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源》第三版的主编之一、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宁在出版前夕撰文说：《辞源》正是20世纪初中国文化转型期的标志性成果。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首先是语言的输入，《英华大辞典》、《法华新字典》、《中德字典》等大量外语学习词典陆续出版。其次是自然科学的普及与专科词典的问世，在《辞源》编纂前后，商务印书馆即着手编纂专门辞典20种，包括人名、地名、哲学、医学等。为翻译而编辑的《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西药大成药品中西名目表》等中西名目字汇，也相继发行。这些辞书的出版，适应了科学普及和科技发展的需要。在大量的西学辞书纷纷出版时，《辞源》独树一帜，走了一条完全中国化的道路。《辞源》收录的全部是中国经、史、子、集等典籍中实际用过的词语，解释的全部是这些词语在文献语境和思想建构中具有的本来意义。可以说，《辞源》是以古代典籍的语词及其解释为信息载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库。

《辞源》作为一部兼收古汉语普通词语和百科词语的大型综合性辞书，在内容、注释、体例、编排、检索等方面为中国现代辞书的编纂开创了科学范式。新出版的《辞源》第三版吸收了语言学、文献学、辞书学研究的新成果，进一步提升了《辞源》这部大型辞书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贮存功能。

《辞源》是以词语形式储存古代典籍中传统文化知识的中国式现代辞书，也是阅读古代传世文献的工具书。它依十二集（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和214部首为次序排列，同部首的按笔画多少为序。单字条由字头、汉语拼音、注音字母、广韵反切、声钮、释义、书证等组成。《辞源》第三版新增字头1302个，新增复词8512个，补充文化与名物相应的插图618幅。

王宁教授说，专家团队进行了九大修订，比如对《辞源》的字头、行文、书证的用字，分别进行了系统的整理；考订注音，逐一清理了《辞源》字头上的上古音、中古音、现代音的标注，使《辞源》注音基本上达到了音义契合，古今贯通等。

关于此次修订，第三版《辞源》主编之一、北京大学教授何九盈举例说，以前不准确或错讹的问题改正了，如“羹”，原释义是“和味的汤”，现释义“用肉类或菜蔬等制成的带汁的食物”。并重点增补了典章制度、经籍学术、文学艺术、职官、文献、器物等辞目。而滞后的书证提前了，找不到的源头找到了，如“一夫当道，万夫莫开”，原来以为源于左思《蜀都赋》，其实在《汉书·朱买臣传》就有“一人守险，千人不得上”。

《辞源》在内容上立足中国本土，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为宗旨。它的“百科”概念参照了中国古代文化词语与名物词的分类，有别于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分科，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标志。例如，《尔雅》的亲、宫、器、乐、天、地等16类，《释名》的天、地、山、水、丘、道、州国、形体、姿容、长幼、亲属、言语、饮食、采帛、首饰、衣服、宫室等27类，都是《辞源》分类的重要参照。

《辞源》一直十分重视中国古代文化知识的内涵的讲解，例如在古代诗文中时常会遇到典故的运用，一个典故往往不止一个表现形式，关于孟子的母亲就有“择邻、三迁、断机、断织”等词语，关于西晋美男子潘岳的典故有“潘郎、潘舆、潘鬓、掷果、投果、花县、拜尘、望尘而拜、陆海潘江”等。

虽然近现代以来，中国很多词语被用来翻译西方的概念，有些概念也被现代文化所吸收，但《辞源》保存的是中国古代的话语意义，例如“文化”一词，现代有几百种定义，但《辞源》的释义仅仅是“文治和教化”，书证用汉代刘向《说苑·指武》：“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又用晋代束广微《补亡诗·由仪》：“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又如“经济”，现代有多种释义，《辞源》只收录了“经国济民”一个释义。可见，《辞源》的宗旨是为阅读者还原中国古代对这个词语使用的原貌。

值得一提的是，为顺应时代潮流及产业发展趋势，《辞源》第三版在出版纸质版的同时还推出了网络版和优盘版，实现了纸电同步、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数字技术的有机结合。 李峥嵘

三个版本

历经一代又一代学者的努力，百年求知需要。读者需要一部融旧学新学于一炉、内容详实又方便查检的工具书。1908年，商务印书馆决定编纂以新貌呈现在世人面前。在2015年末第三版的总结会上，主编之一、北京大学教授何九盈幽默地用“兄弟们！难兄难弟们！”来称呼在场的学者、编辑，听众无不会心一笑。

第一部《英语词典》的编者塞缪尔·约翰逊在其书大功告成时说：“你想要惩罚谁吗？就让他去编字典。”出版家陈原先生也说：“编词典是一份苦差事，其苦的程度简直不可想象”。《辞源》。出面主持编务的陆尔奎是晚清举人，办过新学，是一个“融合新旧”的人。他感叹“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于是向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提议要适应时代变化，的历任者都是饱学之士，又坐得冷板凳、肯下苦功夫。正如第二任主编、语言学家吴泽炎所说：“我们认为词典编撰一部能够“钻研旧学，博采新知”的新式辞书。张元济非常支持，成立了商务印书馆字典部，任命陆尔奎为部长。原来以为五六位学者、两年时间就可以完成编纂工作，很快发现这不是一种终生的事业，经过几辈人的努力，才能真正成为‘典’，而且要按照时代需要不断修改，其命维新。”件简单的事情，“旋增至数十人”，前后50多人参与共同编校对，共使用资料10万多卷。历时八年，正式出版。1915年

辞源第一版

第一版

不同于《尔雅》、《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等传统辞书，首创了兼有字典和词典双重功能的现代辞书模式，成为专家治学和大众求知的重要工具书。不仅有传统各类文化知识条目，还顺应社会发展，收入了现代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技术等词语。在中国人急于睁眼看世界的年代里作为工具书给读者提供了学习现代知识的方便。很多人都受益于《辞源》问世，并刊登了一则出版广告：“新旧名辞，中外典故，无不详备。编辑者数十人，历时七八载。四百万字，三千余页，得此一书，胜他万卷。”但是陆尔奎因为积劳成疾，视力受到损害导致双目失明。

不同于《尔雅》、《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等传统

辞源第二版

第二版

在电脑没有兴起和普及的时代，对于辞书的编撰者来说，做卡片是一项基本的资料积累工作。吴泽炎是第二版的主编之一，他给自己定的工作量是每天至少做60张卡片，有一次他去香港出差6天，行李箱里带了整整360张空白卡片。一上飞机，他就放下小桌板，把书卷和小卡片摆开，开始工作。

吴泽炎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缝隙时间完成卡片。他独自一人完成了30余万张、1000多万字的资料卡片。他的夫人曾经说他：“上次脑血栓，瘸了一条腿，现在还这样拼命，再来一次血栓，你就完了。”但他还是昼夜不停地工作修订的10万多条目，每一条他都亲自过目，每一条都仔细审定。修订完成后，古稀之年的吴泽炎不禁感慨：“丹铅点勘，文字推敲，倏忽二十余年，不觉双鬓已斑，垂垂老矣。”

1980年，另一位主编黄秋耘也做诗感叹修订之艰辛：“不窃王侯不窃钩，闭门扪虱度春秋。”第二版的三位主编吴泽炎、黄秋耘、刘知叶等老先生功成不居、身后寂寞，他们的心血都凝聚在辞典中，垂范后人。

第三版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社会急剧转型，新的研究成果不断产生，《辞源》首创了兼有字典和词典双重功能的现代辞书模式，成为如不及时修订就很难适应社会需要。2007年第三版《辞源》修订工作拉开了序幕。这次的修订阵容强大，集合了近百所高校及科研院所的专业力量，包括何九盈、王宁和董琨三位主编、22位分主编，整个专家团队共有127人治学和大众求知的重要工具书。第三版主编之一的何九盈教授说：“我们拼了老命，也要把的修订工作做好。”主编之一的王宁，年近八旬，一天也没有停止看稿，即使赴台湾讲学七个月，稿子都是打捆快递过来审阅。

编辑们和《辞源》不仅有传统各类文化知识条目，还顺应社会发展，收入了现代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技术等词语。在中国人急于睁眼看世界的年代里，都有着不同的缘分。

《辞源》第三版的主编之一董琨谦虚地说“如果说我个人在学术上有一点点修养的话，那都得作为工具书给读者提供了学习现代知识的方便。很多人都受益于。”上个世纪70年代，董琨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广东一所山区中学教书。他把《辞源》的字头全部抄了一遍，跟《说文解字》粘贴对照。三十多年后，董琨参与主编《辞源》第三版；

商务印书馆编审赵克勤曾参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进行的第二版修订。如今已年过八旬的赵克勤怀着极大的热情投入第三版的定稿工作，修订工作期间，除了春节除夕夜、初一和家人聚一聚，其他时候都没休息。

最年轻的成员是三十来岁的孟琢，高中时第一次翻《辞源》，他心生敬畏甚至不敢仔细看，如今名字能写进《辞源》修订组名单里，感觉就像做梦一样。

在互联网发达的今天，《辞源》既保留了手工的操作方式，也使用了新的技术手段。原始的手法包括把需要修订的条目复印下来，剪贴在一张纸上。不同的人用不同颜色的笔修改，主编用红色笔，分主编用绿色笔，修订者用黑色笔。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说，《辞源》第三版修订历时8年，过程繁复，“光是稿件就有13万张，装了40个大纸箱。”

新技术体现在第三版启动数字化工程，同步发行网络版、优盘版。修订组充分利用计算机技术提取语料，搜集现代学者关于古籍整理的优秀成果作为修订参考依据，将信息科技与语言研究结合，全面提升《辞源》：的学术价值与文化内涵。修订组还与有关技术部门合作，以《辞源》为封闭系统建立了字库，制定了部件主形择定表，确立了异体字的主从关系，规定了《辞源》第三版部首及字头用字整理原则。书证力求用“始见”例，可以借助新技术来搜寻。

辞源第一版

毛泽东与《辞源》

北京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的故居，宽敞的书屋，保存着一套小开。

这套《辞源》是毛泽东在延安托人买的。

因为开本小，方便携带，毛泽东很是中意，这套《辞源》就一直伴随着他转战南北。无论行军条件多么艰苦，他总会交给警卫员一个任务，就是行军时随身带上这两本厚厚的《辞源》，要切实保证它的“安全”。

每到一个地方宿营住下，警卫员都要在桌上摆上“文房四宝”，再摆上这套《辞源》。后来，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给他买来一部大本的，他使用这部书一直到晚年。而原来的那小本也舍不得丢弃，一直保存在身边。

周恩来与《辞源》一直伴随着毛泽东转战南北。季羡林

周恩来总理当年也非常重视工具书的使用。《辞源》、《辞海》、《世界地图册》、《中国地图册》等都摆在案头，随时查阅。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但他从不轻信自己的记忆，遇到问题常常要戴着老花镜查阅原著、资料、地图或《康熙字典》、《辞源》等工具书。他还教自己的秘书查《辞海》怎样能查得快，要和《辞源》对比参阅等方法，让秘书终生难忘。

陈云与《辞源》

陈云早年曾是商务印书馆的职工，对商务有很深的感情，对《辞源》也很熟悉。

在延安时，陈云回忆起自己的学习经历，他说：我15岁在上海当学徒，开始连报纸都看不懂，几年以后就能读懂了。他向大家传授：在工作中学习是最主要的办法，是最靠得住的办法，只要身上揣着几本书，摆在干粮袋里，闲的时候就看一看。他郑重地向大家建议：以后有了钱，不要做新衣服，而是买几本书，买一本字典，买就靠，有不认识的字就翻开字典、《辞源》查一查，养成这个习惯，一个字翻上三五次就认识了。他对《辞源》非常称赞，说：《辞源》比什么先生都好，那是许多人编出来的。1960年6月，他送给上海人民评弹团一册《简明中国通史》、一本《中国分省地图》和一部，供他们对历史、地理进行查考。

文化名人谈 叶圣陶谈《辞源》

现在所有的字典脱不了《康熙》的窠臼，辞典还是《辞源》称霸。

沈从文谈《辞源》

《辞源》是宝贝，天下什么都写在上面，你想知道的各样问题，全部写得有条有理，清楚明白！

王力谈《辞源》

目前最重要的一种古汉语词典是《辞源》修订本。这一部书材料丰富，令人钦佩。

季羡林谈《辞源》

我和过去读的那一些旧书，堂而皇之当起了国文教员来。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对辞书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适应新时代的需要，有关部门决定将王蒙谈

我不管想一个什么问题都先查《辞源》，查完以后，我的学问立刻就大了。

《辞源》与“八 ”

或许是冥冥巧合，《辞源》的编纂和修订成为一部以收录语词为主，兼收有关辞章典故以及百科知识的古汉语词典。周期，莫不与“八 ”息息相关：

第一版《辞源》正编，08 年开始编纂到1915 年出版，“历八年而始竣事”；

第一版续编，从1958年15 年着手31 年问世，前后共计十六（两个八）年；

第一版《辞源》正续编合订本，从1931 39 年刊行费时八年；

第二版《辞源》第一分册（意见征求稿），从1958 年修订启动到1983年，除了“文革”动乱的十年，修订66 年被迫中止，不曾想已是八个寒暑更替；

第二版《辞源》，从1975 年工作恢复到1983 年《辞源》修订本全四册完工， 又是八个春秋轮回；

第三版《辞源》，从2007 年启动再修订，到2015 年正式出版，再经过八年时光一直没有停止。

来源：北京晚报—北晚新视觉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