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明工作“减负”了，基层负责人得以腾出手来投入到更多的活动组织当中。插图 宋溪

欣喜：半信半疑去了社保所，两分钟就办好了

“我们这儿有位外地居民，每年都为了能从原籍领取退休工资，来居委会开居住证明。今年我们告诉他不需要了，他半信半疑去了社保所盖章，结果两分钟就办好了。”回忆起不久前那位居民的惊讶和欣喜，广外街道依莲轩社区党委副书记任堃忍不住笑了。

以广外街道办为例，在清理证明的前一年，共开具各类证明约1.8万余件，清理后半年下降到5000余件，年办理量下降了44%。

而在更早以前，居委会曾一度经受着“奇葩”证明开具要求的挑战。广外街道手帕口南街社区主任薛梅就遇到过一对母女，到居委会要开一份“胎儿畸形”证明——女儿怀孕7个月时检查发现胎儿畸形，但医院要求居委会开证明才给做人流。

“居委会能证明什么呢？”薛梅对此十分为难，但作为居民办事的“最后一公里”，考虑到居民再没别的地方能找，她坦言有时做不到的事，也“顺着居民的意思给办了。”只得在居住证明的样本后附上“根据医院检查结论显示，胎儿畸形”，并盖上居委会的红章，这家医院才给做了手术。

令广外街道依莲轩社区主任杜镇国印象深刻的，则是去年为一位老先生证明“我爸是我爸”。

“这位老先生想为父亲申请海葬，海葬要求出具父子关系证明。他拿了户口本、身份证不行，单位出了证明也不行，必须是我们居委会开具的父子关系证明，民政那头才认。”杜镇国哭笑不得地表示，“我们后来凭据什么给他开了证明呢？其实就是凭他单位开的那份父子关系证明。以证明开证明，有时候是很无奈的办法。”

对此，杜镇国分析，居委会受区民政局管辖，和市民政局、民政部属同一体系。“所以民政口就认我们的证明，单位开的不认。但我们依据的恰恰是一个他们不采信的证明。”他坦言，其实事情很简单，看一下户口本就行了。“谁会为不是自己家的人拿骨灰去办这事儿？”

转变：个人承诺代替证明，开具总量减少大半

去年11月，“申请骨灰撒海的经办人与死者关系的证明”终于被取消，想为家人海葬的市民什么证明都不用开，直接申请就可以了。通过各种方式与之同时取消的，还有其他70余项基层证明。

在居委会负责人看来，其中由个人承诺代替繁琐书面证明的方式，尤为具有强调个人信用和责任的先进性，并切实为居民带来便利。例如过去老年人想补办结婚证，得由居委会提供一份夫妻关系证明，证明俩人是“事实婚姻”。还得由儿女证明“爸妈确实是夫妻关系”，然后儿女还得证明自己确实是儿女……现在 改为提交身份证、户口簿等有效证件，外加夫妻双方个人声明即可。

“先认可居民的个人承诺，如果发现哪里出了问题再进行事后追责。”任堃认为，责任主体的转化能够带来更为清晰的办事逻辑，提升办事双方运转效率。

作为新型小区，依莲轩社区外来人口较多，老两口到北京给子女看孩子的情况特别普遍。每年5-8月期间，老人们便纷纷去居委会开居住证明，再拿居住证明去街道社保所换取给老家的证明，才能继续从原籍领取退休金。任堃回忆，以往这种“异地生存”类型的证明要占到居委会年开具总量的50%－60%，集中的那几个月，每天都得开出三四份。

“老人有居住证或者办了居住登记卡还好，上面会有个人信息。要是什么都没办，就得拿着户口本，证明他跟子女的关系；还得拿房本，证明他是这儿的常住居民。我们还要跟党员、志愿者了解他的情况，如果谁也不认识他，还要入户核实，特别繁琐。”任堃表示，自从去年这项证明取消，居民便可省掉居委会这一步，直接拿着身份证去街道社保所填表盖章，写一份“个人承诺”就可以了。

将个人承诺放在首位的还有失业证明的简化。任堃解释，以前如果人员失业，社保所要发失业金。但还有一部分人员压根就没就业，想申领救济就需要居委会出一个证明。“可毕竟我们也不是专业管这方面的，去了只能证明他住在那儿，至于上不上班，我们没法24小时跟着他。现在居委会的证明取消了，变成居民先承诺，说自己没有收入，再由社保所派人去调查，比如询问周边的人，或者了解他家有什么经济困难，提供依据给民政局，由民政局去考量够不够发放救济的标准。”

证明工作“减负”了，基层负责人得以腾出手来投入到更多的活动组织当中。社区成立了背街小巷文明劝导志愿服务队，为身边的环境建设出谋划策。还组织文体爱好者成立了舞蹈队、体育队、模特队，日常的培训排练热火朝天。京津冀广场舞邀请赛、民俗节、模特大赛、街道文化体育节等等，都少不了他们的身影。

期待：部门之间得配套，不能“这边省了那边还要”

再过不久，又有一大批证明将被取消。拍手叫好的同时，基层工作人员对一些尚未纳入取消名单中的证明怀揣更多期待。

就在前几天，任堃梳理了今年1-6月依莲轩社区开具的证明，并按类型频繁程度简单排了排序。令她颇感惊讶的是，占据榜首的是居民们因为丢失了水卡、电卡、煤气卡等等，在补卡的过程中被要求开具居住证明——总计180余件证明中，此类证明占到70%。

在任堃看来，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我越梳理越觉得奇怪，拿房本、户口本都可以证明房子是谁的，为什么要居委会开证明？”尤其是老年优待卡，现在已经不通过居委会，而是直接到农商行办理，但补卡时依然需要居委会开证明。“办过的东西会有办理记录，卡丢了信息还在，却偏偏要我们去出具证明，而这恰恰是还没有取消的。”

此外，目前老人退休时发现独生子女证丢失，想要补办，也需要居委会开具证明。任堃坦言，自己曾帮相熟的居民私下问过一次，居委会的证明其实无关紧要。“档案里都有独生子女的申请书，只要复印一下就能证明了，非常简单，但现在他们存档案的地方却需要我们开具证明。”

与任堃有同感的薛梅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个人信用体系没有完全建成，需要公权力替个人做担保。“有时居民也不愿把一切都曝光给我们，比如低保、申请房子等等，到我们这儿来，我们会问得很细，还是比较尴尬的。如果个人征信做得好，可能就不需要什么都出个证明了。”

另一方面，一些办事单位会通过“要证明”的形式，将自己的责任分担给居委会。“但我们就会面临两难状况”，薛梅以阶梯水价为例，目前阶梯水价按规定家庭居住6人以上才可享受，自来水公司要求居民开居住状况的证明。

“其实我们没办法掌握居民家里到底有几个人住”，薛梅解释，由于人户分离非常普遍，因此不能完全以户口本上的人数作为依据。若做入户调查，即便没住那么多人，居民临时“凑齐”6个人肯定也没问题。有时看到一套两居室住了七八个人，心中怀疑，却也无法证伪。要求拿6人以上的身份证，亲戚朋友更是可以借。“所以目前居委会出这种证明，只能按照居民的个人承诺去出。既然都是通过承诺，不妨减少在居委会承诺的中间环节，直接在自来水公司进行承诺。因为这跟居委会没什么关系，不应该把责任转移到我们身上。”

在薛梅看来，简化程序是一个系统工程，一定得几个部门合伙发力、持续推进。“一项项梳理、找源头，该承担的责任得承担起来。部门单位之间不配套，我们省了人家还要，也是减不下去的。”

来源：北京晚报 主笔 魏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