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丁汝昌没有投降的主观意愿

1895年农历除夕，丁汝昌收到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的劝降信。丁汝昌未作任何答复，将全项信转寄给李鸿章，表示绝不降敌，誓死作战到底。此后数日内，卫陆地炮台被日军占领全失，刘公岛成为孤岛。

此时，丁汝昌已为自己打造好棺材，决心“战至船没人尽而后已”。早在丰岛海战后，丁汝昌便做好了与敌决一死战的准备，他命令各舰仅留一艘舢板，可燃物品、装备一律拆除。这种破釜沉舟的表现，足以证明丁汝昌不是贪生怕死之辈，他没有投降的主观理由。

在困守刘公岛的过程中，丁汝昌先在“定远”上主持作战，“定被鱼雷击中后，他又转移至“镇继续指挥。2月9日，冒着日军弹雨，丁汝昌登上“靖远”遭日军鱼雷击中搁浅，站在舰首主炮炮位旁亲自督战。“靖远”被击沉后丁汝昌落水，被被属下的蚊子船救起丁汝昌非但没有侥幸，反而涕泪横流叹道：“天使我不获阵殁也！”与此可见，丁汝昌作为统帅，不但不怕死，甚至身先士卒主动求死，以提振全军士气。

不能：投降正好给清流言官落下口实

另一方面，丁汝昌所处的境地也不允许他投降。作为一名从旧式陆军成长起来的海军统帅，丁汝昌的能力向来受到质疑。在甲午战前，朝廷言官便弹劾他，甚至污蔑他晕船，“一登兵轮，即患头晕”。而实际情况是，丁汝昌是好学之人，深知自己的不足后，不但主动学习英语，赴英国接舰期间还受过英国女王接见。同北洋其他官兵一样，丁汝昌大部分时间也是在海上生活。

大东沟海战失利后，丁汝昌受到更为激烈的弹劾。朝廷言官罔顾事实，要求罢黜丁汝昌甚至诛杀问罪。1894年11月26日，光绪帝下旨：“丁汝昌着即革职，仍暂留本任，严防各海口，以观后效。”皇帝的谕旨使清流党劾奏丁汝昌的胆子更大，第二天，又有60多位御史言官上书，集体要求诛杀丁汝昌。他们还怂恿皇帝：“事宜密速，以防该提督线索潜通，预谋逃叛。”

皇帝下旨后的第三天，山东巡抚李秉衡又密陈奏折称，不立即诛杀一两名主将，不足以震慑军心。在朝廷言官的屡次弹劾后，光绪帝认为丁汝昌“实属恇怯无能，罪无可逭”，要拿其到刑部治罪，并复降旨令丁汝昌“俟经手事件完竣，即行起解，不得再行渎请。”

此时此景，丁汝昌内外交困，心情悲凉可想而知！但即便如此，他也没有投敌叛国，而是力战到最后一刻。

无奈：一身报国恐拖累万人

威海卫陆地炮台被日军占领，“定远”遭日军鱼雷击中搁浅后，刘公岛上的形势更加恶劣。1895年2月8日，一些海军官兵离舰上岸，大批陆军也离开炮台职守，岛上发生了哗变。这些哗变官兵连同岛上百姓千人来到海军公所门前，“哀求生路”。丁汝昌晓以大义，勉为固守，向军民承诺：“若十七日（即公历2月11日）救兵不至，届时自有生路。”至此，丁汝昌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

2月11日期限很快就到了，援兵却一个没来。丁汝昌为防军舰资敌，下令炸沉“镇远”，结果“众水手只顾苦求，无人动手。”此时，刘公岛已处于不可控的状态。2月12日凌晨，丁汝昌给李鸿章发了最后一封电报：“吾虽决意与舰同归于尽，然人心溃乱，大势已去矣。”之后，丁汝昌仰药殉国。

丁汝昌死后，牛昶昞、程璧光等人拿着以丁汝昌名义写就的降书与日军接触，最终签订《威海降约》。出于对丁汝昌的尊重，日军没有对刘公岛上的残军大开杀戒，而是将他们遣返回乡。关于降书是否为丁汝昌所写的问题，学界向来有争议。威海本地学者孙建军分析了署名为丁汝昌的两封降书，又对比了牛昶昞致伊东祐亨的两封信，最终从笔迹上认定，四封信出自同一人之手，从而提出降书并非丁汝昌所为的观点。

按照一般的逻辑，如果投降，那么这个人必定是求生，而不会再喝下毒药，做出降而复死的举动。海军史专家陈悦认为，丁汝昌抱着必死之信念是无须争辩的。但如果不作任何交代，一死固然一了百了，日军却未必会放过岛上军民。所以，为换来岛上数千军民生命，丁汝昌宁愿舍弃个人和家族名誉，选择更忍辱负重的结局，这就是他所说的“届时自有生路”。从这个角度看，丁汝昌的形象反而更加磊落。

本文来源：北京晚报-北晚新视觉网  记者：王琪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