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说我一直承包村里的百亩经济田吧，有人曾问过我，你咋这胆儿大呢？我说，我胆儿并不大，是党的好政策给咱壮了胆儿。

没改革开放那阵儿，我当过村里的会计，还当过农业技术员，多少有些经济脑瓜。可那时候，你有经济脑瓜有啥用，没地方施展。

1982年年初，中央下发了一号文件，明确提出了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允许农民搞土地承包。要说这政策多好啊，可在当时就是有人想不通，谁也不敢挑这个头儿。

1983年，中央又发了一号文件，说的还是允许农民搞土地承包的事，我的心眼儿可就活泛了。从1984年开始，我承包了村南的百亩经济田，跟生产队签订了三年的承包合同。合同规定，我每年向生产队交1万元承包款，超额部分生产队提30%，其余归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确实胆子不小，承包这么大面积的土地，不仅在平谷，就是在北京，我可能都是头一份。

可是，经营这么多的土地，需要一定的人力，我一个人干不过来。于是就在全村“招兵买马”，很快就有42人报名参加。

由于这百亩地适合种蔬菜，承包开始后，我首先调整了经济作物布局。在种植方式上，我将这百十亩地全部改成地膜覆盖、拱棚和温室。在拱棚里，头茬种芹菜，中茬种西红柿，下茬又种芹菜。各种菜互相倒茬，西瓜和蔬菜也调换地块。这样，不仅能避免各种病虫害的蔓延，而且还能增强地力和提高土地利用率；再有，就是便于开展科学实验，容纳新的科学技术，不断扩大再生产。

在经营方式上，我也是按照市场规律，本着“人少我多，人晚我早，人贵我贱，人次我优”的原则，通过了解市场蔬菜行情和顾客的需求，调整蔬菜品种结构。虽说是头一年搞承包，但我种的瓜和蔬菜不仅打入了北京的一些大饭店和大菜市场，有些还远销到外地。

为了调动每个人的劳动生产积极性，我根据每个人的技术专长、干活质量和出勤情况等按劳取酬，按月计算，年终兑现。所以，大家的劳动兴趣、经营兴趣和发展兴趣都很高。尽管这一年遇到了大风和冰雹，把好多蔬菜和西瓜都给毁了，但每个人收入都在七八百元以上，比在生产队劳动时多拿了二三百元。

这下可轰动了。1985年春节前后，县里、公社三天两头来人了解情况，要把我树为典型。春节后在市里召开的一个会上，我被选为北京市特等劳动模范。对于我这个祖祖辈辈农民出身的人来说，这可是天大的荣誉。这荣誉说明啥，说明党的政策好，领导支持咱。打那以后，我在这百亩地上，可是彻底地“折腾”开啦。

不过，这折腾可不是瞎折腾，得讲科学。自打我出了名以后，县科委和农业局的领导就找上门来，主动请一些专家、教授给我作指导，采用先进的栽培管理技术搞名、特、优、新的经济作物品种试验，在我这百亩地上搞农业示范开发区。

上世纪90年代初，在专家帮助指导下，可以说我创下了京郊十几个“第一”，而且都获得了较高的经济效益。不谦虚地说，北京地区的日光温室发展到今天这个规模，就是我最早从海城引进的温室种植技术，并改革为平谷式日光温室的，并且首次种植的温室三倍体无籽西瓜、草莓和冬季香椿，5大系列、30个新品种的栽培试验，都获得了成功。1992年，我这百亩地种植经济作物亩产值达到了3050元，比当地种植粮食作物每亩增长5.68倍。我种的无籽西瓜、草莓和香椿，全都卖给了长城饭店、香格里拉等二十多个京城知名的饭店。

这些年来，我不断朝前走，不断超越自己，年年都有新的表现。1998年，我与兴城果树研究所合作，采用矮化砧技术成功种植了温室梨，比采用常规技术露天种植提前3年零8个月结果，填补了国内在果树技术栽培上的一项空白。在此基础上，我又在区果品办聘请的河北果树研究所专家指导下，搞温室桃种植试验。在北京地区让温室桃冬天成熟，我可是头一个。2008年，我再度与兴城果树研究所合作种植美国杂交西洋梨，又获得了成功。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感慨万千。我能够成就今天的事业，离不开党的好政策。对于我来说，只要一天能动弹，我就要把百亩经济田承包下去。

本文作者1934年出生，平谷区王辛庄镇放光村农民。先后荣获全国农业商品基地建设先进工作者、北京市特等劳动模范和北京市优秀农业经营者等称号。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