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开学第一课吗？跨越数十年，那些藏在岁月里的求学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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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悄悄过去，伴随秋天一起到来的，还有开学季。第一堂课上，老师偶然的一句鼓励也许就改变一个调皮孩子的一生；上世纪60年代，学生们的第一堂课是在田野里上的；如今的大学开学季，新生们期待着校长的“金句”和学术大咖的经验传授……在最初的求学时刻，开学第一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1980年9月，开学第一天，复兴路小学的学生认真听讲。王宝琴摄

在劳动中开启新学期

在上世纪60年代，不少学生的第一课是在田野里上的。

1960年9月，中央戏剧学院的一年级新生开赴密云、朝阳，开始了入学后的第一课——劳动锻炼。田边树下，十几位社员刚放下工具休息，一群年轻人从另一块菜地里跑来：“同志们辛苦了！我们演几个小节目来慰劳大家……”新生们在地头上唱起抢种小麦的歌，接着又表演快板、唱京戏……表演完，他们又跑回菜地拔草去了。社员们喜欢他们，说他们给生产带来了一股热劲儿；大娘们更爱他们，说和他们在一起干活儿比吃包子还香。

1960年9月26日《北京晚报》4版。

1963年，韩忠魁接到了北京农业大学附属中学的录取通知书。到校报到时，兴奋和失望写在每一个新生的脸上。当时，学校刚建校两年，玉米地、稻田围着学校。校长一边欢迎新同学，一边号召大家参与校园建设。于是，建校劳动成了韩忠魁他们读高中的第一课。一个月后，校园焕然一新。上千米的校墙是几百名师生从五里之外的山坡上捡来条石砌的，平整的操场也是师生们用汗水换来的。上课铃响了，脸晒黑了、手变粗了的师生一起走进明亮的教室，开始了读书的幸福时光。

宿舍门后贴唐诗

有时候上第一堂课的人不是老师，而是同学。

1961年秋天，在清华大学里，每天早晚，睡前饭后，都有一高一低的普通话校正和诵读的声音从新生宿舍里传出来。原来，新入学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说着各地的方言，给学习和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大家都愿意尽快地学好普通话。同学们互相订下包教包学计划，会普通话的同学热心地教，学的人耐心地学。才短短一个月，不少同学就有了很大的进步。

曹跃进1978年入读北京师范学院，是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之一。走进宿舍，靠窗的下铺上躺着一个人，正在读《欧也妮·葛朗台》，这就是曹跃进遇见的第一位大学同学。数日后，同学均已报到，大家的年龄从19岁至31岁不等。这“第一课”是有人在宿舍门后贴了一首唐诗，大家默契地背诵，以后竟成了制度，每人轮流值日，一天换一首贴上去。再后来，大家又较上了劲儿，比谁不睡午觉而是读书，比谁早早起来去背书，好像个个都要把失去的时光补回来。

1978年3月，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步入北京工业大学，开学后的第一堂课，学生们认真听讲。司马小萌摄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老师和学校对待学生也是一样。

1959年新学年，育才学校的小学教师张学兰走进教室，四十几双黑溜溜的小眼睛都望着她，她立刻就爱上了孩子们。可不出两天，问题来了。孩子们彼此之间还没什么感情，同学之间借块橡皮都不行，无意碰了一下，竟打起架来。张老师就给他们上了团结友爱的第一课。

孩子们太闹腾了不行，太安静也不利于开展教学。1963年9月2日，西城区宏庙小学一年级一班的孩子们拘束地坐在教室里，等待第一课的开始。班主任李治贵走进来，和蔼地对孩子们说：“还有一刻钟才上课，咱们先出去玩玩吧！”于是老师和学生们拉起了圆圈，玩起了丢手绢。游戏缩短了孩子们和新环境的距离，活跃了他们的情绪。

1981年秋季学期起，北京师范大学在文理科各系一年级开设《中国语文》课，并规定该课为文理科学生的必修基础课。当时，由于重理轻文的思想影响，师大入学新生语文水平明显下降。80级学生（不包括中文系）高考语文成绩达到80分以上的，仅占该年级学生人数的7.6%。有相当一部分学生语文知识贫乏，错别字多，阅读能力差。开设《中国语文》课就是为了改变这种状况。

金庸先生的“第一课”

学校铆足了劲儿挖掘校内外资源，希望学生们学好“第一课”，能开个好头。

1999年，金庸新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后，给同学们上了他的第一堂课。涌进教室的人数超出原定的4倍，小黑板上写着“欢迎大师兄”五个粉笔字，那是管理学院一名研究生自发写上去的。金庸对同学们说，现代人压力很大，钱挣得多了，其实内心倒未必平静，越是科技时代，越是要发挥人文精神。听课者提问时，叫“金老师”“查先生”“金大侠”的都有，问题也五花八门，金庸最后送给同学们四字真言：终生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