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斯普京

 
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

原著小说讲述了卫国战争最后一年发生在西伯利亚安加拉河畔的故事。当兵的丈夫安德烈因眷恋妻子、家庭及和平的乡村生活，在伤愈重返前线途中从医院逃回故乡，藏匿于离村子不远的荒山野岭，冒着随时都可能受到国家法律制裁的危险，与妻子纳斯焦娜频频相会，终于使多年不育的妻子怀了孕，时间一久便被村里人看出了破绽……最后，纳斯焦娜因被人跟踪，走投无路，怀着羞愧和绝望的复杂情感投河自尽。

这场战争的印记，以及战后的沧海桑田，也从俄苏文学及其作家命运身上体现出来。今年三月刚离世的拉斯普京，就是这种“具有一个文学时代之最后代表的象征意义”的作家，也被称为最后一位苏维埃作家。1974年，他以那部长篇小说《活下去，并且要记住》，将笔触对准那场战争后半期一位红兵逃兵与家人命运的故事，这既是对战争责任与人道主义的再次拷问，同时也提醒幸存者以及活在今天的人们思考：我们到底要记住什么。

在东西方冷战思维的影响下，一个个俄罗斯作家似乎已经被划为不同的文学的阵营。但是，他们以那场神圣战争的名义所创作的优秀杰作，仍然是人类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2015年是俄罗斯的文学年，可就在今年的3月14日，俄罗斯当今最重要的作家瓦连金-拉斯普京却溘然长逝，他停止呼吸的时刻距他的78岁生日仅相差4小时。

在美国作家詹姆斯-库柏的《最后一个莫西干人》于19世纪中期流布开来之后，“最后一个”（the last of）这个颇具眷恋意味的说法便常被用来指称某位具有终结意义的人物。恩格斯在评价荷马的文学史意义时就说荷马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个诗人；苏联作家法捷耶夫也写有一部题为《最后一个乌兑格人》的小说。如今，在拉斯普京去世之际，我们似乎也可以追思式地称他为“最后一个苏维埃作家”。

“苏维埃作家”之称谓的变迁

“苏维埃”（совет）原为一个普通的俄语单词，意即“商讨”或“会议”。俄国1905年革命期间出现的罢工组织开始以大写的“Совет”自称，而到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这一形式已演变为由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联合组成的各级决策和执行组织，“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就是当时最响亮的口号，十月革命成功后，它更成为了布尔什维克的最高权力机构。“苏联”国名中的“苏”字，以及中共根据地“苏区”中的“苏”字，均源于此。

曾几何时，“苏维埃作家”（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这一称号充满了何等的自豪和荣耀！托洛茨基将十月革命前后的作家分为三类，即革命作家、反革命作家和文学同路人，他所言的革命作家即“苏维埃作家”，是当家作主的新文人；马雅可夫斯基更是在诗中高声歌唱他的“苏联护照”。然而，到了东西方激烈冷战的时期，“苏维埃作家”（Soviet writer）在西方却成了贬义词，作为一个意识形态化的标签往往被贴在一些西方不太喜欢的俄语作家身上。苏联解体前后，俄语作家们对这个称谓避之不及，似乎被冠以“苏维埃作家”头衔的作家均将被逐出文学史，连高尔基和马雅可夫斯基都受连累，而“非苏维埃作家”的文学地位则在不断上升。近些年来，随着俄罗斯社会的“去苏联化”心理机制逐渐式微，“苏维埃的”似乎也开始演化为一个中性形容词。

高尔基曾在《苏联的文学》一文如此定义“新文学”：一是本质上不同于西方文学和旧俄罗斯文学的文学，二是包括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文学在内的全苏联的文学。如今，在高尔基所赋予的“苏维埃文学”的内容意义和地理意义之外，我们又可在这一概念上添加第三层含义，即历史意义。我们称拉斯普京为“最后一个苏维埃作家”，就是在强调拉斯普京作为一个文学时代之最后代表的象征意义。

俄苏文坛常青树

瓦连金-拉斯普京1937年生于俄国伊尔库茨克州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少时在安卡拉河畔的阿塔兰卡村度过，后入伊尔库茨克大学文史系学习，1959年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1961年发表处女作《我忘了问廖什卡》。1970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最后的期限》，标志着拉斯普京文学创作的成熟。上个世纪70--80年代是拉斯普京创作的黄金时期，他陆续写出《法语课》（1973）、《活着，并要记住》（1974）、《告别马焦拉》（1976）、《永远活着，永远爱》（1981）和《火灾》（1985）等影响广泛的小说。苏联解体后，拉斯普京的文学创作一度沉寂，转而写作了大量政论，但自上世纪90年代起，他的新作又再度接连面世，如《下葬》（1995）、《突如其来》（1997）、《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2004）和《西伯利亚，西伯利亚》（2006）等。

从创作时间上看，拉斯普京的创作贯穿俄语文学的苏维埃时期和后苏维埃时期，折射出了近50年俄语文学的发展进程。无论是在苏联时期、苏联解体前后还是当下，拉斯普京始终是俄语文学的中心人物之一。更为重要的是，无论在哪个时期，他作为一个作家的价值体系和艺术风格均保持着相对的一致性。

从创作内容上看，拉斯普京苏联时期的创作具有某种跨题材性或曰超题材性，试以《活着，并要记住》为例。这部描写西伯利亚安卡拉河畔小村阿达曼诺夫卡村普通农民生活的中篇，被视为典型的“乡村散文”；但因为男主人公之一安德烈?古西科夫是一位“逃兵”，这部作品常被归为“战争文学”；而小说作者最为关注的家庭与祖国、幸福与责任、苟生与良心等问题，则是地道的“道德题材”。“乡村散文”、“战争文学”和“道德题材”是20世纪下半期整个苏联文学最重要的三大构成，甚至可以说是整个苏联文学最重要的成就之一，而拉斯普京的《活着，并要记住》以及其他作品却能同时诉诸不同题材的文学，这体现出了一种可贵的综合性。

从作家身份上看，拉斯普京也一直被视为苏维埃文学的典型代表。在苏联时期，拉斯普京两次获国家文学奖，两次获列宁勋章，还有其他众多奖项，甚至曾任戈尔巴乔夫的总统委员会成员。在“换了人间”的当今俄国文坛，在重新排序、价值颠倒的后现代狂欢之后，苏联时期的走红作家大多风光不再，一些新的文学弄潮儿应运而生，而拉斯普京却巍然不动，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在城头变化大王旗的年代他坚守自我，不轻易变色其历史身份，这无疑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拉斯普京与“后苏联文学”

将拉斯普京称为“最后一个苏维埃作家”，这或许会遭遇一些质疑。

首先，是因为拉斯普京在苏联解体后迅速显示出的“宗教转向”。解体前的苏联是一个无神论社会，像苏联时代的大多数作家一样，拉斯普京之前的创作也未体现出过多的宗教色彩，但在苏联解体后，拉斯普京却突然成为鼓吹东正教最甚的当代俄语作家之一，他不仅将宗教意识更多地渗入其新作，而且还身体力行，创建宗教学校和宗教刊物，还在2010年担任俄国大牧首文化理事会委员。拉斯普京的宗教态度看似一种“转向”，其实却是他苏联时期创作中即已显现的强烈使命感和深刻道德感的自然延续。2013年，他与维克多?科热米亚科合作出版了《这致命的20年》一书，这大约是拉斯普京的最后一本书，是他的精神遗嘱，他在书中对苏联解体后这20余年的俄国历史痛心疾首，认为当下俄国社会的主要问题就是理想的缺失和道德的滑坡，短短20余年间，“人民”沦落为“人口”，动荡取代了往日的伟岸。拉斯普京就像一个虔诚的信徒，从一个信仰的时代突然步入一个物欲横流、尔虞我诈的社会，他在片刻的彷徨之后便开始了精神上的坚守。

其次，是拉斯普京日益凸显的民族主义立场。进入21世纪后，拉斯普京在文学作品和政论中体现出越来越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他反对西方，对进入俄罗斯远东地区谋生的中国人也颇有微词，在乌克兰事件爆发后，他曾与众多俄罗斯作家联名致信普京总统，对于普京在克里米亚采取的行动公开表示支持。苏联曾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口号，以国际主义为旗帜，这与拉斯普京的民族主义似乎格格不入，但两者之间却也有关联，即以拉斯普京为代表的一大批俄罗斯作家如今对于昔日大国苏联的怀旧和眷恋，即所谓“帝国情结”。在拉斯普京的民族立场和国家意识中，我们不难感觉到苏维埃文学范式的强大惯性。

拉斯普京与索尔仁尼琴

在索尔仁尼琴于2008年去世时，拉斯普京曾在《文学报》刊文指出：“这是一个真正强大的人物。无论在文学中还是在社会生活中，他都是俄国全部历史中最强大的人物之一。此刻，在他已经辞世的时候，我们尤其能意识到这一点。他孤身一人向一个巨大的体制发起挑战，而且还战胜了它。”而在此前的2000年，拉斯普京曾获“索尔仁尼琴奖”，当时亲自出席颁奖仪式的索尔仁尼琴曾发表长篇演说，盛赞拉斯普京的创作，但他的演说重点却放在论证后者创作的“非苏维埃属性”上，比如，他认为“乡村散文”的崛起就是对苏联文学传统话语的颠覆，是对苏联文学诸多禁忌的破除，从而通过文学实现了俄罗斯传统道德精神的“转折”和“再生”。值得注意的是，今日的俄国文学史家也得出了这样一个学术论点，即索尔仁尼琴的中篇小说《马特廖娜的家》是苏联文学中“乡村散文”的先声，包括拉斯普京在内的所有乡村散文作家实际上全都来自这篇小说。

可以说，在索尔仁尼琴“孤身一人”“发起挑战”时，拉斯普京等“苏维埃作家”的创作实际构成了某种文学内应；而当拉斯普京在后苏联时代坚守传统道德和理想时，索尔仁尼琴却成了他坚定的思想同道。两位大作家，曾身在苏联内外，最终却殊途同归。在有“俄国文学主教”之称的索尔仁尼琴去世后，热衷文学造神运动的俄国人曾一度把崇敬的目光投向拉斯普京，而在拉斯普京晚索尔仁尼琴7年后去世的今日，俄罗斯人又不知该去何处寻觅他们新的文学偶像。

当年，看到“苏联文学活的经典”拉斯普京与“抵橡树”的“牛犊”索尔仁尼琴携起手来，人们已经开始感受到一个历史时期的终结；如今，当“最后一位反苏维埃作家”索尔仁尼琴和“最后一位苏维埃作家”拉斯普京又相继离世，我们便更真切地目睹了一个文学时代逐渐远去的背影。

来源：北京晚报 刘文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