租界，“在以其殖民地形态成为中国耻辱的标记的同时，也因快速崛起的畸形繁荣为世人瞩目，从而理所当然地具有了中国早期现代化桥头堡的历史地位”。晚清上海，成为近代史研究绕不过去的一环。

夏晓虹长期生活在北京，上海对于她和大多数读者而言都稍有陌生；而由于时间的流逝，即使能在如今的上海找到历史的痕迹，晚清上海对于我们而言同样也不免陌生。空间和时间把我们推远了，想要重回当时的历史现场并非易事。

作者选择了传统而有效的“格物致知”的方式。一幅幅翻阅《点石斋画报》的绘图让她能够较为形象地看到当时的场景，几乎穷尽式地遍览《申报》记者的报道，又补足了画面难以囊括的细节，辅之以各个具体时间段的上海旅游指南，她得以描绘过山车雏形“飞龙岛自行车”的一时兴起，重现车利尼马戏班的备受热捧，勾勒文明结婚新礼式的变迁。在重现晚清上海市民生活空间的基础上，她又通过查阅各种其他报刊、书信、著述、歌集、绘本，爬梳秋瑾祖父遗闻，追踪身在海外的黄遵宪与沪上文人间的联结，钩沉吴趼人与梁启超的关系，由此将触角延伸到晚清上海知识分子的人文空间。

通过翻阅大量的史料，作者撷取不同文本中关于同一事物的描述，相互勾连佐证，以类似于拼图的方式，辨认打捞被时间尘沙掩盖的每一细节，进而重构起那个遥远而陌生的社会场景。不过，这种各篇分散的话题，同样也如一片片拼图，只能钩稽与呈现出晚清上海的片断影像。作者将书名由起初拟想的“晚清上海的文化空间”更名为“晚清上海片影”，正是着眼于此。

资料的准备并不轻松，但作者并无意把这种辛苦带到写作中来。既是从各类有趣的角度展示与演绎作者所理解的晚清上海，行文的轻松散漫成为夏晓虹的自觉选择。也正因为如此，这本书成为了大众皆可阅读的文化读物，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返回历史现场的便捷通道。同时，这种时而出入今昔的漫话方式，也给与了作者表达自我观点的方便。

既然是作为“中国早期现代化桥头堡”进入作者的研究视野，上海的“新”和“变”自然是作者论述的重点。每年固定举行的跑马赛事、全国独此一家的意大利马戏团表演、上海道台蔡钧举办的交谊舞会，都是晚清上海“西洋景”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作者敏锐地意识到，人“以上海为天堂”，多是因为这里是可以猎奇尝新的游乐首选地，而非看到了其中隐含着的现代化元素。比如，简易版过山车进入上海后，国人常常不入场而安于观望，大概还是因为不解其中的科学原理而心生疑虑；而救火工具西方水龙的备受关注竟然与灭火毫无关系，而是仰仗于每年夏秋间举行的“水龙会”——一种以水龙为主角，辅之以彩灯和焰火的狂欢活动。这种忽视或是倒置，正好显示出西方文化与科技进入中国的别样途径。但即使如此，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的西方文化，正是经由上海一隅，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为一般社会所认知与接受。

作为晚清上海的特色之一，当时大量外国人涌入上海及其周边，他们也纷纷加入到描绘上海的行列中，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记录流布。复旦大学王启元博士讲：“此类记载体现出来的异域视角和好奇心，是本土记载所少见的。”在这样的视角之下，近代上海所凸显的，是洋风洋俗表象之下依然保留着明清江南的本土特色。

比如，同为记述静安寺。20世纪初，英国人葛骆写下《环沪漫记》。他曾游逛静安寺附近的集市，木制品、竹制品等传统货物仍是主流，小吃多是油条、煎饼、粢饭团等，有着鲜明的江南本地特色。倒是算命先生与时俱进，用西洋镜和留声机招徕顾客。但“算命先生”本身，就是某种传统而神秘的乡土文化的表征。

作为本土文人的代表，葛元煦“思此邦自互市以来，繁华景象日盛一日”，在1880年代写下上海第一部导游类著作《沪游杂记》。夏晓虹摘引了其中关于静安寺的描述。当时，新式交通工具马车的出现唤醒了静安寺的复兴，“地本僻静，互市后马车盛行，游人始驻足焉。”十年之后，清代文学家袁枚之孙袁祖志修订《沪游杂记》时说，静安寺此时已是游人如织，市集上的物品也从单一的“农具”变为“百货”，这里因偏僻而冷清的历史彻底改写。

在本土文人的沪游指南中，我们目睹着上海这座新兴都市的日新月异、欣欣向荣，但夏晓虹提示我们，总有些事实甚至是基本状况被遮蔽或视而不见。这时，也许就需要一些“他者”的视角，他们同样会提供一个城市成长史中大量丰富且难得的细节。在本土笔墨与外来视角的充分互证下，我们能够收集到的拼图板块也会越来越多，那个略显遥远却又让人心动的晚清上海，面貌会更加生动和清晰。

（原标题：拼图中的晚清上海）

来源 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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