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余时间接待来访 20年接待万余人

钟晨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大三学生，今年是他在准律法援中心值班的第三年了。“我们是每天中午值班，这个时候是学校的午休时间，大家都没有课。”当天值班的钟晨嘴上介绍着，手头也不闲着，在整理着前一天的来访记录。“今天值班的是六个人，不过有些积极的同学，不是自己的值班时间也会过来帮忙。”

准律法援的接待室在学校办公楼的地下室，面积并不大，设施也比较简陋，几张吱嘎响的桌子拼起来就是接待的场地。由于空间有限，一些不常用的物品稍显凌乱地堆放在墙角。但一个上着锁的柜子却被整理得十分妥帖，一摞摞牛皮纸袋码的十分整齐。

“这是我们的案卷柜。”钟晨说，这里存放着准律法援20年来的全部接待材料和案卷。一人高的柜子装得满满当当，20年间来访的一万余名当事人的记录都在其中。每接待一位当事人，值班的学生都要详细记录下当事人所述的情况、处理方式和自己的思考。

将桌椅摆好后，不大一会儿，一起值班的其余学生也陆续来到了办公室，有些学生是刚刚下课，进门时手里还抱着厚厚的教材。

“十二点了，走吧，去门口接一下当事人。”钟晨招呼着大家来到了校门口，这里已经有七八位当事人在等待了。

“今天人不算多，最多的时候一天我们会接待十几个。”钟晨说，这些当事人有百分之七八十都是上访的人员。因为每天都要接触这些上访者，社团内部为了保护值班学生的安全，严格规定了值班时不能够将自己的个人信息和联系方式透露给当事人。对需要保持联系的当事人，只能他告诉来访者接待室的座机电话。

在校门外，学生简单了解了来访者的案情和诉求。钟晨表示，这是也他们的规定动作：“先简单问清来意，也是为了保护值班同学的安全吧，防止在值班室内出现一些情况。”

在门卫处填好接领表格后，学生们将当事人带进了接待室，一下子多了八个人，小小的接待室就显得不够用了，排在后面的当事人只好拿着凳子坐在楼道里等待。值班的同学三人一组，开始分别询问起自己当事人的情况。

现场交流提供援助 代理案件遭遇新民诉障碍

钟晨和小伙伴这天首先接待的是来自江西的吴女士，由于自己家的土地被政府征收修路却没有给补偿款，四处奔走也无人解决，于是她来到这里，希望能找到一个解决办法。

“我的要求很简单，要么政府给我看他们修路是合法的证据，要么我就要我应该拿到的补偿款。”吴女士随身带着厚厚的证据和相关的法律条文，值班的学生研究了材料后，决定帮助吴女士出具一份法律意见书。

“能够遇到这么专业的当事人其实不太容易，今天的交流感觉就挺顺畅的。”送走吴女士后，钟晨感慨道，“很多当事人对证据都没什么概念，也不会太在乎你怎么从法律上分析，他们就想要一个结果。”

旁边一组同学们却没有这么顺利，他们接待的是来自湖南的陈大爷。大爷的口音很重，而三名同学都是北方人，听着大爷的叙述一头雾水。没办法，只好临时电话求助了一位重庆的同学来充当“翻译”，交流才勉强能够进行下去。

值班的许同学表示，其实这种事儿也不算少见。“我们接待的各地当事人都有，有时候确实会听不太懂当事人的口音，不过一般都能找到同学帮忙翻译一下，不会耽误接待。”

接待完八名来访者，时间已经过去了近一个小时。送走了当事人，恢复了值班室的布置后，大家陆续离开了，钟晨却与另一个同学留在了值班室。“正好在这儿写一份执行申请书，地下室没有手机信号。”钟晨调侃道，“每次下来就基本上算是‘失联’了，没人打扰，效率会高很多。”

这份申请书申请执行的是钟晨和他的师妹代理的一个案件。去年年底这个案件已经二审胜诉，现在已经进入了执行的阶段。案件当事人是一位八十多岁高龄的老人，因为房产纠纷，老人和自己的儿子打起了官司。

“案情其实并不复杂，最终也是两审都胜诉了，接下来就准备执行了。”有意思的是，在庭审结束后钟晨偶然发现，对方的答辩意见是政法大学另一个做法律援助的社团帮忙出具的。

“他们应该是没能出庭代理，其实我们能够出庭也是费了一番周折。”钟晨说，因为在新民诉法的规定中，公民代理受到了限制，因此作为学生要想代理案件，就必须拿到当事人社区或者单位开具的证明。“现在的规定还很笼统，法院的要求也不统一，可能跑很多单位都不一定能拿到证明。”

而钟晨回忆，在公民代理没有受限的时候，准律法援代理的案件量远比现在要多，“一年能有将近20件吧，当年还有一个案件赢得了20万的国家赔偿”。

申诉获20万国家赔偿 法科生践行法治理想

在准律师协会的办公室侧墙，挂着一面锦旗，上面写着“法律援助显身手，帮俺获赔二十万”。这是张福春老人送来的一面锦旗，而接下这个案子的刘瑾萱，当时还是准律法援的“菜鸟”。

“当时刚进法援也就一年的时间吧。”刘瑾萱说，她是在值班时接待的张福春老人。但其实这个案件的当事人并不是张老，而是一位名叫刘庆喜的精神病患者。

刘庆喜早年因破坏公私财物而被拘留，在拘留所，他被违规与一名已决的死刑犯关押在一起。拘留期间，刘庆喜与这名已决犯发生了冲突，并大打出手，刘庆喜的眼睛被打成重伤，在被释放之后不久就伤重去世了。

张老是在一次外出旅游的时候得知了这一事件，在了解了事情经过后，便决定代刘家提起诉讼，向国家申请赔偿。为此，张老奔波了7年，家中关于国家赔偿的专业书籍堆起来能有3米多高，但却没能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

2011年，张老来到准律法援求助，接待他的就是刘瑾萱。“当时张老来咨询的时候，二审都已经打完了，虽然法院判决刘家胜诉，但是给的赔偿款只有几千块钱。”刘瑾萱回忆，当时她接下这个案子，是出于一种朴素的正义感。“张爷爷作为一个陌生人，都能够这样尽力地帮助受害者，那作为一个学法律的学生，我觉得我有这个责任。”于是，刘瑾萱开始搜集相关材料，并起草了申诉书。

在申诉书递交到最高人民法院后，受理案件的法官对这个案件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当时和法官谈完话后，我就相信这个案子一定没问题！”而最终，当事人和当地公安局成功调解，刘家获得了20万元的国家赔偿。

“值班过程中，我们经常会接触到这种长期没有得到解决的案件，有些案件甚至能追溯到二十年前。”刘瑾萱说，大家通常会觉得，这种陈年积案是学生能力之外的事，但如果真的去尝试了，未必不能成功。“毕竟，学生还是这个社会中最真挚、用炽热的心去帮助弱势群体的人。”

一年接待600多起 能代理的仅为个位数

但现实却依然不能乐观，学生们接触到的案件，当事人能够拿到确凿证据的是少之又少。准律师协会会长王元义表示，虽然每年平均能够接待近600起案件，但能够代理的案件年均仅为个位数。

在接待记录中，有一位甘肃的周先生，周先生的的儿子在工厂做保安时，因听从领导的指示，与同事对几名酒后滋事的人进行了殴打，导致其中一人伤重不治。而周先生称儿子并非主犯，希望能通过准律法援帮助儿子减轻刑责。

但面对周先生提出的请求，当天的值班学生这样写道：“最后，我们只好向当事人说明情况，给予精神上的安慰。”

“我们接待的上访案件居多，有很多案件是我们力所不及的。”王元义坦言，学生来做法律援助，其实能力十分有限。“比如碰到地方政府行政违法的案件，当事人手头又没有证据，即使事情真的发生了，我们作为学生组织，能做的最多也只能是帮助当事人出具一份文书，建议他们去走法律程序。”

“公益法援确实不容易，我们也会怯懦、退缩、想要逃避。”但已经毕业的法援人杨懿龙表示，虽然可能就案件本身，作为学生无力解决，“可如果你选择放弃、逃避、笑骂，那你只会让事情变得更不堪，倒不如尽最大的努力去做些推动”。

在值班室的墙上，贴着这样一句话：“今天的准律师，明天的大律师。”而从准律法援走出来的法学学生们，大多选择了法院、检察院和律师行业。

“在这里，我们在课堂上学的法治理想真的落在了地面上。”钟晨说，一年后他也将毕业离开校园，而他希望能够成为一名诉讼律师，“可能这就是法援的经历带给我的吧。”

来源：北京晚报-北晚新视觉网 记者：刘苏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