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尺西沟遗址房址　钟欣　摄

他尺西沟遗址位于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沙拉镇六家子村，与附近另外一处已知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原始部落遗址——查海遗址直线距离8公里。考古人员从2017年6月开始对该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总发掘面积1008平方米，清理房址12座、壕沟2条。

房址均为半地穴式，平面呈圆角方形或长方形，室内中部有一灶，居住面有4至5公分的垫踏土，室内出土大量日常生活所用的陶、石质遗物，主要分布在穴壁四周。

本次发掘出土遗物近2500件，其中陶器400余件，均为夹砂陶，有红褐色、灰褐色两种，器形较单一，大多数陶器器表有纹饰，主要为之字纹、弦纹、附加堆纹和几何纹等；大型石器600余件，器形有石斧、石铲、磨盘、磨棒等；细石器1450余件，器形有细石核、细石叶和石片等；玉器8件，器形只有玉斧一种。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考古学系教师王闯说，通过发掘，确认他尺西沟遗址的文化性质与附近的查海遗址相同。查海文化是红山文化的源头，被称之为5000年文明曙光的牛河梁“女神庙”就源于这里。查海遗址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在中华文明起源的过程中先行了一步，是迈出原始社会、跨入文明之门，是中华文明的起步阶段。

延伸阅读

考古工作者郑嘉励讲述“考古的另一面”

考古，对于普通人来说，是个陌生、遥远、甚而带有一丝神秘和“高冷”的专业领域。有段时间，一句来自考古工作者的戏言在网上火了：“我这考古工作吧，上班也就等于上坟。”这句话一方面是考古人的自嘲口气拉近了距离，一方面也契合了现代人不爱上班的心理，一度走红，引来无数仿造句式。

发掘地宫的第一个步骤，起吊顶石。

这句话的“原创者”、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郑嘉励本人，对这一“意外”倒有点没想到。这句话实则出自他发表在《杭州日报》上的《吕祖谦墓》一文，当时他正在武义县明招山考察南宋吕祖谦家族墓地，天天去看这座墓。脱离语境，“上班等于上坟”看起来像调侃，但回到语境中，其实正是他那段时间工作情况的写照，是实打实的现实主义。

对于考古到底是做什么、考古有什么样的意义，普通人通常并不十分了解，甚至常常抱有误解。知乎网上“考古”话题下面，就有从事考古工作的网友说，常有人问自己，考古和盗墓有什么区别，或者考古和鉴宝有什么区别。尤其是这两年，《鬼吹灯》、《盗墓笔记》等盗墓IP大规模影视化，给大众的认知带来了混淆，甚至有高中生在看了小说后立志报考古专业。这让痛恨盗墓行径的考古工作者往往哭笑不得。郑嘉励在和大众交流时，屡屡说明二者之间“毫无关系”，盗墓是违法，因“盗墓文学”而爱上的“考古”，绝非真正的、学术的考古。他自己从2005年起就开始关注浙江宋代墓葬和城市研究，每到一地，寻古墓、探矿洞、看老房子、访墓志碑刻、查阅方志族谱——比起盗墓小说里炫奇瞠目的机关身手来，这些才更接近考古工作清淡乃至枯燥的日常。

与一般考古工作者有点不同的是，郑嘉励在工作之余喜欢写点学术随笔，长年在《杭州日报》上开有“考古人茶座”专栏，将田野工作、读书、考古、历史、个人情感等糅合进平易的文字，并于2016年集结成《考古的另一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书。今年初，又推出《考古四记：田野中的历史人生》（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书，讲述自己考古人生中的学术发现与际遇。这些文字，兼具学术与情感、书斋与民间，勾勒出田间地头的考古面貌，也让普通人从中了解到考古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考古能够看到什么、考古人是怎么工作的。没有那样惊心动魄的冒险，却有小心翼翼的呵护；是学者，一年里却有280天在野外，更像个包工头和村调解——考古，并不神秘，而同样也能反映人性的侧面。

这一两年来，考古这个“高冷”学科正在悄悄发生着变化，变得越来越“接地气”，吸引着大众越来越高的热情度。前年的海昏侯考古成果展、去年《千里江山图》的展出都一时呈万人空巷的盛况，而去年年末到今年初，中央电视台推出的考古文博类综艺节目《国家宝藏》和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更是先后在社交网络上集中掀起了一波热议，凭借过硬的口碑，吸引了一大批“自来水”。乾隆“各种釉彩大瓶”的“农家乐审美”、陶鹰鼎的“胖胖腿”、甲骨文的“因为刻骨，所以铭心”……这些贴合时代的宣传手段和新媒体技术的运用，让国宝从博物馆中走出为世人所知，成了人人了解喜爱的“网红”；而对国宝背后发现过程和考古研究工作的介绍解读，更是拉近了考古学与大众之间的距离，让“博物馆游”成为新时尚。作为一个考古一线工作者，郑嘉励的考古随笔写作也起着类似的“桥梁”作用，令人不禁期待起这个冷门学科进入大众视野，持续升温。

考古人画像

郑嘉励是浙江省玉环县人，考古学本非他愿。他从小热爱文史，高考时填报了历史学，孰料最后被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录取。郑嘉励从小惧怕与死亡有关的一切，甫一听到这消息，他吓坏了：考古，不就是挖古墓么？甚至躲到房中大哭了一场。他的母亲更是连连叹息摇头，这个专业冷门不像金融法律，注定与富足的生活无缘，难免为他的前程担忧。

误打误撞进来，当时转系又基本不可能，郑嘉励一开始对专业课兴味索然，直到大三时的考古实习，才让他开始对考古萌发了兴趣。“田野工作的最大好处，就是付出就有收获，可以去很多地方，并在当地扎下根来，能遇见新鲜的人事。除了知识的收获，更有生活的滋养。”毕业后，郑嘉励于1995年进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为职业的考古工作者。研究对象换过好几个，从史前考古，到瓷窑考古，再到现在的浙江宋代墓葬和城市考古。开启了“上班就是上坟”的生涯，见多了墓葬，使他不再像儿时那样惧怕死亡，反而会从中揣想当年的社会形式和人际关系：江南富贾大族云集，却为何无族葬？妾之葬处，昭示她们当年何种地位？……

二十多年来，郑嘉励亲历过好几个大型考古项目，让他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摸索属于自己的道路，找到工作与个人志趣的结合点。譬如2001年的3月11日的雷峰塔地宫考古发掘，这曾是轰动全国的文化盛事，全程电视直播。那时郑嘉励工作还没几年，被安排写发掘工作的手记，后来发表在报纸上。他记录了发掘当天考古队员彻夜工作的全部过程，“发现的快乐，考古队员经常体验，但这次不同，我们的快乐被摄像机传播出去，有千万人共享。快乐被放大了千万倍，刹那间，我觉得自己是个幸福的人”。发掘一结束，他就给一直忧心自己前途的母亲打了个电话，告诉她，“孩子在从事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田野经历中，有发现的欣喜，也常常有遗憾。考古遵循“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原则，一般不对古墓进行主动发掘，而是对面临生产建设破坏和盗掘危险的古墓开展抢救性发掘。2007年，因为浙江滩坑水库的建设，郑嘉励去丽水市景宁县渤海镇进行考古，一位名叫陈学普的老人曾为他当向导。陈老先生还带郑嘉励去看造于明朝嘉靖年间的祠堂旧构件，说反正村庄快要淹了，要是喜欢的话可以拉走。因为实在太重，郑嘉励没有搬，很快水库蓄水，文物墓葬长眠水底。在快速变革的时代中，尽力多抢救、保护一点文物，是他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所希冀的。

郑嘉励的母亲到现在，都不是特别理解和赞成他的职业。但郑嘉励也并不十分在意这份工作能否被所有人理解，不认可将其视为特殊的职业，“既不特别伟大，也不特别古怪”。在他的文字中，他更多时候是淡然的，只是平实地讲自己工作的点滴所见所思，挖过的墓，走过的路，见过的人，不埋怨也不拔高。有年轻学生来问志业问题，他不避谈考古专业的现实——“如果不是真的出于热爱，应该三思而后行”。考古是辛苦的事业，但和任何工作都类似，有其辛苦的一面，也有其充实的一面，“养家糊口，有些辛苦是必须要承受的；而充实，则需要我们对事业的热爱。如果我们对事业爱得不够深沉，只有辛苦，没有充实，那就太不划算了”。

来源：综合新华网 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