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得有情义，无情无义的人不能交往。”看过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观众，很难忘掉这句台词，却又有些好奇：它貌似平淡，为何让人瞬间破防？
曾经，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中的“权威观点”犹如“紧箍咒”：传统中国文化受儒家影响，信任半径短，对家庭外的陌生人缺乏信任，是“一盘散沙”的“低信任度社会”，因缺乏情义，很难实现现代化。
《给阿嬷的情书》呈现出不同的事实：无数游子在外受苦受累受辱，却将血汗钱交给陌生人，带给故乡的亲人，这怎么是“低信任度”？他们对家人的责任感，常上升为对祖国、对家乡、对传统文化的忠诚，这怎么是“一盘散沙”？《给阿嬷的情书》式的感人故事绝非个案，这怎么是“缺乏情义”？
理论与现实的落差，让人无所适从，好在还有《金钱与血脉：泰国侨批商业帝国的百年激荡，1850年代—1990年代》（汪玉姣著，东方出版中心2026年8月），读后惊觉：在影院里白流了那么多泪，竟没真正看懂《给阿嬷的情书》。
经济学“铁律”为何失效
本书聚焦于近现代泰国“侨批业”。“侨批”指华侨以民间渠道寄回国内、集家书与汇款凭证一体的信。泰国是东南亚华侨人口第二大国，约占总人数的20%，相关存世材料极丰富（现存“侨批”超20万封，其中7-8万封来自泰国），也是《给阿嬷的情书》故事的发生地。
用今人眼光看，“侨批”能成“业”，实属奇迹。
如书中所说：“它既不是银行，也不是邮局，却以‘老乡的信任’构筑起一套横跨暹罗与中国的金融和情感网络。”从业者“在没有监管、没有电报、更没有手机的年代”，只凭“信义与记忆”，便发展成惊人规模——以1932年为例，汇入国内资金3700万泰铢，时泰国政府年入七八千万泰铢，同年中国政府月入也只有两三千万元（时1泰铢约合1—1.27民国银元）。
“侨批业”先后遭当地政府打压、西方列强银行竞争、“大萧条”冲击、经济“泰化”运动压制、日寇围剿、国民党大陆政权倒台前掠夺，却一次次通过主动调整业态，挺过难关，生意不断增长。
经济学教科书反复教导我们：“熟人社会”形成的自然经济是脆弱、不稳固的，“陌生人社会”靠法律、制度建构的经济才是有韧性、可持续的。
可“侨批业”让经济学“铁律”突然失效了，传统持续释放出惊人能量。对“侨批业”了解越多，就越明白：现代化从来不是一个“非此即彼”“自古华山一条路”的故事，它的多元性被长期遮蔽。重读这段历史，对于深入认识多元现代化、明确当下所处历史阶段、选择符合自身发展的道路等，均有意义。
重合作、求共赢是华商风格
早期“侨批业”只是熟人间的“水客交易”。
受泰国近代化影响，建铁路、开港口、发展农业、稻米出口等急需劳动力。1825年，旅泰华人为23万人，到1917年，已至90.6万。新增移民多是苦力，不识字，不会当地语言。每赚到一点钱，他们只能请往来中泰的老乡（即“水客”）带回乡。当时中国乡村均无门牌，人口登记疏漏，只有熟人才能确保送到。
华人吃苦耐劳，“侨批”数量猛增，部分“水客”见有利可图，转行开“批局”。1891-1894年间，曼谷已有20家“批局”。
“批局”仍靠人情做生意，定期深入偏远的橡胶园、矿场、甘蔗园，那里的华侨苦力长年见不到同胞，“听到乡音家讯时……抱头痛哭”。为拉客户，“批局”有时首单不收费，甚至给客户钱。客户不识字，“批局”提供“代写家信”业务……这些在《给阿嬷的情书》中也有表现。
“侨批业”增长快，引当地政府嫉妒，下令“侨批”必须通过官方邮局，否则按走私论罪，一封信罚40泰铢，判3年监禁。
可高压之下，邮局业务未增。“侨批”数量大，只是给每封贴邮票，邮局就忙不过来，大多数“侨批”没收信地址，邮局送不了。经华商出面协调，泰国国王默许“批局”做总包，几千封“侨批”打包贴一张大额邮票，邮局承运，递送仍交“批局”。邮局干脆聘华人任经理，收入大增，“侨批”单件成本反降。
西方银行也盯上“侨批业”，却竞争不过“批局”。西方人一上来先订合同、立规矩，“批局”则先交朋友、给服务，老华侨说：“去洋人银行办事，像是面对审判；去华商银行，则如同回家。”
“批局”也看到西式银行的优势，在汇款等业务上紧密合作，西式银行也意识到，“侨批”单笔数额低，难服务，不如交给“批局”。
重合作、求共赢是华商风格，“侨批业”顺利通过初期艰难，迎来上世纪20-30年代的“黄金十年”。
世事沉浮，“侨批业”却不倒
1929年，大萧条席卷全球，泰国大米出口遇挫，价格暴跌50%，大量农民破产，引发社会动荡。“侨批业”每年流出大量货币，令泰国国王不满。然而，大“批局”早深入银行、稻米生产等领域，抗风险能力增强——严控“侨批业”，会影响稻米出口，得不偿失。
1932年，泰国留洋归国的军官、文官发动革命，国王放弃绝对君主制，不久军政府独裁，1938年起开始经济“泰化”运动，限制资金流动，稻米、银行等行业逐渐国有化。超100所华文学校被关闭，华文报纸只留一家，且出台“不准说中文”“不准穿中式服装”“不准使用中文姓名”等禁令……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郑木生开华语培训班在1956年后，是第二次经济“泰化”运动。
70-80%的泰国华侨是潮汕人。1939年6月，汕头、潮州沦陷，此后6年，日寇占据潮汕。“侨批”已难送到，造成1943年惨烈的“潮汕大饥荒”。
为把“侨批”送到家，“批局”探索新航道，反比原航道更省钱，且主动与国民党政府主导的国家银行合作。1941年12月，泰国被迫与日本缔结同盟国，日本在曼谷设立银行，试图切断流向中国的资金，“批局”全面受控。
可“批局”仍然找到了发展机会，利用战争期间汇率波动和管理空隙，进行外汇套利，反而增加了收入。1945年后，“批局”迎来“繁荣期”，从战前的20多家，猛增至70多家。
这轮“繁荣”有“偶然性”。一方面，当时泰国为争取联合国席位，努力改善对华关系，放宽了对“侨批业”的政策限制；另一方面 ，人们对战后发展充满期望，给资本投机带来空间。
从寡头垄断迅速走向消亡
上世纪40年代末，国民党政权濒临崩溃，不惜杀鸡取卵，竟操纵汇率，严控资金流动。金圆券推出仅两个月便崩溃，竟让“侨批业”背黑锅，栽赃侨汇“走私套利”，要求“批局”至少将40%的汇款交官方银行结算，而官方汇率大大低于市场汇率。
“批局”不配合，便以“打黑”名义处理，甚至枪毙商人。“侨批商”感叹：“按官价结汇，无异于向政府‘捐款’，不‘捐’，就得赔上性命。”
上世纪50年代，经济“泰化”运动卷土重来，《给阿嬷的情书》中的郑木生便在这一阶段去世，但“侨批业”仍在发展——马灿峰等巨商引军方强人到公司当股东，给予巨额分红，使这些公司在名义上成了“泰国公司”，其实仍由华商掌控。随着政商深度勾连，“侨批业”走向寡头垄断，压抑了竞争，服务水准下降，丧失了市场灵活性。
上世纪70年代末，“侨批业”又退回到“水客交易”的原始形态中。
中国改革开放后，不少华侨携资金回乡，因泰国方面严格监管，“批局”已无法提供帮助，加上信息技术进步，通联已几无门槛，“侨批业”在整个经济中占比持续减少，日渐边缘化，各“批局”既无应对之策，也不愿开发新服务。
1979年，泰国最后一家大型“批局”（“振盛兴批局”）将投递和解付网络并入中国银行系统，海外分支机构也正式停办“侨批”业务，标志着“侨批业”正式退出历史舞台。《给阿嬷的情书》中，“裕丰银信局”就是在这一年关闭的。
其实，一些小“批局”坚持到上世纪90年代。
从这面镜子看自己
“侨批业”为什么“打不死”，持续迸发出惊人的活力，成为经济学经典理论无法解释的谜？
《中国18-19世纪人口职业结构与大分流》（杨成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5年5月出版）或能给出答案：清代人口结构独特，始终为农业人口近60%、工业人口略多于10%、服务业人口近30%。前现代国家一般是农业人口约80%、工业人口略多于10%、服务业人口约10%——中国的农业人口少近20%，服务业人口多出近20%。
未经农业人口向工业人口、工业人口向服务业人口两次大转移，古代中国已有较多服务业人口，故商业文化等更早熟，体现在经商与日常生活、与人际交往等融入更充分。
如书中所写，绝大多数基层“批局”兼营百货店、饭馆等，与客户朝夕相处，彼此“信任”不是制度保障出来的，而是复杂关系的深度绑定中交往出来的——他们可能是亲戚、同乡，可能一起投资小生意，可能有共同的熟人群体……诚信不仅是经商的底线，更是做人的底线。
“侨批业”的诚信，靠情义维持。“做人得有情义”震撼心灵，因为那是我们的来时路、我们的精神故乡。随着熟人社会瓦解，我们沦为职业人，可内心深处，我们依然向往那个自发讲情义、不将其视为一种负担的时代，依然怀念它给予的抚慰、鼓励与骄傲。我们始终坚信，那才是生而为人配有的生活。
书中承认，“侨批业”也有短板，比如边界感强，闽南华侨不愿去潮汕人的“批局”；再如长于人事、昧于技术，“侨批业”消亡于信息技术进步之时，可“批局”从没为此投入，也无应对之策。
优点也罢，缺点也罢，惟有全看到，才知该何去何从。发展无固定公式，只能以自己的方式走向未来。看到真实的自己，突破“权威观念”的封印，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来源：北京青年报
如遇作品内容、版权等问题，请在相关文章刊发之日起30日内与本网联系。版权侵权联系电话：010-85202353
分享到
全部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