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先生的《办气韵生动的副刊》前不久引起热烈反响，他特别谈到作家、作者与副刊编辑关系的重要。由此，我不禁想起与王蒙老师交往的二三事，也算是他与《北京日报》副刊编辑的情缘吧。
《北京日报》从创刊的第一天——1952年10月1日起，就有了刊登文艺作品的版面，刊登的第一篇作品是臧克家先生的散文《欢迎》。七十多年前向臧老约稿的编辑已追溯不清，但以第一任社长范瑾同志为代表的老一代报人对办好报纸副刊的高要求和重视度却是鲜明的。
“新闻抓读者，副刊留读者。”相较于时效性新闻，优秀的副刊文学作品，更经得起岁月的磨砺。比如当年曾轰动文坛的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就是由《北京日报》副刊连载的。那时报社的副刊编辑直接向郭沫若先生约稿，郭老欣然答应，不久便寄来了诗作《骆驼》。
我与王蒙老师相识始于1979年，那时我还在大学读书。当时北京的几家高校学生刊物决定一起去采访作家王蒙。彼时，他刚从新疆伊犁返回北京，居无定所。在王蒙姐姐的帮助下，我一个人先去见了王蒙，定好了采访时间、地点。我翻了当年的笔记本，日期是1979年10月11日的下午。北京大学中文系来的是王小平、黄蓓佳，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来的是徐晓、桂青山，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来的是徐永青，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来的是我和杨小兵。我们七个大学生加上主人，使那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房间有点拥挤。我们围着王蒙问答不断，笑声时而飞出了窗外。记得王蒙开玩笑说：“现在我们国家青年的标准，跟肝炎转氨酶指标一样，提高了。我45岁了，还是青年嘛。” 我们不约而同地说：“欢迎您参加我们这一代。” 笑声中，王蒙连声回答：“好，我也是你们这一代的。我是‘青年’啊！”
几年后，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了北京日报社，常听到文艺部资深编辑赵尊党、李凤祥等前辈提到王蒙。我鼓起勇气把自己写的有关王蒙的两篇小文，分别拿给了两位老师。一篇言论经赵尊党老师修改编辑，很快发表在《北京日报》副刊上。另一篇有点“独家”，李凤祥老师编发在《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上。大概意思是王蒙在19岁写出《青春万岁》这部长篇小说之前，已经在《北京日报》上发表过作品了。
一贯风趣幽默的王蒙，也曾神情郑重地给我讲过一件往事：说不清从哪年起，一直到1978年，有十几年的时间，他的作品一直发表不出去，对于一个热爱人民、热爱生活的作家来说，痛苦莫过于此了。但是，他没有绝望，他要写！1964年，王蒙把一篇论文寄给了一家文艺刊物，没有任何音讯。稿子寄丢了？没有，在编辑部。编辑们拿着凝聚着青年作家心血的稿子，在争取着……可是，随着“文革”的到来，这家杂志被迫停刊了。岁月流逝，人事变迁，真是天翻地覆！在边远的新疆伊犁，度着“断线风筝”似的生活的王蒙，哪里还记得起这篇稿子呢！15年过去了。一天，一卷印刷品飞越千里，寄到了王蒙手里。打开一看，竟是十几年前的那篇稿子发表了！王蒙怀着诗人一样的激情说：“只要有人类，美，是永远不会绝灭的！契诃夫写了美的毁灭，我也要写，但我更多地写美的胜利、美的力量！”
众所周知，新时期，王蒙越来越忙，说日理万机一点不为过，但是他从未停下手中的笔。作为地方报纸的副刊编辑，我们轻易不去打扰他。一天，韩美林老师打来电话：“明天全国政协文艺界的不少朋友来我家做客，有大冯、祖芬、铁成、小濮……我准备了礼物，大家抓阄。来吧，好玩儿！”于是，在韩老师家里，我又一次遇到了王蒙。我对他说：“王蒙老师，我们报社的电话变了，我给您留一张新名片吧。” 他接过名片，说：“我没有名片，你记一下：北京市……这个是我的永久通讯地址，你什么时候都能找到我。”
这个通讯地址后来真的用上了。2012年，北京日报社迎来60周年社庆，报社要出版一本《北京日报创刊60年文学作品精选集》。王蒙的作品选用哪篇呢？我和编辑说，咱们请他自己选一篇吧。于是我按照他留下的联系方式，致信给他。很快，王蒙老师的回复来了，推荐了自己的散文《国庆的礼花》。书出版后，我们按照他留下的详细地址，寄去了样书。
（作者曾任《北京日报》副刊部主任）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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