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贾大伟、孙羽浩

本次展出的《永乐大典》明嘉靖内府写本影印本

对于广大观众来说，《永乐大典》既熟悉又陌生。它是不世而出的神秘经典，又是古代中国一个遥远而模糊的文化符号。关于《永乐大典》的故事人们知之甚少，仿佛它的一切都已是历史的陈迹。其实，《永乐大典》的成书、收藏以及散佚、回收都是“传奇”的故事，《永乐大典》是一颗值得铭记、珍惜的文化明珠。

1、永乐帝编纂《永乐大典》昭示合法地位

1403年，刚刚经过四年苦战而登上皇位的永乐皇帝朱棣，命“大明第一才子”大学士解缙帮他编纂一部类书（类书是中国古代一种资料性书籍，它汇集多种书籍的资料来解释各种词汇，是古人搜索文献材料的辞典，也是中国特有的“百科全书”），他希望这部书能够汇集百家经典，囊括天下所有书籍之精华，成古今文献之大成。仅过一年，聪敏过人的解缙就编纂完成了这部书，名《文献大成》。令人意外的是永乐皇帝看后却十分不满，他认为这部类书辑录的典籍太少，不符合他心中汇集百家经典为一书的愿望。1405年，朱棣命他最信任的“黑衣宰相”姚广孝和解缙共同编纂这部大型类书。自三国魏文帝曹丕开始，各个朝代均有类书编纂，永乐皇帝明显是想编纂一部创造历史的大类书，以彰显大明王朝无以伦比、远迈汉唐的文化气魄。

据学者推断当时编纂《永乐大典》的人数超过三千人，编纂人员十分复杂，除了官员、学者还包括了当时各行各业的精英，甚至民间术士、僧侣也参与其中。《永乐大典》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书籍的精华，收集的典籍有近八千种。永乐五年（1407）十一月该类书编纂完成。明成祖阅后十分满意，亲自撰写序言，正式定名为《永乐大典》。永乐六年（1408）冬，命人抄写完毕。据姚广孝《进永乐大典表》记载《永乐大典》有“22877卷，目录60卷，共11095册”，规模、内容超过了前代所有类书。

永乐皇帝之所以在得到皇位之初就命人编写这样一部大型类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想笼络知识分子，借此机会来表明自己的合法地位。朱棣的皇位并不是其父朱元璋传给他的，而是通过“靖难之役”将自己的侄子建文帝朱允炆赶下台篡夺的。这在当时人看起来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因此很多学者、官员愤愤不平，不愿意接受朱棣的统治。朱棣也恼羞成怒地杀戮了很多人，著名学者、被称为“读书种子”的大儒方孝孺就因为拒绝为永乐皇帝撰写继位诏书，而被诛杀“十族”，牵连被杀八百多人，靖难之役后遭清算而被杀戮的人数总共达上万人。为了笼络知识分子，消除他们的抵触情绪，于是朱棣刚刚继位就召集众人编纂这样一部《永乐大典》。此外，明太祖朱元璋本人十分喜欢阅读《说苑》《韵府群玉》等类书。朱元璋在位时就想编纂一部类书，可惜未能付之行动。到永乐时期，为了完成父亲志愿，同时也是为了宣告自己的正统地位，朱棣决定编纂一部汇集百家之书的大型类书。《永乐大典》有一万一千多册，体量巨大而难以雕版印刷，因此《大典》所有内容全部为人手抄，其书中栏格也全部是手绘而成。

《永乐大典》的采用了册页式包背装的装帧形式。每册30到80叶（书的正反两面称为一“叶”）不等，多为二卷本，少数有一卷或三卷本。书开本高50厘米，宽约30厘米，框高35.5厘米，宽23.5厘米。开本宏大，大小相当于一般书籍的两倍。《永乐大典》原书使用的是以桑树皮和楮树皮为主要原料的皮纸，洁白柔韧，纵纹如棉。《大典》字体除将各门类事物的首字用多种篆、隶、草体书写外，正文均为端正大方的楷书台阁体。正文为墨色，引用书名文字用红色，断句及标声符号用红色小圆戳钤印。全书朱墨灿然，温润古雅。书中插图均用传统白描笔法绘制，形态生动。全书缮写工整，绘制精美，是写本中的精品。

影印的内页之一

2、《永乐大典》正本不知所踪

《永乐大典》是皇帝御敕编修的经典，按理来说应当得到最妥善的保管。但是世间事情却不是都样样尽如人意、符合常理。虽然《大典》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又集合了自先秦至明初的大量典籍，但它毕竟只是永乐皇帝个人的文化政绩工程。这样的政绩工程成果随着永乐皇帝本人的离去，也愈发不受人重视。今天所能见到的《永乐大典》都是嘉靖年间的抄本，而《永乐大典》的正本早已遗失，不见踪影。

永乐六年（1408）冬，《永乐大典》完成抄写，当时有稿本和抄本两部。原稿本不知所踪，有推测毁于正统十四年（1449）的南京宫中大火之中。抄写的正本《永乐大典》藏于南京文渊阁之中，具体位置是文渊阁东阁的下阁。永乐十九年（1421）大明王朝迁都北京，《大典》正本也随南京文渊阁书籍一起被移送北京。四月六日，《永乐大典》运至皇宫，被临时放置在左顺门北廊（即奉天门东庑）。两天后，北京宫中就发生了火灾，火势猛烈，险些毁掉《大典》。经此变故，《永乐大典》的安置问题就被暂时搁置，一直安放在左顺门北廊。直到正统元年（1436）才被移送到文楼。《永乐大典》正本被移送到文楼后就被束之高阁了，时人称其“卷帙浩繁，藏之中秘，天下人既不得见”。

1522年，酷爱《永乐大典》的嘉靖皇帝朱厚熜继位。据记载他办公的案头常放置一两册《永乐大典》以备随时翻阅。嘉靖三十六年（1557），北京宫中又失火，奉天门及三大殿均被焚毁，嘉靖皇帝急命人将《大典》从文楼迁出，以防不测。嘉靖四十一年（1562）秋，嘉靖皇帝决定重录副本，他任命高拱、翟景淳负责校理缮写《永乐大典》，招选誊录、绘画的生员109人。当时抄录《大典》有严格的制度，每人每天誊抄三叶。其册式、行款完全按照《大典》正本抄录，因此现在能够看到的副本和遗失的正本是没有内容和外观上的区别的。嘉靖重抄本《永乐大典》至隆庆元年（1567）年抄写完毕。奇怪的是，嘉靖本《永乐大典》抄写完成后《大典》的正本便下落不明了。目前关于《大典》正本下落有六种流行的说法，但尚无定论：其一是说其毁于明末清初的南京；其二说其随嘉靖皇帝殉葬；其三说其毁于万历年间的火灾；其四说其藏于皇史宬夹墙内；其五说其毁于清乾隆年间的清宫大火；其六说其毁于明末的北京宫中。

3.嘉靖本《永乐大典》如今只剩400余册

我们今天可见的《大典》均是嘉靖时抄写的副本。但就是这个副本原先有一万一千多册今天仅剩400余册存世，不到整个《大典》原来的百分之四。《永乐大典》副本究竟是怎么遗失的？《大典》副本最初藏于皇史宬（皇帝的书房），清雍正年间移送到翰林院，直到1900年庚子国变翰林院被焚。但在庚子国变前，原先万余册的《大典》也只剩下600多册。大部分《大典》已经散失了。庚子国变之后《大典》连600册也没有保住，1912年《大典》移交京师图书馆时只剩64册。是谁偷走了皇帝的《大典》？

国图展出的《水经注》清乾隆文津阁《四库全书》抄本。四库全书《水经注》曾用永乐大典《水经注》做过校勘

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守着《大典》吃《大典》，偷窃《大典》最方便的自然是看护《大典》的官员。乾隆五十九年（1794），《四库全书》编纂完成之后，曾对《永乐大典》进行过清查统计，当时还剩9881册，已经遗失千余册。这一千多册书不知是被何人所盗。彼时的官员认为康熙时期的三位重臣徐乾学、高士奇和王鸿绪在书局最久，嫌疑最大。但历经搜寻后并无发现，这一千多册《大典》的下落就不了了之了。《大典》大规模的遗失是在咸丰十年（1860）之后。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入侵，清政府与英法议和。自此之后京城使馆林立，而翰林院的官员同这些洋人多有勾连。洋人好奇货，国人善卖之，当时在翰林院偷《大典》也并非难事。据时人记载“早间入院，带一包袱，包一棉马褂，约如《大典》二本大小，晚间出院，将马褂加穿于身，偷《永乐大典》二本”。得书之后，以十两银子一册售给洋人。花费一整天，得钱二十两，对官员来说是低风险高回报的买卖。

光绪元年（1875）重修翰林院，《大典》不足五千册。严究馆人，交刑部毙于狱。按说前任们都毙于狱了，《大典》应该不会再遗失了。可到了光绪十二年（1886）缪荃孙入翰林院敬一亭观书时说《大典》仅有九百余册。这期间遗失的四千册也不知去向，可以说，一万多册的《大典》到庚子国变之前绝大部分都被监守自盗的官员偷走了。

对于《永乐大典》来说，第二个巨大的“灾祸”就是庚子国变。清末时局动荡，1900年义和团运动遍布京城，外国侵略者蠢蠢欲动。1990年英使馆北面的翰林院被焚烧，《大典》落入英国公使馆的手中。虽然后来英国公使馆交回330册《大典》，但在这期间多册《大典》还是被窃取了。其中日本东洋文库和英国使馆的官员是主要的盗窃者。据记载，当时日本东洋文库听说翰林院被烧，立即带着几个人奔驰到翰林院，各自带着几本书，带走的《大典》大多进了个人腰包。另外，英国人翟理斯（Lancelot Giles）和托马斯·比格（Thomas Biggin）也都从翰林院盗走了部分大典。当时使馆中人盗窃的《大典》数量不少。

庚子国变后，英使馆交还的330册《永乐大典》又重新放回到翰林院。时局动荡，人心浮动，《大典》在放回之后又遭盗窃，流通至市场中，当时北京琉璃厂等书肆就有《大典》售卖。到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移交于京师图书馆的《永乐大典》仅有64册。后来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经过几代人多方搜求，至今收藏《永乐大典》224册。除国家图书馆外，另外两百多册大典分藏于中外各地。散落海外的《永乐大典》则分布在英国、日本、美国、德国等国家。

4.国家图书馆多方搜求《永乐大典》

国家图书馆现存《永乐大典》224册（含暂存台湾的62册），其中64册为民国时期经鲁迅先生倡议从翰林院移交至京师图书馆。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拨交北京图书馆（国图前身）164册。
上世纪五十年代，《永乐大典》的收集工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社会各界人士和文化机构都对《大典》收集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1950年，北京图书馆馆员顾子刚先生率先捐献3册《大典》，之后周叔弢等藏书家捐赠了他们收藏的《永乐大典》。此外，前苏联列宁格勒图书馆、张元济的商务印书馆等国内外文化机构也捐赠了《永乐大典》给北京图书馆。

国图展出的《宋会要辑稿》。清代嘉庆年间在纂修《全唐文》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宋会要辑稿》五百卷

改革开放后，国家图书馆的馆员们一直没有停止搜求《永乐大典》的脚步。1983年山东掖县文化馆在农民孙洪林的家中发现了一册《永乐大典》。北京图书馆立即派专家前往掖县，经多方努力协商，最终将其入藏到北京图书馆中。该册《大典》是孙洪林的姑奶奶自幼家藏的。老太太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已经去世了，这册《大典》应该是清末民国初由北京流散至山东的。因为老太太不识字，所以将书的天头地脚都剪了下来，做了女红花样、鞋样。

万幸的是，由于中国敬惜字纸的传统，认为凡是有字的纸不能破坏，所以老太太并没有损坏《大典》有字的主体部分。这册《大典》入藏到国图之后，还发挥了重要的现实功能：八十年代中期，北京图书馆新馆设计完成，预计施工，但新馆大门的样式一直确定不下来。图书馆大门是建筑的门面，它代表了国家图书馆的最直接形象，意义重大。正当大家发愁之际，著名建筑大师朱炳仁先生看到了这册《大典》中的插图“凌花双龟背图”，一下子豁然开朗，决定按照这个插图来设计新馆大门，今天这个大门仍然矗立在典籍博物馆。北京图书馆当年被评为北京市八十年代十大建筑之首。

最新入藏国家图书馆的《永乐大典》是2007年从加拿大华裔袁女士手中购得的。2007年11月22日，全国古籍普查专家组赴华东核查古籍善本时，意外发现加拿大华人袁女士手中的一册《永乐大典》。国家图书馆与国家文物局共同组织专家先后进行了四次鉴定，认为其为明嘉靖间《永乐大典》写本的零册，且保存完好。最后在国家图书馆专家们的一致建议和力争之下，这册《永乐大典》才收回国内。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等单位的共同努力下，入藏国家图书馆。这册《大典》的发现和购藏是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开展以来，海外中华典籍回归的成功案例，对其后海外藏中华典籍以各种形式回归并加以保护有极好的示范作用。它也是历代国家图书馆馆员积极搜求遗书，保存文化经典的最好明证。

5、《永乐大典》编纂体例与《四库全书》截然不同

人们常常将《永乐大典》与《四库全书》相提并论，殊不知，两者虽然都是中国历史上无与伦比的重要文献，但其文献性质却截然不同。《四库全书》是丛书，而《永乐大典》是类书。不同于将众多单本流传的书籍汇编为一套的丛书，类书是辑录各门类或某一门类学科的资料，并依内容或字、韵分门别类编排供寻检、征引的一种工具书。《永乐大典》即是先按字韵再分类的编排方法，即所谓“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类书的性质有学者将其誉为“百科全书”，但两者又有差别：《永乐大典》是把自古到明初所有的图书资料全面加以搜集，将相关内容一句、一段或整篇、整部书地摘引抄录下来，甚至同一事物有不同说法时也会通通抄录而不管观点对错，其目的是汇编资料，供人参考；西方的百科全书首先是按知识门类确定成若干卷、若干条目，然后延聘具有权威性的专家学者撰述自己的观点或推荐某些研究成果，目的是介绍正确有用的知识、以及学术观点和著作。

来自山东掖县的一册《永乐大典》。当时书的天头地脚被剪了下来，但主体并未损坏，国图保存后补全修复。图上所示的“凌花双龟背图”成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北京图书馆新馆（现国图典籍博物馆）大门的灵感来源。

有趣的是，由于类书这种百科辞典似的编纂体例，使得其深受读书人的喜爱，成了很多知识分子炫耀自己知识庞杂、渊博的手段之一。因为他们只需要阅读类书中的一些相关词条，就能在与别人交流学问时，展现出拥有阅读过多部书籍的知识量。自清以来，对于《永乐大典》的评价褒贬不一。批评的一方，多指责其体例的不足。如乾隆三十七年，时任安徽学政的朱筠上奏折提出要辑佚《大典》，指出“中秘所贮《永乐大典》，裒集至富，但分析篇次，以四声韵字为部居，割裂破碎，与散佚无异。”《永乐大典》在具体编排时，由于定韵标准不一，选择不精，而且在解释某一词汇时经常照抄原书的整篇文章，这给词汇的检索增加了不少困难。而《永乐大典》的这个“缺点”却对于后世整理和辑佚文献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很多书籍不用过度繁琐的找寻就可在《大典》中找到整篇原文。

6.多部文献资料赖《永乐大典》保存至今

《永乐大典》是中国古典文献的重要宝库，它收集了明代以前七八千种典籍。保存了大量已经亡佚的重要文献，很多消失的典籍赖《大典》得以保存，这是《大典》最重要的文献学意义。在明代嘉靖年间，因为重抄《大典》对它的文献辑佚工作就已经开始了。

但是最重要的辑佚工作开始于乾隆三十七年，時任安徽学政朱筠上奏折提出要辑佚《大典》。朱筠说：“中秘所贮《永乐大典》……请旨敕下儒臣，采辑讨论，以还旧观，可得人间未见书数百种。”于是自《大典》辑出逸书次第刊行，流播海内，天下学者莫不欢欣鼓舞复知稽古之荣。最终，从《大典》中辑佚600余种书，其中385种进入了《四库全书》。大量典籍文献价值极高，比如薛居正主编的《旧五代史》就被著名学者邵晋涵从《大典》辑出。标志着我国传统的二十四史官修史书得以完整保全。为此乾隆皇帝还题诗一首《题旧五代史八韵》，诗还刻在国家图书馆四库全书的原架上。

其他如《宋会要辑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续资治通鉴长编》《农桑辑要》《水经注》《东观汉纪》等书在史学、农学和地理学上都有着极高的文献价值，是研究相关领域最基本的文献资料，都赖《永乐大典》得以保存至今。辑佚工作至今仍在进行。2015年，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丁治民从残存的《永乐大典》中辑得唐宋元明语言文字学书籍25种，3263条，约30万字。学术界认为，这些从《永乐大典》辑得的语言文字古籍及其研究成果将改写半部中国音韵学史、中国语言文字学史。《永乐大典》保存了大量明初以前各学科的文献资料，因此它也被称为“辑佚古书的渊薮”。
经历六百多年风雨沧桑，《永乐大典》正本下落成谜，副本仅存400余册。它的经历就是中华典籍文化聚散流变、悲欢离合的缩影。《永乐大典》辑录典籍近八千种，保留亡佚古籍千余种，它像一艘巨大的文化宝船，满载着祖先的智慧与希望。上结中华文化典籍经典，下开清代《四库全书》编纂之业，有着巨大的学术价值和不可估量的文化意义。然祖先奋力编纂、保护的《永乐大典》今日十不存一，它的存在提醒着人们不要忘了历史的教训，提醒着人们保护优秀文化遗产的责任。正是“典籍聚散总纷攘，翰墨因缘几离伤。江山情愁何处寄，誓存经典传吾邦”。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