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地时间4月29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记者会上表示，东京审判在法律和全人类层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她同时点名指责日本731部队，虽然石井四郎这样的恶魔头目逃过了东京审判，但苏联对抓获的731部队战俘，“追加了审判”。
扎哈罗娃所说的“追加审判”，是指77年前苏联的伯力审判。
1949年12月，苏联在伯力（今哈巴罗夫斯克）城设立军事法庭，对日军12名细菌战战犯进行公开审判。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针对细菌战战犯的审判。但受冷战等因素影响，这场审判一度遭受人为“曲解”和掩饰，多年来不被世人所熟知。
去年年底，中央档案馆公布了一批俄罗斯转交中方的苏联审讯日本731部队的解密档案材料。这批珍贵档案不仅再次揭露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篇章，更与我国保存的731部队遗址及罪行档案互补互证，无可辩驳地证明：侵华日军实施的细菌战，是一场有组织、有预谋、自上而下成体系的国家犯罪。
被遗忘的审判
“20多年过去了，身边还是很多人不知道这场审判。”提起伯力审判，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孙家红不胜唏嘘。
早在2004年，孙家红还是北大历史系硕士研究生，在北大周末书市上，淘到一本“奇怪”的旧书——内容是中文的，但是泛黄的封面上印着“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莫斯科”，封底没有定价。
书脊已经破烂，书名叫《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以下简称《审判材料》），有三四厘米厚。作为东北人，孙家红很早就从父辈那里听说过日本惨无人道的细菌战。他对这本书充满好奇，于是花5元钱买了下来。
回到宿舍，翻开书仔细阅读，孙家红逐渐清楚，1949年苏联在其远东城市伯力城设立军事法庭，就日军“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的战争罪行，对包括最后一任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等在内的12名日本战犯，进行了一场极具历史意义的公开审判。
审判材料里，有起诉书、文件证据、被告与证人在法庭上的供词等。起诉书中提到，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日军参谋本部、陆军省在哈尔滨建立了一个细菌实验所，并将其划归日本关东军。这个实验所由日本细菌战狂热分子石井四郎主持，专门研制细菌武器。
1936年左右，在日本裕仁天皇敕令下，日军在中国东北扩编了两个大的细菌机构。为掩人耳目，这两个机构分别取名：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和军马防疫部，即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和100部队。
731部队总部在距离哈尔滨20公里的平房区，100部队则位于长春以南10公里的孟家屯。这两支部队及其支部大量研制细菌武器，而且在活人身上实验。被拿来做实验的人，由日本宪兵队送到731部队的专门监狱里，称作“特别移送”。
被“特别移送”的，有中国人、苏联人和朝鲜人。中国人占了绝大多数。有一些是投身抗日的战士，有一些是被判定为苏联间谍的情报人员，还有一些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妇女儿童。一旦进了监狱，他们就不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有生命体征的“马路大”（日语意为“被剥了皮的木头”）。
书中日本战犯的审讯记录里，有很多令人发指的实验。比如，731部队孙吴支队队长西俊英供述，他们在零下20℃的严寒下，把监狱里拘禁的人赶到外面，用风扇猛吹，使手冻伤，然后用棍子敲打，直到发出类似敲木头一样的声音。
西俊英还供述了对中国战俘传染坏疽病的实验：把10个中国战俘绑柱子上，距装有坏疽菌的炸弹十几公尺远。为了不让战俘们立刻被炸死，只把双脚和臀部露在外面，其他部分用金属板盖着。电门一开，炸弹爆炸，受试验者脚上、臀部都受了伤，7天后在痛苦中死去。
“在此之前，我只知道日本细菌部队罪行累累，但没有特别明确的概念。”看了审判材料，侵华日军的反人类罪行变得“具象化”，孙家红不寒而栗。他想知道更多内容，于是在网上搜“日本细菌战”“伯力审判”。
当时，网上关于日本细菌战的信息，零零散散有一些，而关于伯力审判的内容，几乎没有。国家图书馆、北大图书馆也没有伯力审判更为详细的资料，很多公立图书馆甚至没有他手里这本书。在国内，这本书前后有三次重版，但奇怪的是，一直很难找到。
“人们似乎早就忘了伯力审判。”孙家红有些遗憾，“这场审判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细菌战战犯公开审判，揭露了日军在中国研制细菌武器、进行活体实验，并数次针对中国和苏联使用细菌武器的内幕。中国作为日本细菌战最大受害国，我们理应知道这场审判。”
“为了忘却的纪念”，2015年，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孙家红在1950年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原版基础上，结合后来找到的几种外文版本，重新编校出版了《伯力审判：沉默半世纪的证言》，让这场审判再次进入人们视野。
“当时，一位媒体朋友告诉我，原来对于二战之后的系列审判，国内媒体一般只涉及‘三大审判’，即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和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审判。自从这本书出版后，现在已经改成‘四大审判’了。”孙家红回忆道。
然而，编校过程中，孙家红深深体会到，“数十年来，中国学界对这场重要且特别的审判，很少有深入的研究成果。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则更‘难得周郎顾’。这场审判背后的历史细节，我们知道的太有限了。”
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宫文婧也有过同样的感受。
作为细菌战问题研究者，宫文婧坦陈：“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史料的局限，加上我们与俄罗斯学界就731问题交流有限，关于伯力审判，我们一度以为他们手里就只有那本1950年的《审判材料》。”
转机出现在2021年。
这一年，俄罗斯总统普京指定俄罗斯联邦档案局，联合境内14家档案馆启动了“1949年哈巴罗夫斯克审判档案”项目。该项目先后解密上线了370组档案文献，可查阅到4300余条档案信息，其中包括伯力审判庭前审讯记录、庭审录音、苏联官方内部函电等，涉及731部队核心罪证。
“我们这才发现，原来俄罗斯有那么多731部队的罪证。”更让宫文婧兴奋难掩的是，2025年12月，俄罗斯向我国转交了一批苏联审讯731部队的解密档案材料，“我们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等机构的专家学者齐聚北京，在中国国家档案局的带领下，共同完成了这批档案的学术鉴定。”
经过鉴定，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认为，这批档案填补了多年来研究的一个关键空白。“过去，我们跨国取证主要集中在日本、美国，与俄罗斯合作有限。这次公布的档案，首次揭示了伯力审判背后的调查规模，大大增强了证据链的厚度。”
金成民说，伯力审判虽然只判决了12人，但当时的调查实际上超过200名相关人员，而且从1946年就已经开始了。
苏联的调查
1945年8月9日凌晨，苏联出动总兵力150万人，坦克超过5000辆，越过中苏、中蒙边境，向日本关东军发动突然袭击。
日本陆军参谋本部负责对苏工作的朝枝繁春参谋，接到苏联对日宣战的消息后，立马联想到731部队。他后来在手记里写道：“731部队如果落在苏联军队的手里，它的真相将暴露于世界，不久就会引发‘天皇是战犯’的大问题，这关系到天皇制的根基。”
于是，朝枝以参谋总长的名义，给石井四郎发急电：“有关731部队处置问题，将令朝枝参谋前往传达指示，所以10日务必在新京（长春）军用机场等候。”
8月10日，朝枝在军用机场的一座机库里，与石井四郎交谈了1小时左右，传达了军部的详细指示——
“731部队全体解散，部队成员尽早返回日本，所有证据物品都必须永远地从地球上消失；调一个工兵中队携带5吨炸药归731部队指挥使用，必须将所有设施炸毁；建筑物内的‘丸太’（俘虏），必须用电动机加以处理，再放锅炉内焚烧，然后将其骨灰等投入松花江冲走；53名有博士头衔的军医，必须用军用飞机直接运回日本。”
听完命令，石井四郎不甘心地追问：“研究资料也不能带回去吗？”
“不，不能带回去！”朝枝当即拒绝。
从后来的事实看，石井四郎没有老实执行军部的命令。他早就知道这些研究资料的宝贵，逃离的时候带回了日本，最后成为他的“救命稻草”。
8月11日，石井四郎赶回哈尔滨，向731部队下达了撤退命令。
原731部队很多人后来回忆，撤退时除了执行军部的命令，石井四郎还在废墟上下达了三条“封口令”：不能讲自己在731部队的经历；回国后不能担任任何公职；严禁互相联系。一些人还原了石井四郎的激烈言辞：“731部队的秘密要带入坟墓！”
苏军踏进哈尔滨平房区时，731部队总部已经被炸成一片废墟，断壁残垣无声诉说着这里发生的罪恶。苏军士兵看到，燃烧的废墟上有大量老鼠乱窜，还能看到许多兔子、豚鼠等小动物。
石井四郎和731部队的核心成员，已经坐飞机逃回了日本。
供职于大连卫生实验所（731部队设在大连的据点）的目黑正彦曾证实说，石井四郎乘飞机在平房上空盘旋，从上往下对爆破毁坏的研究设施进行拍摄，并且为了将那些照片洗出来，途中还在大连降落。
731部队其他大部分成员及其家属，从8月11日开始，陆续乘关东军特派专列从哈尔滨前往朝鲜半岛，然后乘船逃回日本。但最后一批人员撤离时，没到朝鲜就被苏军俘虏了。
苏军的这些俘虏，先后被发配到西伯利亚劳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隐瞒了自己部队的番号，对细菌战忠实地保守着秘密。
苏联内务部花了很大力气将他们逐一调查甄别，但由于所有人口径一致，调查工作进展缓慢。
“1946年，莫斯科传来密电——要求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内务部收集细菌武器相关材料，即审讯日俘并获取书面证词。”精通俄语、汉语和日语的佩尔米亚科夫被任命为翻译，参与了审讯。
佩尔米亚科夫自1917年在中国天津、哈尔滨生活了近30年。他曾在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教苏军情报人员汉语、日语，末代皇帝溥仪在苏联被俘期间，他还担任了溥仪的专属翻译和俄语老师。
据佩尔米亚科夫回忆：“我们总共审讯了1000名战俘，从士兵口中得知，731部队占据了20平方公里的区域。根据士兵的证词，我们转而审问高级军官，最终通过对抗，我们破解了秘密。我们还前往哈尔滨，采访了中国人，收集了大量资料。”
柄泽十三夫是最先说出秘密的人。
柄泽来自日本长野县的一个小山村，父亲是小学教员。柄泽原本有一个哥哥，但生病早逝，因此家里希望再有一个儿子继承家业，直到生到第十三个，才是个儿子，就取名为“十三夫”。
柄泽从年轻时就立志要当一名医生，后来考入东京医学专科学校（即东京医科大学）。当时日本陆军部有一种委培生制度，如果考进医科大学，在校期间可接受陆军部资助，但毕业后必须在陆军服役。柄泽接受了这种委培。
1936年，柄泽考进陆军军医学校，靠领取陆军省津贴学习和生活。1939年，他被分配到731部队，历任第四部课长、细菌制造班班长，直接管辖细菌武器的大规模生产与活体实验。
记者在俄罗斯“1949年哈巴罗夫斯克审判档案”项目官网上，查到了柄泽于1946年9月26日到30日的审讯报告。
柄泽供述，731部队的研究和实验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细菌菌种的选择、大规模培养细菌的方法、细菌感染的途径，以及最有效的细菌战手段。他指挥使用“石井式”培养器每月生产鼠疫菌约300公斤、伤寒菌800-900公斤、炭疽菌600公斤、霍乱菌1吨。1940年至1942年，他参与在中国华中地区进行伤寒、鼠疫、霍乱和其他传染病的感染实验，并准备将实验成果用于对华、对苏生物战……
柄泽的证词，打破了他的直接上司——细菌制造部部长川岛清的心理防线。随后，川岛清也说出了不少机密，包括731部队的组织架构、核心人员、业务职能和活动范围等关键信息。
俄罗斯解密档案显示，苏联检方还请贝加尔湖军区卫生部的技术人员，专门核验了川岛清和柄泽关于鼠疫的供词。
731部队的黑幕由此被一点点揭开。
彼时，东京审判已经开庭。731部队的情报，很快传到身在东京的苏联检察官斯米尔诺夫那里。他立即将柄泽传唤到海参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进行有关事实的核实。对于柄泽所说的内容，他感到极度震惊。
斯米尔诺夫明白，这些情报对于远东军事法庭的战犯审判意义重大。柄泽和川岛清的审讯报告被翻译成英文，由苏联检方于1947年1月提交盟军总司令部。苏联要求引渡和审讯石井四郎等，并声明目的是将其犯罪证据移交给远东军事法庭。
不料，苏联检方等了两个多月，没收到任何正面回应。
肮脏的交易
其实，早在二战期间，美国就已经盯上日本的细菌战活动了。1945年战争甫一结束，美国国防部便派先遣队乘坐“斯塔吉斯号”抵达横滨。
这是第一批抵达日本的人员，美国德特里克堡基地的细菌战专家桑德斯就在其中。他的使命是找到石井四郎，获取细菌战情报。
桑德斯先后审讯了731部队核心成员内藤良一、金子顺一等，掌握了731部队的指挥体系、组织机构和细菌炸弹的图纸等。但直到他向美国国防部提交报告时，仍未找到石井四郎。
东京审判开庭后，随着一批批战犯先后被逮捕，731部队核心成员已是惊弓之鸟。他们太清楚自己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如果公开审判必然是重罪。
为了躲避审判，石井四郎于1945年11月在家乡办了一场葬礼。美国情报部门很快得知，石井四郎是“假死”。几个月后，美国情报部门通过各种途径，终于发现了石井四郎的踪迹。
1946年2月，美国国防部随即派底特里克化学与细菌战基地的汤普森中校赴日本，对石井四郎进行了为期7周的秘密讯问。在此期间，汤普森还对另外20多名石井四郎的亲信人物进行了讯问。
也就是说，在苏联提出引渡石井四郎之前，美国已经有两任调查官对日本的细菌战进行了秘密调查，掌握了大量情报。但美国人不清楚的是，苏联人手里到底有几张牌？
随着冷战序幕悄悄拉开，美苏围绕日本细菌战情报，展开了一场博弈。
“美国试图主导东京审判，必须得到苏联支持，所以明面上妥协。暗地里，美国希望独占日本细菌战情报，又担心苏联穷追不舍造成情报被迫公开。”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研究员杨彦君告诉记者，当时，针对苏联请求讯问石井四郎一事，美国国务院、国防部、远东司令部等通过多封函电，不断讨论应对策略。
2011年，杨彦君曾与课题组赴美国国家档案馆、国会图书馆等机构，调查了美国解密的731部队细菌战档案。其中就包括这些军事函电。
通过这些函电，杨彦君发现，美国各方反复商讨后，拒绝将石井四郎等移交苏联，但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美苏联合讯问。美国声称这是“友好政府做出的友好举动”，“下不为例”。
话虽如此，为了抢到细菌战核心秘密，美国在联合讯问前又派细菌战专家费尔为第三任调查官，到日本先行讯问了石井四郎等731部队核心成员。美国授意，不能将重要情报透露给苏联，并且不得向苏联提及美国此前的讯问。
1947年5月，苏联检察官斯米尔诺夫在费尔等人的监听下，讯问了石井四郎、大田澄和村上隆等。
日本记者西里扶甬子曾对石井四郎女儿春海进行了录音采访。据春海口述，当年苏联人会见的情况极富戏剧性：“讯问前（美国人同父亲）商议，这能说，那能说的。美国人很是亲切的样子，反反复复地叮嘱。”
杨彦君看过斯米尔诺夫讯问石井四郎的记录。“石井经常以‘我认为这不过是一种想象’‘无稽之谈’来搪塞斯米尔诺夫。斯米尔诺夫试图用大量反问句对其质问，但毫无效果。石井最后竟然声称：‘我们从未想过准备细菌战，我们所进行的工作都是防御性措施’。”
就这样，斯米尔诺夫几乎一无所获。“石井四郎的口供内容，甚至没有超出川岛清和柄泽十三夫的证词。”杨彦君说。
而在美苏的明争暗斗中，石井四郎等731部队核心成员意识到，他们手中掌握的以中国成千上万生命换来的数据，可以成为逃离战犯审判的救命稻草。他们私下向美军情报官员报价：“如果能向我们提供书面豁免保证的话，也许能弄到所有的情报。”
关于“书面豁免”，美国各机构之间又展开了一番讨论。
杨彦君告诉记者，美国国防部、远东司令部等几经商讨，最终达成共识：“以获取细菌战、人体实验情报为目标，可以向日本人承诺不起诉，但不给予日本人书面豁免权。”
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哈里斯在《死亡工厂》中所说：“实际上，（美国）国务院的态度是，只要不给美国带来麻烦事留下文字记录，就可以继续与石井四郎等进行交易。”哈里斯认为，美国许诺免责的行为，无论从任何意义上来说，都参与了战争犯罪。
美国虽然没有给石井四郎等出具书面豁免，却“说到做到”，不遗余力地给他们“保命脱罪”。
其实，除了苏联的调查，1946年初，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组建后，国际检察局特别强调需在华获取关键证据。国际检察局美国检察官莫罗、萨顿专门前往中国南京、上海等地调查与取证，明确将细菌战列为重点调查事项之一。
南京国民政府卫生署长金宝善、曾亲赴细菌战现场的陈文贵等，向萨顿提供了翔实的第一手调查报告。这些报告被萨顿汇编为《来自中国的报告：细菌战》，成为东京法庭检控日本细菌战罪行的重要证据。
1946年8月，萨顿在东京法庭上指控侵华日军第1644部队对南京平民实施了有毒血清测试。庭长韦伯却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了萨顿的指控。
最终，在美国的庇护下，石井四郎等躲过了审判，逍遥法外。
石井四郎等也“忠实地”完成了使命。他们向美军提供了731部队多年来对细菌战的全面总结及8000多张细菌实验病理、幻灯片等。其中最核心的是731部队成员撰写的3份解剖报告：即炭疽菌报告“A报告”、鼻疽菌报告“G报告”、鼠疫菌报告“Q报告”。
美国人认为，这是一笔划算的交易。第四任调查官希尔在总结报告中写道：“这是日本科学研究人员花费几百万美元历经数年获得的研究成果。这些数据都是通过接种细菌传染病病原体获得的人体感染率，由于进行这种人体实验会受到良心的谴责，所以在我们（美国）的实验室里无法获得。为获得这些数据，我们花费了25万日元，但是这与实际研究的成本相比实在微不足道。”
1948年11月，东京审判正式结束。美苏围绕日本细菌战情报博弈也就此终结。对于美国人庇护石井四郎等逃脱审判、独享细菌战情报的做法，苏联人不仅心知肚明，且耿耿于怀。
不久，苏联决定发起独立审判。
12名细菌战战犯被送上法庭
东京审判后，苏联对日本细菌战的调查始终没有中断。
记者在俄罗斯“1949年哈巴罗夫斯克审判档案”项目官网查到，1949年9月28日，苏联内务部、外交部联名致函斯大林：“苏联内务部侦查机关发现，有200余名日本战俘曾在731部队及其支队服役过，这些人从事细菌武器研制并用于对中、对苏作战。已查明的731部队高级官员中，有4名将军、1名大佐和2名少佐。”
苏联内务部、外交部一致认为，“苏联内务部侦查机关所持有的材料，完全可以作为审判731部队高级官员的证据”，提议“立即对上述人员进行公开审判”。司法部和检察院不反对审判。
这项提议获得批准。10月8日，苏联部长会议决定：在哈巴罗夫斯克公开审判日本细菌战战犯。
哈巴罗夫斯克是苏联远东城市，原属中国领土，汉语旧称伯力城，1860年通过《北京条约》被迫割让给沙皇俄国。因此，哈巴罗夫斯克审判也常被我们称为伯力审判。
什么时候审判？当时，日本通过驻日盟军总司令部，与苏联就日俘遣返问题反复交涉。苏联在塔斯社发消息称，将于1949年内完成日本战俘的集中遣返。苏联外交部提出，要在集中遣返日俘前，也就是当年年底前完成审判。
这意味着，这场公开审判只有2个多月的准备时间。
按照当时《苏联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诉讼包括追究犯罪、侦查、起诉等阶段，其中追究犯罪和侦查属于审前程序。苏联将涉及细菌战的日俘集中关押在伯力，对其开展了密集侦讯。
佩尔米亚科夫再次参与了这项工作。据他回忆：一大批来自莫斯科的调查员赶来，“审讯从上午9点一直持续到午夜，无论是调查人员、翻译，还是囚犯，大家都筋疲力尽。”
审讯过程并不顺利。
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面对苏方质询，以“记忆力衰退”为由，对涉及人体实验的核心指控始终闪烁其词。他甚至公然声称：“根据国际法，为验证生物武器效力而进行的活体实验不构成犯罪。”
审讯记录显示，直到苏联检方出示川岛清、关东军兽医处长高桥隆笃等人书面证词，以及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发布的《关于特别移送的通牒》等文件时，山田乙三才终于坦白。作为最高指挥官，他完全清楚这些反人类的生物武器实验，并计划将其用于对盟国的作战中。
最终，山田乙三、高桥隆笃、川岛清、柄泽十三夫等12名被告被起诉。宫文婧向记者解释说，“苏联司法部认为，法西斯分子战争犯罪是自上而下的系统性国家犯罪，战犯的惩处须包括战争犯罪的决策者、领导者和执行者，所以12名被告既有军官也有普通士兵。”
各位被告都被指派了辩护律师和翻译。检方另外准备了12名日本战犯，大多数是低级员工，他们被传唤为证人。
斯米尔诺夫被任命为国家公诉人。这位与石井四郎有过正面交锋，但在东京审判中未能如愿立案的检察官，终于有机会代表苏联在伯力控诉日本细菌战战犯。
12月25日，伯力审判正式开庭。
法庭设在市中心的一个剧场。因为是公开审判，现场有1000多名市民旁听，连剧场二层也坐满了人。不过，这场审判不对外国媒体开放，只有苏联的媒体记者出席。
起诉书多达数十页，据说，斯米尔诺夫花了2个小时才读完。全体被告一个一个地站到台上，审讯在苏联国家公诉人和被告之间的一问一答中展开。
“第一天，城里一片寂静。”法庭首席翻译佩尔米亚科夫曾回忆道，“每天有两场庭审，早晚各一场。第一场庭审结束后，旁听者开始汇报他们听到的内容。到了晚上，整个城市都在谈论这件事。”
市民们感到震惊和愤怒。第二天清晨，一群愤怒的市民包围了法庭大楼。由于旁听席有限，大楼外架起了大喇叭，现场直播。尽管当时的哈巴罗夫斯克寒风刺骨，很多人仍站在喇叭下听了一整天。
“检察官接连列举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事实。听到这些，人们脸色苍白，双手颤抖地走出法庭，有些人感到恶心，有些人服用了止痛药，有些人甚至失去了知觉。”佩尔米亚科夫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被告在法庭上的表现不尽相同。
在佩尔米亚科夫的印象中，川岛清沉默寡言，关东军医疗行政长官梶塚隆二始终顺从。“身材高瘦、脾气暴躁”的高桥隆，对苏联人傲慢无礼。审讯期间，“他紧张地摆弄着手指，声称我们对他们的审判是不公平的，因为所有世界强国都在秘密研制细菌武器。”
苏联调查收集的18册审讯记录和缴获的日伪档案资料，作为证据被呈上法庭。全体被告承认起诉状中所指控的罪行，没有人提出无罪反驳。
通过已解密的伯力审判录音，我们能清晰地听到，在最后陈述中，川岛清低声说道：“我对我所犯的罪行感到惭愧，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困难且痛苦的，但我将与我有关的犯罪和盘托出了，毫不隐瞒。”
柄泽十三夫因情绪激动，断断续续地哽咽道：“现在，住在日本的有我的母亲，她已经82岁，还有我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他们先前都是靠我所领薪水生活，但是我了解自己所犯罪行的严重性，并对我所犯的罪行深刻悔悟，将来一定要成为一个崭新的人。”
法庭专门成立了医学和细菌学检验委员会，撰写了法医鉴定报告。“在俄罗斯新解密的伯力档案中，有一份法医鉴定报告，第一次将日本细菌战定性为‘以毁灭全人类为目的’。”宫文婧说。
最终，审判仅进行了6天审议便告结束。
法庭依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3年4月19日颁布的第1号法令，对战犯作出2年至25年有期徒刑不等的最终裁决。“苏联在1947年至1950年废除了死刑，25年是当时的最高刑期。这些战犯也因此免于死刑。”孙家红解释道。
孙家红曾在国家图书馆，看到伯力审判受审战犯三友一男的回忆录《细菌战的罪》。书中记录了这场审判的后续。据三友一男回忆，他们接到判决书后，曾向苏联最高法院军法处提起抗告，但被驳回，仍然维持了原判。
尽管苏联如此裁决，但随后没有将这些战犯送到劳改营禁闭，而是从伯力城转移至伊万诺沃市郊外的一个乡村，羁押在那里的第48将官收容所。刑期并没有执行完，1956年日本与苏联签署了《日苏共同宣言》，苏联羁押的日俘被大规模遣返。
在伯力受审的12名日本细菌战犯中，高桥隆笃因患脑出血死在收容所，柄泽十三夫在被遣返前自缢身亡，其余10人均被苏联直接遣返，得以在日本了其残生。
然而，更多直接参与日本细菌战犯罪的731部队成员乃至天皇都逃脱了战争审判，悠然度过余生。
追责无时效
伯力审判结束后，苏联很快将审判简要过程和关键文件，译成中文、韩文、英文等多国文字，成书发行。日军细菌部队的反人道罪行，由此大白于天下。
“这显然是一种‘审判之外’的策略。”杨彦君认为，伯力审判不仅仅为了揭露日本罪行、彰显苏联公平正义，还有政治和外交层面的战略考量。
伯力审判期间，美国保持着高度警觉，国务院每天向麦克阿瑟在东京的盟军司令部发密电，报告有关审判的情报。美国对外统一宣传口径：这场审判是“政治秀”。欧洲国家受美国影响，也多将伯力审判批判为政治宣传工具。
日本政府未作出回应。一些日本媒体则称：“细菌试验是荒唐之言”“所谓细菌战术闻所未闻”。
在冷战的寒风中，伯力审判及其揭露的真相，很快被冷冻了。
“这场审判在法庭组织、审判规则和实体运用等方面存在一定瑕疵。”杨彦君告诉记者，伯力审判对日本战犯公诉、审判和裁决的依据，没有像东京、纽伦堡审判一样形成专门的法庭宪章，而是将苏联国内法作为其重要参考。
最让人遗憾的是，中国作为日本细菌战最大受害国，没有参与其中。
但中国显然是知情者。伯力审判期间，毛泽东就在苏联访问。《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纷纷刊登伯力审判揭露的有关日本细菌战的罪行。这些报道，不仅代表了当时中国政府的积极反应，更将中国政府坚决反对细菌战罪行的态度向全世界作了宣示。
1950年2月，苏联照会中国、美国、英国和法国，提出公开审判裕仁天皇、石井四郎等细菌战关联者。美国、英国和法国对此联合抵制，但中国政府明确表示支持。中国各大报纸陆续刊载声援苏联的言论。
参与过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璈在报纸上呼吁：“根据一般刑法界基本原则，犯罪不因时效而消灭，新的证据、新的事实，可以随时使任何罪犯受审。所以苏联于此时提出审判裕仁等人，完全是合理合法的行动。”
伯力审判为中国战犯审判提供了经验。
孙家红介绍，1950年7月，苏联将969名日本战犯移交中国，关押于新成立的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在辽宁沈阳和山西太原两地组织特别军事法庭，先后对武步六藏、古海忠之等45名在押战犯提起公诉。
据时任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审判长的袁光将军回忆，当时“找来苏联在伯力审判日本战犯的程序，有厚厚两大本，基本上就采用了人家的程序。”伯力审判关于日军细菌战罪行的调查和审判记录，作为证据材料，甚至被直接应用到中国对细菌战战犯榊原秀夫的审判中。
伯力审判也成为国内外调查和声讨日本细菌战罪行的起点。
1950年，在卫生部的指示下，东北地区根据伯力审判揭露的线索，开始对日本细菌战罪行进行调查。1982年，黑龙江省在哈尔滨平房区组建起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第一任馆长韩晓等东北学者开始着力对731部队进行研究。日本、美国等各国学者也相继调查和研究日本细菌战。
金成民于1997年，在黑龙江省档案馆首次发现了731部队的核心罪证——“特别移送”原始文件。此后，他带领团队30多次赴日取证，持续向原731部队成员追问真相。他还走遍全国寻访到130多名该部队劳工、细菌战受害者及其家属，并多次赴美俄等国搜寻资料，不断填补731部队罪行证据链。
人体实验受害者遗属，也纷纷站出来讲述真相。李凤琴是“特别移送”受害者李鹏阁的遗腹女，50多年来没叫过一声“爸爸”，直到她在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看到写着父亲名字的那一页档案，痛苦地飞奔到731部队遗址上，冲着天空喊出人生第一声“爸爸”。此后，她把悲痛转化为力量，在多处宣讲自己的惨痛经历，让民族创伤记忆“活化”。
不只是中国，“94岁的日本老兵清水英男以垂暮之躯来华谢罪，美国小伙埃文·凯尔自发捐赠日军侵华罪证……这些跨越山海的和平力量再度证明，日本军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公敌，守护历史真相是全人类的共同使命。”宫文婧说。
时隔70多年，伯力审判档案资料跨越时空重现于世，来到中国。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篇章将再次被揭开。
这些档案与中国保存的731部队遗址及罪行档案互补互证，无可辩驳地证明：侵华日军实施的细菌战，是一场有组织、有预谋、自上而下成体系的国家犯罪。
目前，这些档案仍在整理研究。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部讲师贾明秀作为俄语翻译，参与了整理。
翻译过程中，日本战犯的供述时常令贾明秀“细思极恐”。比如，“一些战犯的供述中有很多地名，他们去了什么屯什么村，我作为土生土长的黑龙江人，都不知道这些地方在哪儿。查了资料，对照地图发现，天呐，这些恶魔简直无孔不入。”
“这些日本战犯用极其平静的语言，描述着令人发指的活体实验。”贾明秀对此感到愤怒，又很悲痛，“我们大家都忘了这场审判，而日本人还在哈巴罗夫斯克市建了一座和平慰灵公园，并建立了纪念碑。有一段时间，我睁开眼就坐在电脑前翻译，一直翻译到深夜，我想快一点、再快一点，让更多人知道真相。”
在宫文婧看来，“日本细菌战档案既是二战期间日军细菌战罪行的核心历史证据，也是个体、集体和人类创伤记忆的实物载体。”她向记者透露，“未来，我们计划通过中俄联合申遗，将这些载体上升为世界记忆，警示世人珍爱和平。”
金成民也表示，伯力审判档案的公布，标志着我们与俄罗斯在史料共享和研究合作上迈出了重要一步。未来，我们中国学者将联合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更多受害国研究者，共同进行课题研究，在国际上形成更强大的舆论影响和学术共识，牢牢掌握关于这段重大历史的话语权。
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4月29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记者会上点名指责731部队。她表示，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反人类罪行没有追诉时效限制，查明这些罪行的工作将继续进行。俄罗斯正竭尽全力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并将系统性公布相关信息。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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