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过完,孩子们盼望的暑假就要到了。提起暑假,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是清风蝉鸣,还是上不完的课外班?

1997年暑假,越来越多的辅导班侵蚀着孩子们的快乐,“把假期还给孩子”的声音开始出现。当时的专家建议:把暑假还给孩子,只靠家长不行,全社会都要切实地为孩子们的假期做点实事,而不能只盯着家长的钱包。

树林里的读书会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暑假是怎么度过的呢?

当时,人们的日子过得拮据,书报都珍贵。能有本小人书或小说等课外书看就是最大的享受,好书甚至舍不得外借。于是,有同学组织大家把书凑到一起,办集体读书会。

暑期的读书会开在杨树林里,每位同学都将家中的藏书亮出来,有的甚至连父母的书也带来。每本书都包了新书皮,写上书名和同学的姓名。地上铺着报纸,上面码着200多本书。同学们选到喜欢的书,就坐到树荫下读。树林里只剩风吹树叶的“沙沙”声和翻书声。许多书、一片树荫和一群伙伴,就能把假期过得有滋有味。

1980年暑假,宣武区椿树少年之家组织学生到陶然亭写生。王宝琴 摄

1962年暑假,南新华街小学的少先队组织了联络网、传报网,即使在假期,每期少年报一到,大家也能及时传阅。

那时候,每家的孩子都不少,家长工作忙、家务重,不能时时盯着,暑期的家庭学习小组发挥了大作用。

1961年7月的一天,午后4点钟,校尉营25号的大院热闹起来。打克郎棋的、听广播的、唱歌跳舞的……40多个孩子玩得不亦乐乎。他们都是九道湾小学五年级一班的学生,全班一共分成10个家庭小组、5个联组活动。孩子们在小组做完功课后,就集中到联组去玩。校外辅导员王奶奶在屋子里摆上玩具,还在院子里设了一个饮水站,给孩子们准备了凉开水。

家庭小组的可贵,还在于孩子们能在一起学会安排生活。1962年暑假,宣武师范一附小四(6)班的四个女同学组成了学习小组。每天早晨8点多,她们一起做早操,之后写暑假作业,9点多听广播,再一同去少年之家参加活动或者学习游泳。傅怀敏因为上学晚,字写得不好,小组里的其他人就帮她练习。暑假里,她们学做玩具、洗衣服、补袜子,亲如姐妹。

1965年暑假,西城区武定侯小学的一个校外学习小组。冯文冈 摄

假期“六字方针”

做家务、参加劳动,也是暑假生活的重要内容。1958年暑假开始前,少先队的孩子们提出了过假期的“六字方针”:劳动、知识和休息。其中,劳动被放在了第一位。孩子们要参加一次工厂或农业社的简单劳动,取得报酬,为少年拖拉机站积攒钱;还要做好“四帮助”:帮家长打扫屋子、做饭洗碗、帮助洗衣服补袜子(男孩子也要做)、带好弟弟妹妹。

当时,物质条件有限,多方协作织起了一个校外教育网。暑假来临前,许多机关、工厂、学校和街道为孩子准备了各种活动,尤其是街道上,开辟了许多儿童活动站。各公园优待孩子游园,门票只收一分或二分。孩子们划船除星期六和星期日外,一律不交押金,船费每小时减少一角。

暑假撒欢儿也得绷着安全这根弦。

东四南大街258号住着36户人家,全院光小学以下的孩子就有60多个。每到寒暑假,妈妈们就发愁,担心孩子出城,上大街乱跑。1961年放暑假前,大院里的积极分子把儿童暑假生活组织起来了。孩子们相互约定:不出城游泳,出去玩要告诉家长一声。

北豆芽菜胡同小学的梁幼祥骑着大人的自行车上街,被汽车撞伤了;王宝台家的孩子们攒了一斤多杏核,砸杏仁吃,一家六口都中了毒……1962年,晚报邀请中学老师和公安人员结合实例提醒孩子们注意暑期安全。退休工人组成护河小组,劝阻想要下河玩水的学生。一些会游泳的人还成立了沿河抢护队。

孩子放假去哪儿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双职工家庭越来越多,“孩子放假去哪儿”成了更现实的问题。

1981年7月,北京市电器工业公司所属部分厂筹办了暑期学生班,其中北京开关厂有80多名职工的孩子要进学生班。厂工会专门腾出两间房作为学生的休息室和游艺室,并安装了电扇。厂里抽出8名有文化的工人,为孩子们辅导学习和料理生活,每周让孩子们看几次电影。1983年暑期,北京人民印刷厂拿出7间50平方米的大房子,把全厂220名职工子女中小学生分成7个辅导班,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暑假活动。有些单位的少年之家,不仅搞活动,还把双职工子女的吃饭、睡午觉等都包了下来。

1981年7月26日《北京晚报》2版。

1992年暑假,各类补习班和家教服务十分活跃,有的孩子要上三四个辅导班。与此同时,中小学生的社会活动场所却越来越少。2000年,“减负”后的第一个暑假来了。

近几年,暑假作业的花样不断翻新。观赏夕阳西下,每天锻炼一小时,设计漫步古都路线……多了些松弛,少了些约束,也许这样的暑假,才会在多年以后想起来,依旧有风吹树叶的美好。

图文来源:北京晚报、京报集团图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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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五色土文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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