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曌：中国唯一的女皇帝》美国汉学家以女权视角解读武则天

天下本无“曌”。公元689年，加尊号“圣母神皇”、已65岁高龄的武则天精心为自己名字造了一个字“曌”。所谓“曌”，集日月之辉，融阴阳之气，高悬于空，独一无二。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今天人们用得最多的是“武则天”这三个字，而不是只在她一个人身上用过、一次性的汉字“曌”。

作者：禾刀

《武曌：中国唯一的女皇帝》（美）罗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武则天是个十足的“话题女王”，后人关于她的评价极其复杂。一方面人们认为她在位时政绩卓著，另一方面又对她的情史大肆渲染，更多时候则是与那些“男宠”联系在一起，鄙夷之态溢于言表，哪怕此前与此后的皇帝动辄后宫三千。古往今来，关于武则天的各类著作卷帙浩繁，然而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很少有像美国著名汉学家罗汉这样，设以女权视角，假以平视目光打量这位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

横看成岭侧成峰，视角转换之后，罗汉的许多观点着实让人耳目一新。比如《新唐书》将太子李弘的死因归结为“天后杀皇太子”，而罗汉发现《旧唐书》中对李弘的死虽有记载，但并未归罪于武则天。还有，关于唐高宗在位时武则天的“干政”问题，许多人认为是武则天早就存有夺取李唐江山的勃勃野心。罗汉通过梳理史料后推断，唐高宗此前可能中过风，加之本就体弱多病，此后自然精力难济。武则天确实为唐高宗治理江山出过不少主意，但至少当时看不出她有当皇帝的“远大理想”。

为了巩固江山，武则天早前频频以铁的手腕打击诸多异己，残忍至极；武则天的打击对象中既不乏李唐皇族势力，也不乏股肱重臣，甚至对自己的亲生儿子也严苛到令人发指；为了最大限度打击对手，她甚至纵容奸臣许敬宗等人的胡作非为……凡此种种，均是武则天饱为后人诟病之处。不过，如果从另一角度看，历史上每逢改朝换代，何曾有过和平交接？为坐稳江山，哪位开国皇帝天真地会以和为贵、以德服人？实际上，“血腥”二字绝对是书写各代开国皇帝历史的首要关键词。

也就是说，假如武则天是一位男性，她的“机心”可能被人视为权谋智慧，兴许还会被以男性占主导的文人群体所讴歌；她的那些肮脏不堪的情史，兴许早就湮没于皇帝理所当然的后宫“雅趣”之中，成为另一个版本的《宫心计》。殊知，史学上早就有“脏汉乱唐”之说，“脏”“乱”二字，显然已经成为皇宫里的“主旋律”，自然绝非武则天一人所为。她的那些情史之所以被大肆渲染，仅仅因为她是坐在皇位上的女性，仅仅因为她颠覆了男权社会的思维习惯。

正是意识到自己的性别弱势，武则天频频通过宗教、吉兆，甚至不惜以改姓等方式，生硬地为自己的合法性寻找一切可以利用的外在力量。也正是历史上缺乏现成女皇案例可资参考，限制了她的想象力，所以古稀之年，武则天一直没有真正解决到底当立武姓还是李姓太子的问题，这也成为她最后被迫交出权力棒的根本原因。

在罗汉看来，武则天的改革虽是借力打力，但客观上又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如她对科举的改革，有效打击了“显贵的士族利用‘门生故吏’的特权与裙带关系”，因此，“她的朝廷中包含着大量出身卑微的或来自新兴家族的官员”。后来的历史表明，武则天的这些改革有效吸纳了底层人才，还影响至今，比如“糊名制”至今仍为考场所用；她创新设立的“武举”制度，为朝廷挑选军事人才提供了全新路径；她不计前嫌，对上官婉儿的大胆任用，为女性进入决策中枢创下先例；她的建言中，“执行长也是最有效的一条是‘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即要求子女为父亲及丧的期限相同”，此举也大大拉升了女性的社会地位。

即便剥离情史，从第十五级才人登上权力顶峰的武则天也不太可能成为后人眼中的励志模范，她的其他“劣迹”也会被放大，根本一点在于，历史上的男权社会很难接受被女性领导的事实。对长期把握社会话语权的男性而言，武则天登上皇帝宝座不仅仅是一种性别的颠覆，更是对儒家“三纲五常”传统的冒犯。历史上的朝代更替虽多以战争形式，但在权力交接方面还是因袭男权流转的“光荣”传统。早武则天800多年前，出于对“女主乱政”的担心，汉武帝留下“立子杀母”恶例。终其原因，无非是“女人是祸水”的思维作怪。

罗汉对武则天有不少中肯评价，但有两句特别惹眼——“她没有性别。她是一位圣人”。武则天虽然不能算是出身寒门，但她的一生是一个“逆袭”的人生。“逆袭”过程中虽不乏机遇，但首先取决于她的“自学成才”。无论是对权力的认识，还是对国家的治理，武则天从来没有屈从于自己的性别，更无视男权社会笃信的传统惯例，在她的推动下，男权至上的传统坚冰终于消解。更主要的是在她的治理下，社会没有出现大的动荡，经济明显增长，人口也“从652年的380万户增长到705年的615万户（人口约3100万）”。虽然传统力量依然强大，但诸多硬指标或许也印证了这样一个结论，即发展就是硬道理，发展才可能打破旧的坛坛罐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