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楠

1948年中国首次设立院士制度时，梁家的两个儿子思成、思永同时当选，思礼则于1987年、1993年分别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甚至，他的弟弟梁启勋、梁启雄和侄子梁廷灿在其引导和指点下也成为了卓有建树的专家、学者。

梁启超与子女思忠、思庄合影

想要了解梁启超的家庭教育之道，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新书《我们今天怎样做父亲：梁启超谈家庭教育》或许可以提供一份比较全面的材料。它收录了梁启超论家庭教育方面的文献，共130余篇，由“给孩子们的书信”“身世、家世与亲人”“家庭讲学、教育文稿”三部分构成，文献选自《梁启超家书》《南长街54号梁氏函札》《饮冰室合集》《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等，编者亦对所选文献做了整理与评注，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梁启超在家庭教育上倾注的心血。

实现满门俊秀与仅完成自身追求相比，自然是更难的。家庭是人类最后的堡垒，但同时也是天下最难处理的关系。同济大学教授张文江在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邓秉元对谈时表示，家庭教育有上中下“三策”：下策是注重知识技能的学习，这也是现代家庭教育最常见的方式；中策是以身作则，即古人说的身教重于言教，家长做儿女的表率，侧重于德育；上策是提升家庭的天花板，最好还能开一扇天窗，引领子女走上一条精神的超越之路。梁启超在家庭教育方面，有意识地走了上策之路，所谓“九子皆才俊”的根本在精神层面，这也促成了后代各自在知识技能方面成为了专门人才。

梁启超写给长女思顺的家书手迹

情感热烈的父亲

即使忽略梁启超的教育内容和方式，从他寄给孩子们的“超大量书信”中，首先能感受到的是他对子女毫不掩饰的关心与爱。

他写给居住在各地的儿女的信仅目前所见就有400多封，写信的频率经常是前信刚发出，就开始写下一封。信中除了嘘寒问暖以外，他还不厌其详地与儿女们谈论自己的近况、经历的大小事情、自己的所思所感，如同亲密朋友之间的谈心，甚至还不时夹杂着诙谐的玩笑。

所有书信中，梁启超写给大女儿梁思顺的书信最多，他爱称其为“宝贝思顺”、“大宝贝”，称次女梁思庄为“小宝贝”——与之对照，儿子梁思成与梁思永则被戏谑地称为“不甚宝贝”，令人忍俊不禁。

1912年，结束了在日本的流亡生活后，梁启超让女儿梁思顺在日本继续完成学业，自己则归国参与国事。心中感到烦闷时，他常常给思顺写信，表示“若吾爱女在侧，当能令我忘他事”、“吾得汝书为惟一乐事”，直接表达对女儿的思念，充满了拳拳父爱。当听说思顺因想要尽快完成学业太过用功时，他又赶紧写信，告诫其绝不可因欲速以致病，直呼女儿为其命根。

有时候，梁启超也会在信中与思顺开玩笑，有一次他“抱怨”说：“忠忠、庄庄两个天天撒泼，要我带他们逛北戴河……我被他们磨不过，已经答应了……你们这些孩子们，实在难缠，一个个长大了，越发成群结党来打老子主意了，你当老姊姊的都不管管他们吗？”

作为长女，梁思顺的身份是多重的，除了父女关系，她与梁启超更互为精神上的知己。梁启超对女儿的关心直接而热烈，相较之下，他对儿子的关爱则更为深沉。1923年，梁思成因车祸住院，梁启超郑重地给他写了一封信，要他利用这段时间，在医院好好诵读经典之书，于忧患中成长。1928年，梁启超曾写信给思成，为其筹划留学回国后的职业，没想到思成回信竟不提及此事，对老父的操心不回应。由于思成已成年，不好直接去信批评，梁启超又写信给思顺，让身为长姊的思顺“责备、教导他一下”，还颇有几分失落地分析说，“根本就是（思成）来信太少”。

梁启超晚年因病住院，依然忍不住要写信给远在国外的孩子们：“你们这些孩子真是养得娇，三个礼拜不接到我的信就噘嘴了，想外面留学生两三个月不接家信不算奇怪。我进医院有三个礼拜了，再不写信，你们又不知道怎么抱怨了……”他的孩子们愿意亲近父亲，是因为梁启超首先对他们给予了关注和爱。与一部分中国传统的、内敛的“严父”形象相反，梁启超思想现代，情感热烈，擅长表达且毫不含蓄。虽然分隔各地，直接而频繁的情感交流使聚少离多的一家人紧密地凝聚在了一起。

一切皆以修身为本

作为中国近代百科全书的学者，梁启超在教育子女时对知识性学问的重视是十分自然的，他让思顺留在日本求学，不但专门为其请了几位家庭教师，学习内容遍涉西方社会学科的主要门类——其目的并非进行学术研究，而是立足于知其大意和了解大势。

他也注重发挥孩子们“传帮带”的作用，比如在1912年11月9日、10日写给思顺的信中，就特别交代了思顺要监督思成的学业，如有进步，则奖励仿宋本《四书》一部。梁启超常常寻购旧书、字画，一方面自己读赏，一方面作为给孩子们的礼物和奖励，这也是一种文化和审美的引导。

如果仅做到了重视知识性学问，梁启超的家庭教育也只不过是“学校教育的延伸”而已，从书中收录的写给子女的信件、教育文章中能够读出的是：他实际上是在借助所有叙述表达的机会，向孩子们传递自己的人生态度、理念，夯实教育的基础“修身”，处处渗透着儒家文化的气息。张文江教授表示，在近代的人物中间，梁启超会通“儒释道”三教而归宗于儒，其做人做事有其鲜明的特色，其实就是《易经》所说的自强不息——这也是梁氏家庭教育的根本。

比如，他对子女说：“我自己常常感觉要拿自己做青年人的人格模范，最少也要不愧做你们姊妹兄弟的模范。我又相信我的孩子们，个个都受我这种遗传和教训，不会因为环境的困苦或舒服而堕落的。”对人格、道德修养的重视使他认为这些乃是“做人的基础”，只有“先打定了”，才能接下来谈做学问。梁启超一生践行了自己的修身之道，做到了如是说、如是行，修身即生活即教育。

在梁启超生命的最后四五年，1925至1929年初，他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但笔耕不辍、不时演讲之外，仍主持清华研究院，出任北京图书馆、京师图书馆馆长，创办司法储才馆等。在此阶段，他将传统的修身之学与自己的经验结合，对孩子们总结出了“得做且做”主义：“你们别要以为我心境不好，我现在讲学正讲得起劲哩……我总是抱着‘有一天做一天’的主义（不是‘得过且过’，却是‘得做且做’），所以一样的活泼、愉快。”

梁启超把学术研究也当做修身的途径之一，强调学术的“薰染陶镕”之功，虽然希望子女学有所成，但极力反对填鸭式的教育方式。他曾经再三告诫思顺不要因为赶进度学习而过于劳累，星期天必须休息，多游戏、多运动。对待在国外留学的梁思成，梁启超也一度担心他“渐渐会走入孤峭冷僻一路去”，于是致信对他说希望思成能像从前一样“活泼有春气”，他就心满意足了。梁启超的家庭教育，可谓一面重视知识性学问，同时又对其可能带来的生命的损耗时刻保持警惕。若引用古来先哲的话，做学问最重优游涵泳，使自得之——这是梁启超对子女在学术研究功夫上的具体指点。

与如今不少父母极力为子女提供优裕的生活环境不同，梁启超最为重视培养子女的忧患意识，时刻教导孩子们要在忧患和挫折中成长，以此磨炼意志，砥砺人格。1916年，梁启超与蔡锷策划反对袁世凯的“护国运动”时，内心非常清楚有可能失败，从而使家庭陷入困顿。但他也认为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对思顺说：“吾家十数代清白寒素，此乃最足以自豪者，安能逐腥膻而丧吾所守耶？”他还表示，即使运动成功了自己也不再做官，以免子女易成为纨绔子弟，丧失了个人志向与自立能力。在这样的言传身教和精神指引之下，梁家的孩子们都刻苦求知，极为节俭，最后倒要梁启超劝说他们“不必太苦，反变成寒酸”。

梁启超教育孩子对待学习的态度是平和的，学无止境，故而千万不要对学习产生厌倦心理，一厌倦即退步。“至于将来能否大成，大成到怎么程度，当然还是以天才为之分限。”梁启超也充分尊重孩子的兴趣和天分，思庄留学美国，因为孩子中学习自然科学的较少，梁启超本希望女儿能学生物学，但思庄学了很长一段时间后还是不感兴趣。听闻此消息，梁启超反而写信安慰她，让她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专业，后来思庄成为了一代图书馆学家。邓秉元教授解释说，早期儒家所理解的父子关系，是一种以亲情相连接，但又有所节制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建立在子对父的身份依附基础上，而是首先保有独立的人格。没有人格的独立，谈论生命、自由，乃至人类一切美好的词汇都没有意义。“这是我们今天重温古典的家庭伦理所首先应该注意的。这一点在梁启超身上，圆满地体现出来。”

总结梁启超的家庭教育之道，若用“言传身教”“以身作则”来概括仍是不够的。他是一个深受儒家文化、修身之学浸润的现代学者，在其家庭教育中充分贯彻了这种精神的引领；也是一个最富于情感的父亲，和平等的灵魂永远进行着真挚的交流。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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