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康有为自美洲东归，经日本马关赴香港，泊船二日。在海轮上，康有为眺望马关夜景，写下了“有人遥指旌旗处，千古伤心过马关”的诗句。4年前，即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1895年4月17日），在“千古伤心”的马关，当地一座知名河豚料理店“春帆楼”的二层，大清国的李鸿章、李经方，与日本的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签署了《马关条约》，中日甲午战争宣告结束。

在签订《马关条约》之后，李鸿章失去了担任25年之久的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之职，被投闲置散，而后游历欧美各国。当轮船途经日本横滨停泊之时，李鸿章“衔马关议约之恨，誓终身不履日地”，坚持不登岸在船上过夜。1901年，在代表清政府签订了赔银四亿五千万两的《辛丑条约》两个月后，李鸿章病逝。

李鸿章死后，成为清朝唯一获准在京设立祠堂的汉臣。李鸿章谥号“文忠”，“文”字代表他出身科举，“忠”字代表了爱新觉罗家族对他一生的认可。如今，祠堂早已被拆毁，只剩下门牌地址。北洋水师的覆灭，也直接导致了设立在京城的总理海军事务衙门被裁撤。从1885年10月设立，到1895年3月裁撤，海军衙门仅存在了10年。同时被裁撤的，还有设立在北京颐和园的昆明湖水操学堂。这所为八旗子弟培养海军将领的学堂，这所被以“莫道昆明池水浅，原来是为练海军”耻笑多年的昆明湖水操学堂，在被占用多年后，终于在2004年原址重建并对外开放。

1895年4月，当《马关条约》的内容传到京城后，直接导致了“公车上书”。康有为、梁启超等一千多名在京应试举人，联名向光绪帝上书，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但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和梁启超逃亡海外。作为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也曾访问春帆楼。1911年，他从流亡多年的日本前往台湾，途经马关，写下了《二十五日舟泊马关》诗一首：明知此是伤心地，亦到维舟首重回。十七年中多少事，春帆楼下晚涛哀。

在梁启超的心中，从1895年至1911年的“十七年”中，国内经历了“多少事”。但他一定想不到，从他“舟泊马关”的1911年，也就是农历辛亥年开始，这个古老的国家进入了新的时代。

120年后，无论洋务派、维新派乃至革命派、保皇派是否还在，无论中日关系如何瞬息万变，昆明湖水操学堂、海军衙门这些战争的遗迹，仍然默默地、忠实地记录着前人故事。

昆明湖碑

水操学堂内已经辟为近代海军历史的展厅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主要战场包括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山东威海、黄海北部等处。当时的北京，虽然并不是战场，但作为大清国的首都，却对整场战争起着确定性的作用。近日，本报记者寻访了昆明湖水操学堂、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李鸿章祠堂等遗迹，抚今追昔。

学堂旧址今何在？

“莫道昆明池水浅”的后半句，原本是“观鱼胜过富春江”，出自毛泽东的七言律诗《和柳亚子先生》，原意是为了劝说柳亚子留在北京，参加建国的工作。历史学者雷颐在他的《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一书中，另外续了后半句，成了“莫道昆明池水浅，原来是为练海军”。

昆明湖的名字，最初和操练水军有关。昆明湖原本叫“瓮山泊”，是北京西郊的一片湖泊。乾隆十五年，1750年，乾隆皇帝修建清漪园，也就是后来的颐和园。乾隆皇帝把这片湖泊起名为“昆明湖”，是因为汉武帝为了习练水军，曾在长安城西南郊凿建了昆明池。乾隆皇帝也曾在昆明湖里演习水战。

昆明湖水操学堂的位置，就在昆明湖的西北岸边。设立学堂以前，这里名叫“耕织图”。这里河湖交错，稻田棋布，景色酷似江南。乾隆皇帝建造清漪园时，特意把专为宫廷织造丝绸布料的内务府织染局迁来，内有织工和蚕户。

只可惜，英法联军的炮火，烧毁了整个清漪园。光绪十四年，1880年，重建颐和园的时候，耕织图被划在了颐和园以外。6年之后，在这片区域上，设立了清朝专为满族培养海军将领人才的军事学校——昆明湖水操学堂。

当时，全国南北各地的水师学堂中，学员全是汉人。总理海军事务大臣、醇亲王奕譞为了争夺未来的海军控制权，才上奏设立此学堂，专为培养八旗子弟的海军人才。学员们需要学习西法测算、天文、地理等课程；也需要参加行船、布阵、施放枪炮等训练。但由于昆明湖池水太浅，海军舰艇没法在湖中行驶，只能特制小轮船作为训练用。即使这样，学堂只存在了9年，从1886年至1895年。在刘公岛失陷后，随着海军衙门的裁撤而裁撤了。

如今在颐和园内昆明湖的西北岸边，仍然有耕织图景区，景区内有昆明湖水操学堂。一共1680平方米的水操学堂建筑，是在2004年重新修复的。解放后，附近区域被军队的造纸厂、机械厂占用，学堂改建为工人宿舍等，直到1998年才收归颐和园。

颐和园文物管理部主任秦雷介绍，修复水操学堂建筑，所用的方法是“落架大修”。所谓落架大修，是指当建筑构架中主要承重构件残损，有待彻底整修或更换时，先将建筑构架全部或局部拆落，修配后再按原状安装的维修方法。

学堂内部已被辟为展室，介绍中国近代海军的历史。由于地处颐和园景区的西北角，游客并不多，愿意走进展厅里的游客就更少了。学堂内最引人注目的，是停在院子里的一艘名叫“永和轮”的机动游艇，参观的孩子们都愿意在这艘大船前留影。“永和轮”是1908年日本政府赠送给慈禧太后的，被慈禧用作游览昆明湖时的拖带船所用。很可惜，孩子们并不知道，这艘大船与昆明湖水操学堂并没有关系。

根据秦雷的考证，在水操学堂存在的9年间，只培养了一期毕业生。第二期学期未满，学堂就被裁撤。一期入学人数为60人，但经过筛选进入天津水师学堂学习、北洋舰队实习并最终毕业的，仅有9人。

水操学堂外的铁门，仍是被造纸 厂、机械厂占用时工厂所用的大铁门，如今已改成颐和园的后门。

衙门主者伊何人？

清朝光绪十一年（1885年）设立的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独立于兵部之外的海军部。中法甲申战争失利后，为了组织、指挥全国的海军，在1885年设立海军衙门。没想到存在了不到10年，海军衙门就奏请裁撤。1895年初，当刘公岛失陷二十余天之后，海军衙门并未筹划重振海军，而是上奏“岛舰失陷，时局艰危，衙门暂无待办要件，拟请……暂行裁撤，以节经费。”

在海军衙门设立之初，并没有独立的办公场所，甚至没有独立的印信和独立的办公人员，主要依附于神机营。周馥在《醇亲王巡阅北洋海防日记》中记载，“若待另建衍署， 恐需时日。查神机营署内尚有空闲房间，稍为修葺，可教办公，名曰‘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清朝末年神机营的位置，根据清末震钧所著《天咫偶闻》记载，“神机营署，在煤炸胡同”。煤炸胡同，也就是煤渣胡同，现在仍然存在，就在王府井协和医院的北侧。

在煤渣胡同3号院的门前，记者看到了一块已经斑驳的牌子。牌子是由东城区地名办公室，在1993年设立的，上面写着“明属澄清坊，属煤炸胡同，清光绪时改称煤渣胡同，沿用至今。清朝这里设有神机营衙门。”如此看来，当年依附于神机营设立的海军衙门，也就在煤渣胡同3号院的位置了。历史学者姜鸣曾认为，海军衙门的旧址就在王府半岛酒店的位置。该酒店，刚好就在3号院的北墙以北。

经历了民国、日伪时期的战乱，解放后，这里被人民日报社接管。现在的煤渣胡同3号院，早已改建成了一栋5层的居民楼，门口一名年轻的保安员值守，对于这里曾经的历史一无所知。这栋灰色的居民楼，住在人民日报社的一些老干部。楼内的居民，最多只知道解放初期人民日报在此办公的历史。对于曾经统领全国水师的海军衙门，却并不知晓。

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末爱国诗人丘逢甲满怀愤慨，曾经写下一首《海军衙门歌》，其中有这样几句：

大东沟中炮声死，旅顺口外逃舟驶。

刘公岛上降幡起，中人痛哭东人喜。

旁有西人竞嗷訾，中国海军竟如此。

衙门主者伊何人，万死何辞对天子。

海军衙门旧址，如今已是5层居民楼，居住着人民日报社的老干部们。

一代重臣归何处？

李鸿章死后，成为唯一在京建立祠堂的汉臣。根据东城区文物文化局在1991年编辑的《北京文物胜迹大全·东城区卷》记载，李鸿章祠堂遗址位于东城区西总布胡同27号。这本书中记载，“该祠即其生前寓所，李鸿章故去时，即在此办理丧事。”

书中记载，光绪二十八年五年廿五日发引，殡出朝阳门，后奉旨在此建立专祠。另据资料记载，西总布胡同27号，旧时门牌15号，在胡同中段北侧，坐北朝南，大门在西总布胡同北侧，后墙在外交部街南侧。此宅原为李鸿章祠堂，名“表忠祠”，光绪二十八年由李鸿章生前寓所改建而成。

“由大门、前殿、享堂、配殿等构成的二进四合院；大门、碑亭、前殿、享堂及东西配殿等主要建筑顶部均覆黑琉璃瓦；享堂三楹，为歇山顶斗拱建筑，前有月台三出陛；院墙砖砌，外抹红垩土，顶部覆灰色筒瓦。”

1949年9月，李鸿章祠堂被辟为北平市第一人民教育馆分馆，后改为北京市第一人民文化馆分馆、东单区文化馆、东城区文化馆。1978年拆除前院建筑及大门，建成两层的东城区文化办公室的办公楼，门牌仍为“西总布胡同27号”。1991年拆除后院享堂、配殿及剩余的院墙，建成四层楼房，东城区档案局和档案馆迁入至今，大门朝北，门牌为“外交部街甲28号”。

如今，西总布胡同27号的门牌仍在。近日，记者找到该地址后，发现已经建成一座二层白色小楼，门牌上写着“国家大剧院创作中心”。由于是周末，并无人办公，只有保安值守。年轻的保安员说，院内并无古迹。透过门口的铁栅栏，的确可以看清院子里的全部。

而在北侧的外交部街，记者找到了甲28号，现在仍是东城局档案局的办公楼，是一栋四层的办公楼。与史料记载对比来看，当年李鸿章祠堂的二进四合院，已经被分成了南北两个部分。如今的西总布胡同27号国家剧院创作中心，正是当年祠堂的前院；而外交部街甲28号，正是祠堂的后院。

无论是西总布胡同还是外交部街，记者都没能找到对祠堂有记忆的老居民。在居民的记忆中，这个地方一直都是机关的办公楼，从来没有古迹的样子。

据《北京文物胜迹大全·东城区卷》记载，除了西总布胡同27号以外，李鸿章还曾在贤良寺的西跨院住过。贤良寺的原址，位于王府井校尉胡同10号。该寺原在帅府园，乾隆年间迁到冰盏胡同，也就是后来的校尉胡同。

由于该寺距离皇宫很近，所以外省官吏进京述职，多居于此处。据记载，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年，也就是1900年，李鸿章被调回北京与八国联军议和，贤良寺就是他的居住、办公场所。签订《辛丑条约》之后，李鸿章就死在了贤良寺。民国以后，贤良寺配殿内设有民众小学校。新中国建立后，原址位置建起了校尉小学，贤良寺的大部分建筑也被拆除。

历史学者姜鸣，曾作文记述了1988年他与朋友探访贤良寺时候的情景。当时，贤良寺仍存有部分建筑。“贤良寺……残破的山门上挂着‘校尉小学’的牌子。进校一看，天王殿、大雄宝殿和藏经楼全被改作教室了，厢房则是教师办公室。雍正、乾隆题写的御碑、钟鼓楼不见踪影。打听下来，原来毁于‘破四旧’的浪潮。寺庙的另一部分，是街道纸盒工厂和区教育局机关。”

“由于长期失修，梁柱上的油漆剥落殆尽，只留下朽木的枯黄颜色。北京人对住房挨庙是有讲究的，民谚曰：‘宁住庙前，不住庙后。宁住庙左，不住庙右。’李鸿章是外来户，大概不在乎这类规矩。不过他住在庙右，可真是倒了楣的。”

“据老人说，西跨院是李鸿章出钱盖的。李鸿章生前曾在北房居住，后来也殁于这里。又说《辛丑条约》在这里草签。李鸿章和贤良寺方丈甚为投契，许多人通过方丈走李的门路，带携得方丈也显赫一时。李死后，院子送给庙里，算作庙产。李鸿章用过的绿呢大轿，还一直存放在贤良寺的藏经楼。……当初，院子美轮美奂，如今则彻底败落。”

“秋风宝剑孤臣泪”一句，出自李鸿章在最后的日子里，留下的一首遗作诗，下半句是“落日旌旗大将坛”。除了《马关条约》，他还签署了《辛丑条约》，赔款为四亿五千万两白银。而当时，大清国的人口约为四亿五千万，相当于一人赔一两银子。死前一年，李鸿章签署了这样羞辱性的条约。

本文来源：北京晚报-北晚新视觉网  记者：李嘉瑞文并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