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帅

（南宋）李唐《采薇图卷》

《伯夷列传》开篇谈的是尧舜禅让的事情。《史记》列传的记录大致是按照时间顺序来设置的，周代以前的列传内容，只有《伯夷列传》一篇。既然先商时期的内容不在其中，开篇就讲尧舜之事，倒也无可厚非。但是，司马迁似乎只是想借助先贤们的口吻，来表达内心的诉求。他援引孔子的话说，“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不过，他却有另一番感慨：“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

这个态度颇为吊诡。如果说伯夷叔齐的事迹如尧舜禅让般光辉，太史公为何发出“异”之感喟？此处“异”的意思是惊诧，或者说奇怪。他固然对伯夷叔齐的事迹感到悲痛，或者说是愤愤不平，但为何又有惊奇之感？太史公并没有给出直接回答，而是把复杂的情感藏在了后面的历史叙述里。

《史记》对伯夷叔齐事迹的描述很简单，就讲了两个事。一个是伯夷叔齐兄弟之间相互谦让，都不愿意继承孤竹国王位（这与前面讲到的上古圣贤禅让相呼应），另一个就是伯夷叔齐拦下武王伐纣的队伍，后来“不食周粟”，最后竟饿死在首阳山。当然，“不食周粟”之事历来有争议，多数观点认为这指的是伯夷叔齐不愿意吃周朝的粮食，也有学者认为“周粟”代指周朝给予的功名俸禄。但不管怎么说，伯夷叔齐不愿意为周朝做事，最后隐居起来，以至于到了生命的终点，都坚持了本心，反对“以暴易暴”。

耐人寻味之处就在于此书所谓的“以暴制暴”。伯夷叔齐站在商朝的立场上看武王伐纣，确实是“犯上作乱”之举，但他们也承认商纣无道，才说“以暴制暴”。但在他们心中，忠诚于本朝和大王，比因王道昏庸而伐之，更具有道义上的合理性，也更符合历史的走向。因为现代史学界强调所谓的“历史进步论”，一些观点认为伯夷叔齐是历史前进道路上冥顽不化的人，不懂得世事变化的规律。但在古人来看，忠于旧朝反而符合道义，只不过多数人做不到像伯夷叔齐这样罢了，至于隐逸起来，则实属无奈之举。

后人在看待伯夷叔齐掌故的时候，很难摆脱司马迁在其中夹带的“私货”，因为其个人情感太强烈，以至于后世也搞不清历史的真相是否真的如《史记》叙述所说的那样。虽然《史记》中不乏夹带强烈个人情感的文本，但那些情绪都服从于历史叙事之下的，《伯夷列传》中的个人情绪和主观评论反而“喧宾夺主”。

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的慨叹集中在“道不同，不相为谋”和“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两个层面，对所谓的“历史正道”提出了质疑。每每看到这里，我都觉得很惊诧，因为司马迁的历史观明显符合儒家那一套正统学说，但他在一些具体人物事件面前，却时常“夹带私货”，会对那些不被主流历史接纳的事物产生同理心，这既跟他的人生际遇有关，也跟他的人文关怀密不可分。因为，任何出色的历史研究者都脱离不了对人性的深刻理解，以及“理解之同情”，伯夷叔齐试图拦下武王伐纣的步伐，按照自己的逻辑和伦理完全可以自洽，只不过他们的价值观已经被后来的主流话语所抛弃，被历史记录者所遗忘。

正因此，简单从“隐逸”的角度来理解伯夷叔齐之选择的复杂性，是不合适的。在王朝更迭之时，文人选择“隐逸”者甚多，但其中不乏谋取“终南捷径”者，就像姜太公钓鱼，并非真的要脱离世事的干系，只不过要等待一位明主的赏识罢了。甚至到了后代，“隐逸”成了一些文人自视清高和“择良木而栖”的技巧。但伯夷叔齐不一样，他们选择了“以死明志”，成为商周变局之际的历史主流叙述之下的一个奇特的注脚。

因为他们的选择不被世人理解，竟被后世一部分文人赋予了“阴谋论”的想象。比如，身处明清易代之际的艾衲居士写就的《豆棚闲话》，其中便有《首阳山叔齐变节》一则故事，虽是讽刺当时变节的文人，却对伯夷叔齐的正统故事大加演绎，因为击中了人性中的暗黑部分，竟得以流传开来。至于当下，在所谓的“从人性读历史”的通俗讲史书籍里，类似的“古事新读”就更多了。

其实，早在太史公之前，伯夷叔齐的故事就已经广为流传，而且基本都在称颂他们的事迹。而且，伯夷叔齐最令人感动不在于他们的“忠”，而在于“仁义”，从根本上说，他们反对的是周武王“以暴易暴”的逻辑，但这却被后世话语描绘成“不识时务”。其实，历史进步论也好，权力更替的话语也罢，并不能取代坚持人性光辉的行为，也不可能真正压抑那些看似“不合时宜”实则坚持道义精神的人。或许，也正是因为伯夷叔齐的选择太惊世骇俗，才令后世争议不休，但到底孰对孰错，只是最后的话语权并不在历史现场，这也是回顾古事时令人遗憾的细节。

（原标题：伯夷叔齐的“不合时宜”）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