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鼎盛时期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友谊宾馆一度住着几千位外国专家，随着时局变化，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还剩下近千名外国专家在友谊宾馆生活，二十一世纪初这一数字锐减到几十人，如今，友谊宾馆里的外国专家只剩下十几位。“外国专家”这个称谓在不久的将来或许会成为历史。但外国专家们在这里留下的历史印记不会消失，他们的生活经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沧桑巨变。

1954年，友谊宾馆成立后，为了满足外国专家们的生活需要，除配备客房和餐饮设施外，友谊宾馆还建立了完整的生活配套设施：幼儿园、学校、邮局，甚至还有大剧院、俱乐部等。友谊宾馆的很多工作人员，在与外国专家的朝夕相处中，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

本文作者李蔚峰改革开放初期，进入友谊宾馆专家办工作，他见证了那一时期，外国专家们鲜为人知的生活细节：爱波斯坦百忙中为友谊宾馆校对宣传翻译文字；出生于美国的翻译家沙博理非常享受员工餐厅里的中式早餐——油饼加豆浆；魏璐诗平日里对待工作人员总是很慈祥，极少苛责，但有一次圣诞晚会放错了音乐，她收起她的“宽容”，很严厉地批评了员工；陈必娣则将不守时的领导拒之门外……

某种程度上，这些援华外国专家们的故事已经成为了新中国历史的一部分。

外国专家帮员工学英语

制图 冯晨清/takefoto

友谊宾馆成立后，不仅为外国专家提供了舒适的生活配套设施，员工们还为他们提供了细致周到的服务。作为回报，外国专家曾对友谊宾馆的员工进行语言培训和指导。

我清楚地记得，1979年，是我来友谊宾馆工作的第二年，那时对外开放的政策出台没多久，友谊宾馆开始接待到北京参加各种国际会议、展览会以及体育交流的外国客人。在为他们服务的过程中，除了对他们的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缺乏了解外，最大的困难就是语言障碍了，还因此闹了不少笑话。外国专家要去机场，司机听不懂，急得“老外”不得不张开双臂做出飞行的动作；外宾寻问厕所在哪里，服务人员听不懂，外宾摸摸自己的臀部，做出下蹲的姿势；在餐厅，当服务员将红烧甲鱼端上桌时，客人问是什么，服务员不知道甲鱼用英语怎么说，只好用五指放在桌上，做出甲鱼爬行的动作……

为了更好地服务外国专家和宾客，友谊宾馆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让员工学习外语。当时有一位叫白霞的英国专家，她每周三的晚上免费为员工教英语。她教学严谨，针对性、实效性很强，而且风趣幽默，员工们收获非常大。在服务的过程中，员工们主动与外国专家交流，练习对话。这时外国专家们总是不厌其烦地讲解、教授，宾馆员工的外语水平有了较大的进步。

除此之外，许多外国专家不计报酬，利用休息时间，帮助宾馆录制宣传片；宾馆的简介、菜单、敬告、通知等英文资料，都经过外国专家的认真校对和精心修改；为了使西式煎牛扒更适合西方人的口味，专家还亲自下厨房，做示范，手把手地教厨师做牛扒。这道菜肴至今还深受中外宾客的欢迎。另外，友谊宾馆在经营、节能、环保等方面也得到了外国专家的启发和帮助。

爱泼斯坦戒烟记

本文作者（左）与爱泼斯坦在人民大会堂

爱泼斯坦1915年4月20日出生于波兰一个犹太人家庭。1917年为逃避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随父母从日本神户移居中国哈尔滨。1931年进
入《京津泰晤士报》从事新闻工作。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爱波斯坦去了延安。1938年4月赴抗日前线，采访著名的台儿庄战役。1945年爱波斯坦去了美国，1951年接到宋庆龄的邀请信回到中国，筹办我国对外英文刊物--《中国建设》杂志。1957年加入中国籍。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爱波斯坦与中国的缘分从孩提时代就结下了，称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实至名归。1983年，由于爱波斯坦的前妻邱茉莉做手术后行动不便，外文局领导将爱老和前妻一起从外文局宿舍搬至北京友谊宾馆西南区（现颐园公寓）居住，次年邱茉莉女士因病去世。后来，爱老和后老伴儿黄浣碧一直在北京友谊宾馆居住和生活至2001年。

1985年春，作为外国专家接待办公室的翻译，我负责将友谊宾馆的简介和服务指南译成英文，为了保证翻译的准确性，我准备找一位住馆的外国专家帮助校对一下。当时我的同事建议我去找爱老帮忙。那时，爱老搬进友谊宾馆时间不长，爱老平常的工作又很忙，所以我与他的接触机会并不多。

有一天，我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我敲响了爱老的房门，爱老的夫人黄阿姨打开门热情地招呼我进屋。一进屋就看到爱老正在办公桌前伏案工作，桌子上摆满了各种资料，他一边嘴上刁着烟斗，一边翻阅着资料。

黄阿姨走过去告诉他专家办的同志有事儿要找他帮忙，这时爱老放下手中的资料，语气和蔼的问我：“有什么需要我帮忙呀？”我不好意思地向爱老说明来意，没想到他二话没说，放下手中的工作接过我递过去的翻译草稿，认真地看了起来，并不时地用铅笔修改着他认为使用不当的词语，不一会儿功夫就校对完成。

这是爱老转过头来对我说道：“总的来说你翻译的还不错，意思比较清楚，外国客人可以看懂。但是你也犯了一个中国人翻译东西的毛病，那就是喜欢使用各种形容词。适当使用形容词是应该的，但过多的使用会令外国人产生一种‘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感觉，你说对吗？”

和爱老熟悉之后，我注意到爱老总喜欢握着一只烟斗，他悠然地吸着，吐出的烟丝味道很香，我就好奇的问他为什么不抽香烟而抽烟斗呢？爱老笑着说：“抽烟斗是为了‘装成熟’”！他接着解释道：他十六岁就开始了新闻记者的生涯，那时他年纪小，而且还个子小，所以为了能让自己更像一个成熟的记者，他便选择了抽烟斗，其实是在“装成熟”而已。他还说他抽烟时并不是真的在吸烟，也不像那些“烟筒”们那样把烟大口大口地吸到肚子里，他大多数抽烟时只是把烟吸到嘴里，然后很快就吐出来。

1985年夏天，爱老作为庆祝西藏解放三十周年报道组成员再次来到西藏，同行的还有爱老的好朋友著名外科医生吴蔚然。看到爱老依然在吸烟时，吴蔚然和黄浣碧一路上劝爱老把烟戒掉，甚至危言耸听的加以“威胁”。爱老虽然嘴上说很难戒烟，但他表示愿意慢慢的把烟戒掉。到了年底，他基本上成功地把烟戒掉了。戒烟后的爱老有时也经不住诱惑，偷偷地吸上两口烟，有时熬夜赶稿件，困意袭来，他会下意识地把手伸向原来装烟斗的口袋，每当这时候夫人会为他沏上一杯浓香的咖啡端到他的桌前。后来在公众场合里，我再也没有见到那个嘴上抽着烟斗的爱老。

魏璐诗“严厉”要求圣诞舞会换外国舞曲

魏璐诗，1918年12月出生在奥地利，1955年加入中国国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原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外文局前身）英文专家，原人民画报社德语专家。

魏璐诗曾在友谊宾馆居住生活了二十多年，当我每每经过她曾居住过的那套熟悉房间时，一些有关她的记忆也一件件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她由外文局专家楼搬到友谊宾馆居住，她给我们员工留下的第一印象是非常慈祥。每天她早上出门上班时，见到值班的服务员总会微微一笑，用并不标准的中文说：“早上好！”每次当接送外国专家上下班的大轿车到达甘家口车站，她临时下车时也一定会对开车的司机师傅说一声：“谢谢你，师傅”。更让员工们难以忘怀的是，每到中国的春节，她会拿出自己心爱的巧克力送给服务员，表达她对服务员的节日祝福。

不过，魏老也有严厉的一面。我最初领教她的厉害，是在有一年宾馆为住馆外国专家举办的圣诞晚会上。那时候由于我们举办活动的经验不足，在晚会舞曲的挑选上，选的大多是中国的舞曲。那天魏璐诗在晚会的现场，当舞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她突然走到我面前厉声问道：“你知道你们在为谁办舞会吗？你们放的舞曲是给中国人跳舞用的，不是给我们外国专家的！”我当时被她的严厉吓坏了。在吸取了经验后，再举办类似的活动，我们会挑选一些外国的舞曲，很受外国专家的喜欢，晚会的气氛也与大不相同。

魏璐诗出生在奥地利，母语是德语，她对英文也很精通，所以在我们翻译各类宣传品的时候，她会帮我们校对英文，如果有错误，还会耐心向我们一一讲解错误所在。有一次她生病躺在床上，我陪同宾馆领导去看望她。在为领导做翻译的时候，我将"world"发成了"word"，虽然是个通常不会被人发觉的失误，但还是没有逃过魏老的耳朵，她当即指出我发音上的失误，并为我做示范。我前几次还是发的不准确，她就连续为我示范这个词的发音，直到准确掌握了那个词的发音为止。

爱吃油饼喝豆浆的“沙老爷子”

与沙博理在他家门前

沙博理，1915年出生于美国纽约，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法律系，1947年来到上海，1963年，经周恩来总理批准，沙博理加入了中国国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政协委员，宋庆龄基金会理事。2010年12月获“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2011年4月获“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

沙博理曾经在什刹海附近的南官房胡同居住，他周边的邻居大都是北京的老百姓。他每天上下班骑自行车穿梭在胡同之中，见到邻居的大爷大妈他都会下车主动打招呼，问寒问暖。大爷大妈们也会停下来和他拉拉家常，问这问那，一来二去，这位“老外”让邻居们感到很亲切，那里的邻居不论年龄大小都称他为“沙老爷子”。

由于负责外国专家的服务工作，和这位“沙老爷子”的交情已有十多年之久，没有觉得我是在服务于一位“大人物”。有时感到他就是生活在老北京胡同里的一位“老大爷”。他在宾馆暂住的时候，考虑到他是个“洋人”，于是早餐给他准备的是烤面包、奶酪、黄油等，可没想到他却提出要出吃油饼喝豆浆。我对他说油饼豆浆只有我们的员工餐厅才供应。他说那我就去你们的员工餐厅去吃早餐吧。于是每天早上我们的员工餐厅里就出现了一位在那里大口大口的吃着油饼喝着豆浆的“洋人”。

我的年龄和他相比几乎差了一半儿。但是在和他的交往中我几乎没有感到我俩有啥代沟，我见到他总是称呼他“沙老爷”，而他则总是叫我“小李呀”。我一段时间不见他会很想他，于是就会找机会去家中看望他，夏天的时候我会顺便给他带几听他喜欢喝的青岛纯生冰啤酒，冬天来了我则会给他买点巧克力或咖啡之类的东西。他有时会将一瓶保存多年的以色列产的白酸葡萄酒送给我，还将他用过的几只烟斗送给我留作纪念。

有时因为工作忙会有一段时间无法去看望他，而他会打电话给我，问我什么时候去看他？我会开玩笑的说，您是不是又想喝啤酒啦？别着急过几天我去看您，保证让你喝个够！此时在电话的那端则传来了他会意的笑声。我和沙老就是这样“没大没小”，保持着这种淳朴的“忘年交”。

2014年五月下旬的一天，我打电话给沙老家，想告诉他我明天去家中看望他。电话铃响了几声后，接电话的是沙老的女儿亚美。寒暄了几句，亚美告诉我沙老不小心摔了一跤。第二天按照约定的时间，我来到了沙老的住处南官房53号院。以往的沙老见我来了，总会先给我个“美式”拥抱，然后再用力地握着我的手问寒问暖。而这次见面沙老的话不多，你问一句他回答一句，脸上也少了他往日丰富而幽默的表情。看到眼前的沙老我不禁有些心酸，我不想再过多的打扰他，简单的聊了几句就想起身告别了。没想到这时沙老突然看着我问道：“小李啊，你还什么时候来看我呀？”我赶忙握着他的手回答道：“沙老，您安心养病，我中秋节前会再来看您，到时我一定给您带点好吃的！”

眼看中秋节就要到了，我一直记着和沙老的约定。我给沙老准备了红酒、咖啡，还有几样谷物食品，就等中秋节那天去他家看望他。可不巧的是中秋节当天住在宾馆的一位日本老专家突发急病，需要送医院救治，我不得已的爽约了。时间一晃就到了十月份，我还在计划着去看望沙老的时间。就在十月十九号的上午，我接到沙老女儿亚美打来的电话，她告诉我：“老爷子已于昨天上午辞世了！”我呆坐在办公桌前，看着给沙老准备的东西，突然感到无限伤感，我和他的那次爽约令我终生遗憾。

倔强老太陈必娣

为陈必娣祝贺生日

1915年出生在加拿大，7岁时随全家移居美国西部的俄勒冈州。1933年至1938年她在奥尔根大学学习，期间以交换生的身份于1936年至1937年到中国广州岭南大学学习。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陈必娣到达北平，参加了外国团体组织的伤员护理的工作。后陈必娣返美，并于1938年毕业于奥尔根大学，然后到密西根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营养系学习，认识了在这家医院胸外科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张纪正，后结为夫妻。1940年10月，陈必娣随丈夫二度来到中国，在天津安家。新中国成立后，陈必娣曾在天津河北大学教授英语。1961年，她来到外文出版社担任英语改稿工作。1963年加入了中国籍。

美国老专家陈必娣辞世（2006年5月3日）快十周年了。按照我与她五个子女的约定，每年的清明节我都会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为她扫墓。

1984年陈必娣从外文局专家楼搬到北京友谊宾馆东南区（现称雅园公寓）居住，我对她接触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多了，对她刚直性格的感受也越来越深了。

2002年的春节前，按照惯例，国管局领导会在宾馆领导的陪同下看望住馆的外国老专家们。我告诉陈必娣上午十点钟领导们会到她家中看望她。当天在看望陈必娣之前，国管局的领导突然提出要去看看宾馆正在兴建中的一个项目的进展情况，我们也只好相随。等来到陈必娣家时，比约定的时间晚了近十分钟。当我们来到她家时，她站在门口不让我们进去。我问她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屋，她没说什么，而是抬起她的手臂，用手指着她腕上的手表。我明白了是因为我们迟到了，没有按约定的时间来。看到此种情况我急得满头大汗，只好向她讲明情况，并再三表示歉意。她这才挪开了身体让我们进入了她的房间。这件事让我透彻的领教到了她的倔劲儿。

2004年随着我国政府放开了对外国人的居住限制，大部分住馆的外国专家也相继搬出了宾馆。陈必娣所居住的雅园公寓也由原来以外国专家居住为主，变为以公司办公为主的局面。这种商住两用的情况就不可避免的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比如公司的客人大都经商，来来往往的货车就会进入雅园公寓，给居住在这里的外国专家们（特别是带孩子的外国专家）带来了嘈杂的环境和不安全的因素。外国专家们都很有意见，纷纷向宾馆领导进行投诉，希望不要让车辆进入雅园公寓。作为执行部门，我们也感到很为难，因此我在和陈必娣谈及此事时，总是会对她说“对此我们没办法”。而她听到我这样说之后总会跟上一句“有办法！”

有一天我和她正在院内散步，看到一辆宝马车迎面驶了过来。我正在犹豫如何去劝阻该车司机时，她却拄着手杖加快了脚步迎着那辆宝马车走了过去。那位司机看到一位银发外国老人迎着他的车走了过来，被吓住了，急忙踩刹车停了下来。而陈必娣却没有停止她的行动，她举着手中的拐杖向司机挥着，示意他把车倒出去。该司机虽然犹豫了一会儿，但最终还是被她的这个架势给镇住了，将车倒了出去。她扭回头对我说：“你看你总是说没办法，而我说有办法，瞧，这就是我的办法！”从那以后那些公司的车辆都不会随意地进入雅园公寓，陈必娣的这个举动后来在馆内广为流传。（文/李蔚峰）

来源：北京晚报-北晚新视觉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