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峪村位于房山区南窖乡，距良乡有52公里。水峪村尚有百余套明清时代的四合院民居，目前保留得都比较完整。一条S型的青石砌成的古道贯穿全村，村落成圆形，面南朝北，依山而建，形成独具特色的建筑风格。

岳 强

有36间房屋的杨家大院

庙会文化是水峪村的特色

我们走进这座群山环抱的古村落时，村口的戏台上彩旗飘扬，几个年轻女子正在进行中幡操练。这种起源于明、盛行于清的中幡表演，是水峪人的绝活儿。将高十米、重五十斤、碗口一般粗的中幡耍得上下飞舞，决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在水峪人手上，笨重的中幡显得轻盈而妥帖。

经过数百年的积淀，水峪村形成了以中幡会、大鼓会、银音会为主的庙会文化。起初，这些艺术形式只是村民祈雨纳福活动中的即兴表演，后来渐渐有了规模，有了相对固定的活动场地，也有了专门的组织。作为三会之首的中幡表演，师承涿州一位姓冯的中幡艺人，冯先生将中幡技艺传授给水峪村邢家众兄弟后，又由邢家兄弟代代相传。上世纪七十年代，水峪村组建了中幡队，经过不断丰富和完善，他们将表演动作由传统的三十多个发展到六十多个。如今，站肩乌龙绞柱、左右大盘肘、左右担山、封侯挂印、卧看巧云、左右提蓝、抱幡坐脚、喜鹊登枝、苏秦背剑、怀中抱月等经典高难度动作，他们都得心应手，耍起来酣畅淋漓。

东瓮桥

男人能耍中幡，女人也能耍。2008年，水峪女子中幡队曾在国家体育馆“鸟巢”参加奥运会开幕式前的“京华情韵迎嘉宾”垫场演出。演出前的训练自然十分艰苦，套用一位球星的话——你知道北京凌晨四点的样子吗？我知道，因为那个时间我要去场馆训练。中幡上挂一面彩色长旗，上书“南窖乡水峪村中幡会”，那是她们的骄傲和自豪。她们用手掌、手背、肩肘、额头、下颚、头顶、鼻子、牙齿、后腰等部位将这份骄傲和自豪高高擎起，并且不断变换姿势。不论动作多难，表演多惊险，幡不离身，更不能落地，因为那上面寄托着全村人的希望。

她们的出色表演为奥运添了彩，为北京增了光，也使水峪女子中幡队声名远扬。此后，她们又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了国庆六十周年献礼演出及多项重要演出，娘子军的飒爽英姿，使人们看到了水峪人阳光灿烂的精神风貌。如今，水峪村的中幡表演已被列入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水峪村的另一个民间艺术团队——大鼓会，起始于清朝晚期，从山西民间老艺人在水峪村传艺到现在，已有二百年历史。水峪成为北京西南地区的文化名村，离不开中幡会，也离不开大鼓会。每逢节庆活动，大鼓会一出场，十二面大鼓同时擂响，声势浩大，具有独特的艺术感染力和震撼力。直径70厘米、高38厘米的大鼓斜挎在鼓手身上，一边行走一边敲打，叫做“走会”，那是村民们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值得一提的是，大鼓会是民间自发组织起来的，会员自愿申请，遵守组织纪律，经审查合格即可入会。所有会员参加演练和演出，都是义务劳动，没有任何报酬。尽管如此，仍有不少村民乐此不疲。

冬日的阳光里，一位在老宅墙根儿下晒太阳的老人告诉我，在大鼓会会员中，王丙正、杨天英、杨万选鼓打得最好，他们精神抖擞，神采飞扬，鼓棒上下翻飞，红绸飘舞，加上铜钹嘹亮的清音，简直妙不可言。一通鼓打出点，二通鼓打出花，三通鼓打出山峰耸立，四通鼓打出星光灿烂，五通鼓打出春回大地，水峪人的好运和福气就都在这鼓声里了。

水峪村的大鼓惊天动地，石鼓精美绝伦。有的人到水峪村游览，竟是缘于一桩“石鼓被盗案”。在北京电视台拍摄的有关水峪村杨家大院的纪录片中，展现了精美的砖雕和雕花石鼓。纪录片播出不久，那面雕花石鼓便不翼而飞了。幸运的是，房山警方迅即成立专案组，并很快将盗贼缉拿归案，雕花石鼓重新回到了杨家大院。

明清老宅有浓厚的历史气息

说起杨家大院，晒暖老人赞叹不已。明末清初，杨家人在乱世中来到水峪后，居住在长岭坨下的两间茅草屋里。他们忠厚仁义，善于经营聚财，渐渐人丁兴旺，名贤辈出，终成水峪村的豪门大户。清朝末年，到了第十代子孙杨玉堂时，杨家已拥有大量田地和房产。杨玉堂不仅头脑灵活，而且眼光长远。他瞄准京城市场和南窖地区的煤炭资源，说服父亲，变卖掉自家全部梯田，孤注一掷地投资于煤炭开发，在大房山地区盘下煤窑八座，每月赚的铜钱足有一百多斤，迅速成为当地首富。发迹后，杨玉堂雇佣三十余名工匠，投入巨资，历经三年时间，修建了一座气势恢弘的“学坊院”，就是如今的杨家大院。

杨家大院门楼巍峨高耸，门楼上的蟠龙形态各异。院门外是一对威严的石鼓，上面雕刻着仁兽麒麟。门楼内壁和山墙前脸是梅兰竹菊、五福临门等石刻砖雕，看上去雅致高贵。主体建筑雄浑古朴，宅院四套，房屋三十六间，左右对称，白石矶层层排列，井然有序。宅院的门栏窗格，更是雕龙画凤，美不胜收。据说，工程所需石料和青砖都是用马和骆驼从外地驮运来的。

难能可贵的是，杨家不仅富甲一方，而且多忠义之士。杨玉堂的两个儿子在民国时期倡导“工业救国”，并且身体力行。杨玉堂的嫡孙杨天鹏和杨天贺同为共产党员，在抗日队伍里英勇善战，壮烈牺牲在抗日战场上。杨家后面的山里有一条将军沟，巧的是，在共产党的队伍里，果然出了一位来自杨家的将军——杨天纵。杨家几代人的故事，在水峪村传为美谈。

沿着村路往东北方向走，不远处是一道拱门。阳光从拱门那边照进来，门洞半明半暗。门洞上边的平台上有一间阁楼，几蓬枯蒿遮掩在窗前。这分明是一座过街楼，却取了个奇怪的名字——东瓮桥。之所以称“桥”，因为与水有关。古时侯的水峪水势浩大，水流湍急，“水起千波动，峪深百鸟鸣”。清代乾隆年间，村民为镇洪水而修此桥，并在桥洞上方镶嵌一块石匾，上面镌刻着“宁水”二字。瓮是一种盛东西的器皿，水在瓮中，汹涌澎湃也无妨。因为这座瓮桥在村东，故名东瓮桥。

村西也有一座瓮桥，叫做西瓮桥。历史上，西村的洪水比东村还要凶猛，但因为山谷中有一块三米多高的巨石，遏制了奔腾咆哮的洪水，从而使岸边的村民安然无恙。人们把那块巨石称作“包子石”，并且留下了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有一年夏天，大房山地区连降暴雨，引发巨大山洪。肆虐的狂风与滔滔洪水将碗口粗的大树连根拔起，西水峪村民惊恐万分。正当人们惊慌失措时，忽听洪水发出一声沉闷的巨响，然后便安静下来，轻快的水流沿南沟而下，在村中与东沟水汇合后，顺着水峪沟朝西北流去。事后，人们惊奇地发现，南沟中央横卧着一块巨石，正是它使声势浩大的洪水缓和了下来。从此，水峪村村民将包子石视为神石，它与瓮桥一起，保佑着村民的平安。上世纪七十年代，水峪南沟驻军拓宽公路，因包子石妨碍施工，准备将其炸掉。但听了包子石的传说后，重新制定了施工方案，将公路改道，从而使这块神石保留了下来。

还说东瓮桥。东瓮桥下有块拜山石，从前人们经过这里，都要在拜山石前停下脚步，大礼参拜远处的纱帽山。“拜了纱帽山，发财又升迁”，因为巍峨高耸的纱帽山酷似古代官员头上的乌纱帽。那些虔诚的拜山者幻想着纱帽山给自己带来官运，从而为自己的人生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古人在修建东瓮桥时，匠心独具地将桥顶的几何中心线正对纱帽山峰顶。这样，站在瓮桥西侧，从桥洞向东望去，你的视线与瓮桥、纱帽山刚好在一条直线上。

在水峪人心目中，纱帽山是一座神山，因为它是黑龙的化身。很久以前，当水峪还是一片蛮荒之地的时候，黑龙便在这里造山造河，开辟了一个安宁祥和的世外桃源。后来，有人觊觎这块风水宝地，连年征战。看到人间怨声载道，民不聊生，黑龙悲愤不已。他摘下头上的乌纱帽向远方掷去，然后，轰然倒地。在黑龙倒下的地方隆起一条山脉，人称长岭﹔他的帽子变成了一座山峰，人称纱帽山。传说总是美丽的，她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神话中的纱帽山是水峪人的精神领地，与地质学无关。

水峪村在京西南有文化村美称

水峪村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它坐落在京西南深山腹地，以长岭坨为中心，一条青石古道贯穿东西。唐宋时期，水峪一带各种道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既有蜿蜒于崇山峻岭间的军事栈道，又有西通塞外大漠、东连繁华都市的商旅之路，还有四面八方进香赶会的曲折香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曾经熙来攘往的古道渐渐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明朝初年，一些流离失所的山西移民在水峪沟落地生根。他们以草庵为家，以野果为食，在山间开垦出一片片梯田，播种上家乡的庄稼种子，日子一年年好起来。水峪人刨沙砾、垒石畦，含辛茹苦开垦的梯田，东至杨家岭、葫芦棚、二道沟，西抵银水道，南达白草洼、水泉陂，北到白岭、板条沟、大黑疆，不下千亩。土地使他们丰衣足食，也寄托着一代又一代水峪人的希望。

水峪村古街上的石板房。

沿街的老宅大都是简陋的石板房，墙皮剥落，露出里面垒墙的石块。有的石块已经风化，一层层破碎，犹如半开半合的手风琴，在过往的山风中演奏着人世沧桑。明媚的阳光洒满街道，间或夹杂着斑驳的树影。一位老妇眯着眼睛，神态安详地坐在一条胡同口，面前放着两个筐，一个筐里盛着柿子，另一个筐里盛着山楂干。有人询问价钱时，她就漫不经心地应答一句，然后继续看山，看山那边的太阳。

转过弯去，是一个宽阔而破败的门洞，门柱上有两块标识牌，上面的灰色牌子上写着“水峪古村14号院”，下面的红色牌子上写着“东街8”，而在《水峪村游览线路图》上，那里被标注为“石板人家”。贴着门洞的墙根儿，摆放着一块块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石板，上面用粉笔字写着诗词，一块石板一首。院门外的山脚下也摆放着这样的石板，高低错落，像是给山打的补丁。补丁上的诗词皆为原创，散发着山野间质朴而清新的气息。譬如，《山村》——山村晚风清，月出凉气生。鹊儿报喜讯，杏花开三更。《古道风烟》——崖上山桃花，驮队江南茶。老板发大财，小妾娶回家。《清泪》——梁上燕子呢喃，窗前十年针线。小桌红烛烧尽，月色朦胧走远。粉笔字清秀工整，一笔一画，诗词也写得实在，句句都是实话，没有华丽的辞藻，也不故弄玄虚。我想，这些诗词的作者，一定是水峪村出类拔萃的文化人。

在京西南地区，水峪自古就有文化村美称，文化积淀深厚。从山西迁徙而来的王氏、刘氏、杨氏家族，秉承“耕读为本”的祖训，在积累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自己的家族文化。水峪村良好的文化氛围，正是在其家族文化的带动和影响下形成的。东街与西街交汇处的官房，是水峪村古时的学校，旁边搭有戏台垛子，农历大年初一到十五，水峪村的银音会、锣鼓会、中幡会在这里演戏祈福，十里八乡的村民纷纷赶来观看演出，盛况空前。

东街的几座老宅，古朴典雅，曲径通幽，因为都是王家所建，统称王家大院。王家大院中的后头屋，建于清代乾隆年间，属于典型的北方四合院，门楼高耸，门领嵌有四个门当，分别寓意福、禄、寿、禧。古时宅院，一般只在门楼安装两个门当，而王家的这座宅院装了四个，可见其地位的显赫。更引人注目的是，这座宅院的门楼上绘有三幅工笔岩画，分别为宫灯、花瓶、兰花和莲花，象征王家人志趣高雅、子孙贤德以及出污泥而不染的情操。岩画色彩亮丽，惟妙惟肖，具有明代山西画派风格。据说，水峪村的古建筑群曾普遍采用这种独特的绘画艺术进行装饰。遗憾的是，随着时代的变迁，绝大部分岩画已经损毁。

水峪村的王氏家族，分为东街王家和西街王家。西街的王成儒曾通过清朝科举“童试”，获得考取功名的“生员”资格。他将“忠厚传家久，诗书济世长”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并且以此教子持家。他的四个儿子受其影响，潜心研究经史子集，各有建树，被称为大先生、二先生、三先生和四先生。大先生王淑民为清末秀才，后来在废科举、兴学堂的新政下，毕业于保定北洋学堂。他致力于教育事业，先后在北京女子师范、通州潞河中学任教。王淑民的宅院也称三槐堂，取意于苏轼《三槐堂铭》中“郁郁三槐，惟德之符”的句子，表明王氏家族为行善积德之家。王淑民的三个弟弟也都是卓尔不群的文化人，在水峪村享有极高声誉。

第一批村民系山西移民

水峪东街由大槐街、小槐街和底槐街相连组成。由于水峪是一个移民村落，而移民来自山西洪洞县大槐树，所以槐树便成了水峪村的神树。大槐街左依长岭，右靠南坡岭，因有四棵古槐而得名。据说，那四棵古槐与水峪村同龄，因为山西移民来到这里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家乡的槐树种子埋进土里。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了大槐树，才有了水峪村。如今，古槐只剩下一棵，树干上凹凸不平的密码隐含着鲜为人知的信息，那是对黄土地的记忆与思念。我拍摄这棵古槐时，一个美女正站在树下的石台上，神情专注地向远处张望。她的绿色风衣与苍老的树干形成强烈反差，使我的取景框陡然增添了蓬勃的生命力。我祈望将这活力传递给古槐，使之重新焕发生机，因为对水峪人来说，这棵古槐具有非同寻常的象征意味。

太阳能路灯与石碾，现代与传统共处，折射出时代的变化。

大槐树旁边有一片空地，平展而洁净。一位老人告诉我，这里供奉过十二生肖神像，耍过中幡，放过烟火，搭过大棚，唱过大戏。民间艺人在这里表演杂技，赢得一片喝彩声。走街串巷的货郎在这里歇脚，抽一袋烟，看一会儿云，然后哼着小曲逍遥而去。孩子们放学后，在这里追逐游戏，吵得老母鸡咯咯咯叫。女人们在墙边推着碾子，扯些家长里短的闲话。夏日的夜晚，村民们不约而同地聚集到这里纳凉聊天，说世道人心、天下奇闻、今年的收成、来年的打算。我想，如果将那些场景画下来，一定是一幅暖意盎然的《山乡风情图》。

沿着古街游走，走着走着就进了山。太阳照在落尽了叶子的阔叶树上，把树的影子拉得很长。山风从树梢掠过，或粗或细的枝丫摇曳几下后，又一动不动了。山野一片寂静，但寂静中隐约有一种细密的声音，像是落叶在岩石上轻轻滑动，又像是苔藓在阳光下慢慢舒张，抑或远处的鸟鸣与流水，砂粒从光滑的岩壁上跌落。这些细如游丝、若有若无的声音，空灵如天籁。

“我们游古街，怎么走到山里来啦？”我说。“因为山一直在这里。”同伴答。我们的对话在空阔的山间显得格外响亮，天空的云朵仿佛受了惊吓，飘移的速度明显加快了。同伴的话，使我想到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一位登山家。那位名叫马洛里的英国人在征服了许多著名高山后，准备去攀登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如果成功了，他将是世界上第一个登上珠峰的人。记者在采访他时，三番五次地问他同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去登山？终于把他问烦了，他以生硬的口气回答：因为山就在那里。现在，山就在这里，一直在，在水峪村的周围，连接着水峪村的街巷。人在山中，也变得像山一样沉稳，天淡云闲，宠辱不惊。我把这样的人生看作一种大境界，而大山深处的水峪人，也许正是这样过活的。

俯瞰水峪村

在离村口不远的地方，两位老人正在一个背风的墙角碾米。老汉推完碾子，蹲在地上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碾盘上摊着碾过的谷粒，老妇用簸箕将混杂着米糠的小米撮到箩里，一箩一箩地把糠筛去。然后，将金黄色的小米倒入旁边的一只铝盆。石碾上的木质零件是新的，但磙子和碾盘已经十分陈旧。据说，水峪村有石碾128盘，大都年代久远，历史最悠久的是光绪13年和道光18年的两盘古碾。这些曾经在水峪人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古石碾，使水峪村赢得了“百碾山庄”称号，并于2008年获得上海大世界吉尼斯中国之最证书。

从高处看水峪村，整座村落呈圆形八卦布局。村舍依山势而建，背山临水，饱含风水元素。伏羲所创造的八卦，原本只是一套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后来被用作占卜。人之所以占卜，是要预测祸福，踏准命运的节奏。毫无疑问，水峪村发展生态农业和民俗旅游，正是不失时机地把握住了命运的走向。但我认为，使这座古老山村重获新生的，并非八卦村形，而是水峪人的勤劳与智慧。

（原标题：藏在大山中的明清古村）

来源：北京晚报 本文图片均为岳强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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