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冯并 丁超

航海

在郑和之前70多年，有一个完全土生土长的中国平民探险家汪大渊，二次完成了西到直布罗陀南到澳大利亚的远航，并且留下了一部收入《四库全书》的地理著作《岛夷志略》。

关于汪大渊的身世，史书中记载不多。他是江西南昌人，一生未仕，但能与当时的儒学大家和诗坛领袖虞集唱和。他不像是商人，但也未必穷困潦倒，因为他是自己两度筹资自费“附舶浮于海”的。他的《岛夷志略》由另一位曾经官至河南省平章政事并参与修撰宋、辽、金史的诗人张翥作序，也透露出他的文人和诗人气质。但他又是一位罕见的意气风发的任侠少年，“冠年尝两附舶东西洋”，20岁（古人讲虚岁，其实在今天还是个大一学生）就义无反顾地附船出海，而且不止一次。

汪大渊的第一次附舶远航的经由路线是海南岛、古占城、马六甲、爪哇岛、苏门答腊、缅甸、印度、波斯、阿拉伯半岛、埃及，横渡地中海到达西北非的摩洛哥，再回到埃及出红海到了索马里，向南一直到莫桑比克，接着横渡印度洋回到斯里兰卡、苏门答腊再到澳大利亚，从澳大利亚北上加里曼丹和菲律宾群岛，返回泉州。第二次路线大致相同但未抵地中海西部的直布罗陀。

汪大渊两次附舶远航，证明他自身的价值，也证明了海上丝绸之路超乎我们想象的历史意义。元代丝绸之路已经是当时世界十分成熟的商贸之路，不仅连接着南洋群岛，连接着印度与阿拉伯世界，也顺畅地连接了地中海的贸易链，伸向了西北非、东非与东南非。汪大渊能够两次附舶远航，说明这条丝路已经是万舶齐发的熟识商路，海上丝绸之路覆盖的半径比人们想象中大得多，路途也要比人们想象中更远。那时的不列颠和伊比利亚半岛还处于蛮荒状态，否则，汪大渊的行踪将会更远，丝绸之路也将更加悠长，或许也就不会出现哥伦布在乱猜误撞中寻找印度的一幕了。

汪大渊的远航，也是一次“发现新大陆”的伟业。这片新大陆就是被当时中国商人称为“绝岛”的澳洲大陆。对于汪大渊的两度澳大利亚之行，西方学者似乎有些讳莫如深，因为两百多年以后，英国的库克船长才声称发现了它，而在那时，澳大利亚不仅有数量颇多的毛利人，并且已有中国人居住。在元代，中国将澳大利亚称呼为罗挲斯，把如今的达尔文港地区称为麻那里。《岛夷志略》还记载了居住在古里地闷即今帝汶岛的吴姓泉州商人。可见南海的南部已是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覆盖地区。

汪大渊

《岛夷志略》对南洋群岛的“龙牙门”即马六甲海峡有生动的记述：“门以单（淡）马锡番两山，橡胶若龙牙状，中有水道以间之”，商船经过这里，需要“架箭棚，张布幕”，防备海盗。这里在当时就“男女兼中国人居之，多锥髻，穿短布衫，系青布捎”，他们与泉州商人往来通商，大约是南宋亡后漂泊海外的遗民。

汪大渊的远航并非绝无仅有，但光彩四射。根据《岛夷志略》作序者张翥的生卒年月和汪大渊在元顺帝至顺元年漂洋出海的时间，《岛夷志略》的刻付不会晚于1348年，汪大渊两度航海在他的青年时期，九年里连续完成两次远航了，并很快完成了这部地理志，是前无古人的。九年里能够完成两次远行，也说明了他的“背包客”身份，没有商事羁绊，一心装着远方。某种程度上，汪大渊作为一位民间人士，他不畏艰辛的远航也让人看到了中国古人探索大海的雄心与壮志。 冯并

在探索海洋世界方面，中国古代是走在世界前列的，《新唐书》记载的“广州通海夷道”远至非洲。当然，最有名的是郑和七次下西洋，《郑和航海图》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航海图集，其中明确标明了南沙群岛（万生石塘屿）、西沙群岛（石塘）、中沙群岛（石星石塘）。不过，鲜为人知的是，在郑和之前，中国还有个叫汪大渊的航海家，他写了一本书，名叫《岛夷志略》，记载了他海外游历的见闻，其中就包括菲律宾，也包括现在的澳大利亚。

汪大渊，字焕章——这是一组从字面到内涵上都足够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名字。“焕章”二字或许取自《论语·泰伯》中“焕乎其有文章”一语。遗憾的是，名字虽然流传下来，但名字的主人却生平事迹不详，甚至连确凿的生卒年月、出生地也无从得知，后人考证其出生于1304年。虽然号称“西江”“豫章”人，但各个版本的南昌方志中，仍旧找不到他的名字、事迹或诗文。究其原因，可能汪大渊作为民间航海家，其个人的经历难入古代官史。不过，但他的《岛夷志略》被四库全书收录，这给后人研究中国古代的航海事业提供了难得的素材。

现在我们能确定的就是：元代有一个叫汪大渊的人，他有海外游历的经历，还写下一部很重要的地理书《岛夷志略》。汪大渊的海上旅程，或许和同时代千百位在海浪中谋生活的舶商没什么本质区别。不同的是，汪大渊怀着不同寻常的好奇心，用文字记录下各种诡异。于是，他的《岛夷志略》充满了“可怪、可愕、可鄙、可笑之事”。汪大渊自称这些事情：“皆身所游览，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

身世不明的小人物

汪大渊名列中国航海史、中西交通史等领域，是中国地理学史上不得不说的地理学家兼航海家。

但是，关于汪大渊的生平事迹，只是隐约见于《岛夷志略》的序跋和正文片段中。汪大渊是小人物，明代官修《元史》中没有传记，甚至不愿意在他的名字上浪费笔墨。在修撰正史的这帮笔杆子看来，汪大渊和身边的阿猫阿狗一样，都是不值得书写的小人物。

因为是小人物，所以汪大渊以与大人物交往为荣，未免要借大人物的名气抬高自己。汪大渊《岛夷志略》提到的大人物有两个。一个是给他作序的张翥（1287-1368），另一个是名列元代“儒林四杰”及元诗四大家之一的虞集（1272-1348）。

张翥的学术、诗文，在元代算得上一流，官也当得足够大，给汪大渊做序时还是翰林修撰，后来则官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翰林学士承旨。张翥在《岛夷志略》序言中说“焕章将归，复刊诸西江，以广其传，故予序之”，这里的“西江”是南昌的别称。也就是说，汪大渊想在自己的老家重新刊刻《岛夷志略》，为了扩大影响，所以请张翥作序加以宣扬。

虞集在元代文坛上的地位要远远高于张翥。汪大渊虽然没有能请他作序抬高身价，但在书中“大佛山”一节提到了他与虞集的交往。不过，虞集似乎并不把汪大渊不辞辛苦带回的珊瑚树当回事。虞集有数部诗文集传世，今人辑有《虞集全集》，收录诗文过万首，其中充斥唱酬应和之作，但是也找不到汪大渊的名字，更没有提汪大渊不辞辛劳带来的奇珍异宝。

至于汪大渊的身份，有人说“他可能是一个从事海外贸易的舶商”，也有人说他“为船主或客商担任文墨工作”。如果回到历史场景，元代外贸船队的人员一般包括舶商、船主、纲首、事头、火长、梢工、碇手等。在这些名头中，肯定有一个适合汪大渊。至于航海家、旅行家等名号，不过是今人毫不吝啬的馈赠。

据史记载，汪大渊的家乡自唐代以来，便是造船基地和水上交通良港。唐贞观时期，朝廷命洪州(南昌)造海船，这种船可载六七百人或500吨货物。到了南宋，所造的“杨么车船”则可载上千人。明永乐年间，江西工匠也到南京参加郑和“大宝船”的建造。可以说，家乡航运业的发达，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汪大渊的奇幻漂流之旅。

福船是中国古代四大古船之一

飘洋在岛夷世界

“泉州”这个城市和汪大渊有着解不开的渊源。元代的泉州，绝非今天这座屈居于福州、厦门之下的闽东南城市可比。泉州在元代港口中的地位首屈一指，用元代人吴澄的话说就是“番货远物，异宝奇玩之所渊，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马可?波罗、伊本?拔图塔等西方来华游历者，均在游记中对泉州大加颂扬。

作为最大的外贸港口，元朝在这里设置市舶提举司。伊本?拔图塔说规模最大的中国船只“只在中国的刺桐城建造”，可见泉州是当时的造船业中心。既有专门行政机构，又有高水平造船工业，泉州当然是理想的外贸港口。

传统时代的外贸商船，没有发动机，人力也无法驾驭硕大的船体，凭借的唯一动力就是风。风有周期性，盛行风向随季节变化，也就是季风。于是，“诸处舶商，每遇冬汛北风发船。……至次年夏汛南风回帆。”可以想象，元代某个冬天的泉州港码头上，在挂满帆，拉起锚的商船上，人头攒动中就有汪大渊的身影。

从泉州南下，顺风顺水两昼夜就可达到澎湖列岛，下一站就是琉球（今台湾）。《岛夷志略》全书分节记录了南洋诸岛及印度洋沿岸的99个地区或国家。此外，《岛夷志略》还附带提及若干邻近地区。两者合计，全书记录的地区或国家名称超过220个。这些地区或国家，东起菲律宾，西至非洲桑给巴尔岛。王成组先生对这99个地名的分布进行了分类统计，就范围之广、路程之远、记录之详而言，汪大渊《岛夷志略》的价值是不容低估的。在正统的地理学史研究中，《岛夷志略》被赋予两项发明权：其一，古代中国人对桑给巴尔地理的详细认识首推汪大渊；其二，最早使用“东洋”、“西洋”地域概念的也是汪大渊的《岛夷志略》。

汪大渊给我们呈现出的奇幻岛夷世界，是由99个区域构成的。在王成组看来，这些区域有的是具备通航条件的港口，剩下的似乎只是避风港，还有极少数是大小不一的岛屿。那么，在这港口、避风港、岛屿密布的海上，哪些岛夷才有资格写进志略呢？其实，汪大渊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只有出产“异产”，具有经济价值，足以建立买卖关系的地方才值得写。《岛夷志略》提到的众多地名，之所以仅仅罗列名称，原因无外乎“无所产，舶亦不至”。有些地方，显然是是非之地，动辄有性命之忧。但因为既有物产可以购买，又需要从舶商那里采购商品，所以商船不得不去，汪大渊也就不得不记录在案。

这些高风险地区颇有几个。例如，占城（今越南中部）“俗喜侵略。岁以上下元日纵诸人采生人胆，以鬻官家”；暹（罗），“俗尚侵掠”；重迦罗，“不事耕种，专尚寇掠”；毗舍耶，“俗尚虏掠”；龙牙门，“俗好劫掠”；昆仑，“舶贩西洋者，必掠之”；喃巫哩，“俗尚劫掠”。今天活跃在亚丁湾的索马里海盗如果读到《岛夷志略》，一定会热泪盈眶对着镜头说：“原来我的前辈、我的知音都在这本书里啊！”

这99个地区或国家的大名单确定后，接下来就要进入细节，描摹每一块土地的个性。否则，《岛夷志略》就成了干巴巴的《岛夷地名录》。

泉州后渚港南宋沉船

记述域外风物内容庞杂

《岛夷志略》记载的各地土产、奇珍异宝名目繁多，不过汪大渊并没有进行分类。好在早于《岛夷志略》成书的《大德南海志》卷七《舶货》对外贸商品有着很好的分类。这一分类包括宝物（如象牙、犀角、鹤顶、珊瑚、龟筒、玳瑁等）、布匹（如白番布、花番布等）、香货（如沉香、速香、降香、檀香等）、药物（如胡椒、丁香、硫黄等）、诸木（如苏木、乌木、红紫等）、皮货（如鲨鱼皮、皮席等）、牛蹄角（白牛蹄、白牛角）、杂物（如黄蜡、花白纸、藤席、藤棒）等八大类。这八大类物产散见于《岛夷志略》的各篇，出现频率较高的土产有玳瑁、降真香、沉香、速香、胡椒、黄蜡、象牙、翠羽、木棉、青布、占城布、苏木、槟榔等十几种。

《岛夷志略》记载的“贸易之货”也是名目繁多。如果说各地土产是元代舶商收购的对象，那“贸易之货”则是售卖的对象。当然，两者不能截然分开。舶商售出的货物并非都是中国出产的。海上航线是漫长的，每艘船的仓容也是有限的。在贸易过程中，船舱中的岛夷土产和中国商品处在流动过程中。该书的“麻逸”一节记载的“蛮贾议价领去博易土货，然后准价舶商”，就是舶商与蛮贾进行的中国商品和外国土产实物交易。像各种处州龙泉窑瓷器、铁器、炊具、纺织品、乐器，都在“贸易之货”行列。如果说上述物品是商船从中国带出来的“国货”，那么象牙、胡椒、麻逸布、樟脑等“贸易之货”显然是从某些岛夷中交易而来，然后漂洋过海卖给另一些岛夷。

列出上述商品名称，不禁对汪大渊的身份产生了一些怀疑。他不仅是个小人物，而且是一个不太安分的小人物。他识文断字，知书达理，难道不知道自己从事的是违禁品贸易？

据元代法律《至正条格》卷第十二《断例·厩库·市舶》规定：“金银铜钱、铁货、男子妇女人口、丝绵段匹、销金绫罗、米粮、军器，并不许下海私贩诸番。违者，舶商、船主、纲首、事头、火长，各决壹佰柒下，船物俱行没官……” 当然，元朝的法令也未必能走出大都城，舶商们游走于岛夷世界，为的是养家糊口、发家致富。汪大渊自称写这本书是为了“表国朝威德如是之大且远也”，但他在《岛夷志略》中毫不隐讳地指导舶商如何进行“违禁品”贸易，或许这些早就是上下默认的事实了。

且不管动机如何，货已备齐，接下来就是如何开张啦！做生意不能只有货没有钱。各个国家或地区的货币形式不一，正如《岛夷志略》书中所说“西洋诸番国，铸为大小金钱使用，与中国铜钱异”。除了铜钱，元朝还使用中统钞。这样，就出现了不同货币之间的折算问题。像交趾（时称安南大越国，在今越南北部）国流通铜钱，交易时“民间以六十七钱折中统钞一两，官用止七十为率”。再如乌爹国（在今缅甸），该国“每个银钱重二钱八分，准中统钞一十两，易‘贝八’子计一万一千五百二十有余，折钱使用”。“贝八”子是一种贝壳币，在罗斛国（在今泰国华富里）、暹国（在今泰国宋家洛一带）、北溜（今马尔代夫）等地也流通。当然，贝壳币毕竟是一种较为原始的货币，像龙涎屿（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北部亚齐附近）则使用金属货币，“货用金银之属博之”。再如明家罗（在今斯里兰卡卡卢塔拉附近），“舶人兴贩，往往金银与之贸易”。

身入岛夷世界，人生地不熟，光有钱有货还不行，做生意离不开当地商人。例如，当商船抵达麻逸（今菲律宾民都洛岛）之后，就有“蛮贾议价，领去博易土货，然后准价舶商”。

古船

汪大渊两次远航历时七年

年仅20岁的汪大渊首次从泉州搭乘商船出海远航，历经海南岛、占城、马六甲、爪哇、苏门答腊、缅甸、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横渡地中海到摩洛哥，再回到埃及，出红海到索马里、莫桑比克，横渡印度洋回到斯里兰卡、苏门答腊、爪哇，经澳洲到加里曼丹、菲律宾返回泉州，前后历时5年。元顺帝至元三年(1337)，汪大渊再次从泉州出航，历经南洋群岛、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地中海、非洲的莫桑比克海峡及澳大利亚各地，至元五年(1339)返回泉州。

在宋朝，商航分开经营。古代的航海贸易中，船家也是货主，到一个港口之后边卖边买，到下一港继续这样的营运方式，如此一来拉长了在港口时间。一个贸易周期要1至2年的时间。在宋朝，海外港口出现了驻港中国商人，他们在大食的首都巴格达开辟了中国商品市场，在阿曼湾的没翼(苏哈尔港)设立了储运货栈，在朝鲜、交趾都有中国商人驻港贸易。在泉州、广州等港也聚集着不少番商，这些人从航海活动中分离出来，成为单纯经营进出口买卖的商人。

宋朝也出现所谓的“番船主”也就是专门从事经营船舶远洋运输的经营人。他们替贸易商运载货物到指定的港口，收取运费作为报酬（少部分船主也会做些买卖赚取外快）。而元朝的汪大渊属于哪类人？我们不得而知。

不过，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中，多处记载了华侨在海外的情况，例如泉州吴宅商人居住于古里地闷（今帝汶岛）；元朝出征爪哇部队有一部分官兵仍留在勾栏山（今格兰岛）；在沙里八丹（今印度东岸的讷加帕塔姆），有中国人在1267年建的中国式砖塔，上刻汉字“咸淳三年八月华工”；而龙牙门（今新加坡）“男女兼中国人居之”；甚至马鲁涧（今伊朗西北部的马腊格）的酋长，是中国临漳人，姓陈，等等。

不过，《岛夷志略》所载内容，有些估计并非汪大渊亲身经历，而属于传闻。因为有的记载，即使是在玄幻小说盛行的今天，也是让人无法相信的。

内容是宝贵的，那该采用什么体例加以组织呢？在形式上，我们在《岛夷志略》的字里行间看到了成书于先秦时期的《尚书·禹贡》的影子。

不过，“岛夷”并非一个好词，南北朝时期“南北分治，各有国史，互相排黜，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这个不招待见的词自然被元代继承和发扬，以此区别于华夏、中土。张翥在《岛夷志略》序言中说天地元气“其所能融结为人为物。惟中国文明，则得其正气。环海于外，气偏于物，而寒燠殊候，材质异赋，固其理也”。言外之意，岛夷们得不到天地正气的垂青。岛夷这顶帽子在元代被扣在日本、高丽等头上。黄溍发出豪言壮语：“日本，蕞尔岛夷，不足烦天讨。”

岛夷的世界很大，汪大渊的岛夷并不包括日本和高丽，并不像《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那样突出地表现朝鲜半岛。为了描摹自己看到的岛夷世界，汪大渊借鉴了《禹贡》的笔法。此举并不奇怪，《禹贡》被视为“古今地理志之祖”，模仿它，不丢人。

元代版的海上丝绸之路

2014年6月22日，中哈吉三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两年前，泉州、广州等九市联合申报的海上丝绸之路史迹入选《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我们必须清楚丝绸之路的海陆之别。丝绸之路的本意，是指陆路上连接东西方的商道，起初它的大宗运输物资是丝绸，由此得名。既然是商道，是用来做生意的，必须考虑到成本，考虑投入产出比。所以，这其实是个经济地理学问题。

唐代以后，中国经济重心已经实现了南移。首都也从偏西的长安、洛阳迁至更靠近沿海的城市。元代的泉州、广州、庆元、杭州、温州、澉浦等外贸港口，无一例外地位于南方沿海。这样，海运就成了国际贸易的最佳交通方式。

所以，在《岛夷志略》里，我们发现一船货物里既有粗瓷碗、大瓦罐、铁锅、铜鼎等体积重量都很大且价值较小的货物（例如，1969年在广东省珠海蚊洲岛海底元代沉船中就出土了元代龙泉窑瓷碗），又有木材、铁块、象牙等重量较大且价值较大的货物，更有金银、鹤顶、珍珠等体积最小且价值最大的货物。至于各色布、绢、缎、帛，更不在话下。可以说，海上丝路运载的货物种类和数量远非路上丝路可比。

汪大渊《岛夷志略》的价值，在于为我们解读元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细致入微的标本。对《岛夷志略》的解读，无疑细化和丰富了我们对海上丝绸之路的认识。我们从汪大渊的记载里看到了这样一个贸易实况，以及浩浩荡荡地在海上航行、在“岛夷”世界穿梭开拓的中国古人形象。这个元代版的海上商路，为我们理解古代中国的地理视野提供了一个再好不过的注解。

来源：北京晚报 北晚新视觉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