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化文

蒋定之

何学清

身体健康状况，是公民隐私。但就官员而言，又不仅仅是自己的事，因为这关乎党的事业和人民福祉。一年来，因健康原因调整职务的高官还有这三位，一位是吉林副省长王化文，今年3月，他因身体原因辞去副省长职务，时隔5个月后，他以省政府党组成员的身份再度亮相；另一位是海南原省长蒋定之。今年1月，他突然被宣布调任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此后的全国“两会”上，他透露自己“患有耳疾”。他的老搭档，海南省委书记罗保铭也曾“隐晦”披露过蒋的病情，他说，定之同志在海南任职后期，克服了健康问题，继续兢兢业业工作，取得了许多实实在在的成效。与蒋同一时期调整职务的还有宁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学清，他也是因“身体原因”主动请辞。经过组织研究，他改任常委会党组副书记。

官员职务调整几乎每天都在发生，但因“健康原因”调整的情形以往鲜有披露。2005年初，正值壮年的福建省委书记宋德福突然调任中央人才协调小组副组长，2年后与世长辞。他离任时，中组部提及“宋住院期间，卢展工曾负责省委日常工作”，但未明确表示宋因身体原因离任。而宋自己则在一篇文章中如是写道，“各项工作理顺了，我也累病了。能放心去看病了，病也重了”。

宋德福

天津市委原书记张立昌在病逝前10个月转任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副组长，当时，他的书记任期还未满。

张立昌

2006年，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杨传堂调任国家民委副主任，让外界颇感惊奇。多年后，他又出任要职交通部长，有媒体回顾他当年的“特殊调整”时披露，“杨因病魔侵袭，不得不离开雪域高原”。

杨传堂

上述几位官员级别都不低，他们因健康原因离任时，官方为何没有像公开张蓉芳一样通报“实情”呢？这与官员选任制度的不断完善有关系，中办今年印发的《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就明确指出，干部因健康原因，无法正常履行工作职责一年以上的，应当对其工作岗位进行调整。恢复健康后，参照原任职务层次作出安排。

这一规定的精神早在去年初修订发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就有体现，这也被视作推动官员任职信息公开透明的一个信号。有专家解读称，公开在职高官因健康原因而调任的信息既可以保障公众知情权，也能保护官员声誉，避免其受到不必要的困扰。

事实上，官员因健康原因职务调整时，组织部门在其任职单位的内部会议会作一个说明。这个说明并非干巴巴的文件辞令，而是颇有人文关怀的组织“交心”，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见到过的一份说明是这么写的，“**同志身体不太好，今年以来因病治疗休养一段时期，考虑到事业长远发展的需要和当前所承担的繁重任务，也从关心爱护干部的角度，经过多次酝酿以及与**同志本人沟通，最后形成了上述调整决定。”

在我国，公务人员一直被称作“人民公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以任劳任怨、无私奉献的形象示人，起到了传递正能量和凝聚人心的作用，但他们的个人健康也因此或多或少的被社会公众所忽略。事实上，职务越高的官员，其承受的精神压力和工作负荷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广东原省长黄华华在今年8月出版的诗选《山河颂》后记中记录了离任时的心情，他写道：“当我把办公室收拾干净时，大脑中紧绷的弦终于松弛下来，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感涌上心头。新的生活开始了。”言语间透露出高官在任时不为人知的紧张状态。

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此前曾在《哪些高官倒在任上》一文说列举了病逝在岗位上的官员，他们的不幸辞世让人唏嘘不已，也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官员的健康问题。随着干部任用制度的不断健全，身体欠佳的官员通过职务调整得到了休整，这真正体现了对党的事业和干部个人负责的态度。

从既有的案例来看，官员因健康原因离任，多是从实职岗位调往人大政协、议事协调机构或改任虚职以发挥余热。即使是辞去职务，原有的行政级别和待遇也将保留。身体恢复后，也有机会复出担任要职。这种“能上能下”的从政路径设计，既是对个人以往奉献的一种肯定，也为官员成长预留了相应的空间，其中的人性化考量值得点赞。

来源：微信公众号——长安街知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