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别楼宇烈：先生远行，斯文长存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我国著名哲学家、中国哲学史家、宗教学家、佛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楼宇烈先生，于2026年10月9日2时18分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92岁。

今天上午，楼宇烈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举行。亲友、同事、学生与学界同仁送别楼宇烈先生，深切缅怀他的学问与风范。

连日来，北大师生校友自发前往北京大学哲学系设在李兆基人文学苑的灵堂吊唁，寄托哀思。

九十二载人生，六十六载执教。从青年学子到一代大师，楼宇烈先生深耕中国哲学史、宗教学、佛学与东方哲学研究，倾力于研究、传承、弘扬中国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质朴通透之风、人文立本理念贯穿于他的治学、育人、为人。

一面黑板，到一方屏幕

就在不到一个月前，楼宇烈先生还参加了一场视频交流。张素闻回忆，先生与大家讨论生活与学问，鼓励他们对中国文化保持自信与自觉，还郑重地向大家表达了感谢。

隔着屏幕，师生仍像往常一样讨论问题。近年来，楼先生还经常参与每周五下午的线上研讨。他的学生、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副教授李海峰原以为，这样向老师请教的日子还会有很多。

年轻时的楼先生站在讲台上，身后常是一面写满历代注释的黑板。早上七点半准时来到教室，讲台上一站就是三个小时；阅读文献时“一个标点都不放过”。没有电子检索的年代，遇到读不懂的地方，他便让学生反复查字典，手把手教他们研读文本。

楼先生的学生、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李四龙记得，到了期末，同学们问作业要写多长，老师总说“不要超过五千字”，随后补一句“《老子》才不过五千言”。严谨的课堂上，也有这样让人会心一笑的时刻。

这样的教学方式，也有楼先生自己求学时留下的印记。1934年12月10日，他出生于浙江杭州，籍贯浙江嵊县（今嵊州市）。出生后不久随父母迁居上海，在上海完成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学业。1955年，他从上海市浦光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

选择哲学，源于他对“兼容文理”的向往。北大哲学系既引导学生系统研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探寻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发展脉络，也开设自然科学课程。每周三晚有自然科学前沿讲座，大学二年级还要修高等数学。这些经历满足了年轻的楼宇烈对不同学科的好奇。

求学期间，他受教于中国哲学史家冯友兰、张岱年等前辈。课堂之外，师生也常相聚讨论；他曾到研究东方哲学的朱谦之家中听日本哲学与宗教，到研究荀子思想的梁启雄家中上课。回忆求学岁月时，他说：“我觉得跟着老师学习，除了在课堂上听他们讲课之外，更重要的是课下的相互交流。”

冯友兰先生的著述清楚明白，给楼宇烈留下深刻印象。后来教书，他也以深入浅出自勉：让从未接触这个领域的人基本听懂，也让专门从事研究的人听到新的知识。从一代北大先生的课堂、书斋与家中，到自己与学生的交流，这份师风延续了下来。

2025年11月，在楼先生执教六十五周年座谈会上，曾师从楼先生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张志强，谈起老师言传身教给予自己一生受用的“为学工夫”。曾在硕士阶段师从他的北京大学哲学系博雅特聘教授王中江说，先生身上充满着学术精神、人文精神，也充满诗意和情怀。

先生讲经典，也谈生活；解答学术上的疑难，也关心年轻人的烦恼。楼宇烈在自述中说，即使最年轻的博士生也已毕业多年，他仍每周坚持给他们上半天课。有时回答学术问题，谈对传统文化的新体会，更多时候讲养心与修身。他关心学生读了多少书，也关心他们怎样生活，提醒年轻人重视体育锻炼、艺术熏陶和劳动教育。

课堂之外，他支持北大学生社团的发展，曾担任北京大学古琴社顾问、耕读社指导老师。耕读社同学孙小雅记得，2024年冬天拜访楼老师时，临别前先生特别叮嘱大家，把儒释道的有益思想用于面对现实，遇事“拿得起，放得下，想得开”。

楼先生的学生、北京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讲师徐佳希曾写信请教关于人生重要问题的困惑。先生回信说：“来信收到，你的问题很多，不是一下子能解开和解决的，以后慢慢来吧。不过，人最重要的是当下（此时、此刻、此生）……做好了当下的人和事，又何须担忧未来呢？”他又叮嘱学生，一生要“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

学生的人生大事，先生也放在心上。有学生在婚礼前，请先生补行迟了多年的成人礼，同门亦一同参与。礼毕，先生以毛笔蘸取朱砂汁，在他们的手心写下为每个人想好的字。一笔一画之间，师长的祝愿落在掌心，也留在了学生郑重的人生时刻。

楼先生的博士生、现任教于中国政法大学的肖磊说，同门的婚礼设计各有不同，却常有一个相同的环节：请楼老师向宾客讲述婚姻的意义，以及对新人的期许。从毕业时自发举行的谢师礼，到依照古礼筹备的婚礼，先生的教诲渐渐融入学生的生活。

这份情谊，也在日常往来中延续到了下一代。徐佳希的女儿喜欢去先生家，因为“奚奶奶会拿各种好吃的，楼爷爷的生日蛋糕又大又漂亮。”孩子记得的是美食与蛋糕，母亲珍藏的是恩师的教诲与关爱。

今年教师节，李海峰与师门同学还到先生家中相聚。大家谈问题，商量着在先生12月生日时再聚，把他多年来为学生和朋友写下的题跋汇集起来。那时，下一次见面还是一件可以期待的事。

从原典出发，为后学铺路

1960年，楼宇烈本科毕业，留校任教。1959年下半年起，他就参与北大哲学系教材编纂，负责文献搜集，常到旧书店淘书。1961年底，他借调至高校文科教材编写组，参与哲学史家任继愈主持的《中国哲学史》编纂，期间结识石峻等学界前辈。到了20世纪70年代，他开始为学生及各地进修教师讲授中国哲学史。

楼宇烈先生的研究涉及魏晋玄学、儒学、佛教、东方哲学等多个领域。这条广阔的学术道路，有一个清晰的起点：回到原典，把文字、版本和思想脉络弄明白。

他的代表作《王弼集校释》，从本科时期的兴趣开始。王弼是三国时期的思想家，也是魏晋玄学的重要人物。楼先生着手搜集王弼著作的不同版本，考察历代注释，一做就是多年。1964年，《王弼集校释》初稿完成。此后书稿一度未能集中整理，资料积累却没有停止。1978年交稿前，他又依据新材料和研究心得反复修改。1980年，该书由中华书局出版，1984年重印。它系统整理王弼的《老子道德经注》《周易注》等重要著述，让这位古代思想家的著作更完整、更清晰地呈现在今人面前，成为后来研究王弼和魏晋玄学的重要文本基础。

后来，他又写下《郭象哲学思想剖析》《玄学与中国传统哲学》《魏晋玄学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等文章。对经典字句与思想义理的双重关心，贯穿于他的玄学研究。

《荀子新注》承载着另一段学术经历。该书1979年由中华书局初版，署名“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实际由楼先生召集完成。晚年，他又组织博士生读书小组，把《荀子》三十二篇一篇篇重读、讨论、修改，重新写过各篇“说明”，2017年再次出版。一部书出版几十年，仍值得回到原文继续推敲；整理经典的过程，也成为与学生共同研读的过程。

他对儒学的研究，也关心古典思想对今天的启发。《荀子礼乐论发微》《儒家“节欲”观的现代意义》《儒家修养论今说》等文章，记录了他从文本出发、不断追问现实意义的思考。

20世纪80年代初，研究佛教的师生不容易找到系统的原典资料。楼先生在征求前辈学者意见后，着手编纂《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从1981年至1992年，这套书陆续出版四卷十册。李四龙回忆，20世纪90年代从事中国佛教研究的学者，许多人都用过它。资料得以集中呈现，后学便能更方便地从原典出发继续研究。

楼先生坚持“把佛教作为历史文化的一部分来研究”，也把它看作现实的、有生命的文化现象。他研究禅宗、近代佛学与居士佛学，著有《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等。张志强在2025年的座谈会上，特别提到他在近代佛学、居士佛学研究方面的开创之功。楼先生还常提醒弟子关注清末民初的思想人物；他点校的《康有为学术著作选》从1984年至1992年陆续出版七种，为研究近现代中国哲学提供了资料。

从王弼、荀子到佛教与近现代思想，研究对象不断拓展。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魏常海评价楼先生，既看重他对儒释道文献的整理，也看重他对思想义理的阐释。两方面在楼先生的学术工作中始终相连：读准一字一句，才能更深入地理解其中的问题。

在东方哲学学科建设方面，1986年他在北大哲学系重建东方哲学教研室，主编《东方哲学概论》《东方文化大观》等。他主张根据东方宗教，特别是中国宗教的特点，探索适合其自身历史与思想特质的研究方法，而不能简单套用现成的理论。

他的《宗教研究方法讲记》强调“资料、观点和方法的统一”“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也重视整体、综合的研究。2026年7月北大举行东方哲学学科建设研讨会，楼先生还通过视频致辞，呼吁立足中国文化主体性，深化东方哲学研究。

2025年11月，中华书局出版《楼宇烈文集》，全八卷九册，二百八十余万字，收录他在经典校释、儒释道研究、宗教研究方法与传统艺术等方面的成果。翻开这些书，可以看到一位学者如何从经典的字句出发，走向对中国思想文化的整体理解。

让学问走进琴曲与日常

2025年11月28日，在《楼宇烈文集》首发式暨执教六十五周年座谈会上，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以“通儒”评价楼先生，提及他贯通儒释道的学养，也提及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

这份“通”，可以从他的学术道路中读出来。楼宇烈一生治学，始于玄学，走向儒家、佛家、道家，走向东方哲学，走向中国艺术与中医，走向一种融会贯通、整体把握的中国文化研究。他主张把中国文化的根源性典籍概括为“三玄、四书、五经”，希望读者从这些经典入手，理解不同思想传统之间的联系。

楼先生始终强调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要有“综合的整体研究”，要从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体会其深层、内在的共同特性。在他看来，思想最终关乎人怎样认识自己、对待他人，怎样在现实生活中作出选择。“人文精神”因此成为他论述中国传统文化的关键词，他也将研究佛教的论文集命名为《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

艺术让这些思考变得可听、可看，也可以亲身练习。楼宇烈的学生之间，流转着他论艺的“十六字心法”：“以道统艺，由艺臻道，道艺并进，形神俱备。”他曾用一幅对联表达对传统艺术的理解：“同是平常本分事；皆为悟道明心门。”

1956年成立北京昆曲研习社，楼宇烈1961年加入其中。几十年下来，他坚持在校园里唱昆曲、办昆曲班，与同好切磋。1979年的一张合影里，他还年轻，正与张允和、周铨庵等研习社社员在俞平伯家中聚会。

2005年春，白先勇制作的青春版《牡丹亭》即将在北大百周年纪念讲堂演出。演出前，楼先生应北大京昆社邀请，为学生讲“昆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面对年轻人对《牡丹亭》的热情，他谈昆曲的曲词、表演，也谈这门艺术所承载的文化记忆。同年4月，青春版《牡丹亭》在北大演出，一票难求。白先勇与北大美学家叶朗等推动作品走进燕园；楼先生几十年坚持唱曲、组织拍曲，也让更多青年有机会在日常学习中接触昆曲。

为弘扬传统艺术文化，在京昆古琴研究所的基础之上，楼先生自2003年开始创办国艺苑，公益传播古琴与昆曲。他租下场地，购置古琴，让北大学生免费学习。琴室不大，只能摆六张桌、六张琴；每周一课，学生学成后还在北大举行汇演。李海峰记得，自己多年后工作繁忙，仍会弹一弹古琴，许多同学也从跟随先生唱曲开始，逐渐成为昆曲爱好者。

楼先生晚年还提倡“国艺”理念，关注京剧、书法、茶道和中医。他谈中医文化时，关心其中如何理解和尊重生命；研究不同的艺术时，留意它们怎样涵养人的性情。在他看来，文化传承可以从唱一段曲、弹一张琴、写一笔字开始，让典籍中的思想进入日常言行。

耄耋之年，楼先生仍对新鲜事物保持兴趣，喜欢尝试电子产品；在堆满书籍的小书房里，也会哼唱《牡丹亭》的选段。通过屏幕与后学讨论问题，唱起熟悉的昆腔，都是楼宇烈先生真实的日常。

楼宇烈的书房名为“三不堂”。他在堂训中写道：“不苟为，唯贵当；不刻意，顺自然；不执着，且随缘。”其中有他对儒释道思想的体悟，也有他对自己治学、为人的提醒。

如今，哲人远行。先生校释的经典仍有人研读，熟悉的琴曲仍有人弹奏；当年听他讲课、随他问学的人，也继续读书、治学，把自己的所学传给后来者。

斯文长存。

深切缅怀楼宇烈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