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无战事》董勇：哪个时代都需要“曾可达”

2014年10月24日讯，《北平无战事》今晚收官，戏里每个人物都将迎来命运结局。秉持铁血救国理想的曾可达深陷国民党内斗无力自拔，以自杀收场。对于扮演者董勇来说，这是他饰演的又一个铁面形象，但人物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以往单纯的凛然正气的硬汉角色。寒门出身的曾可达迂拙刚直，是个忠纯笃实之臣，他不善政治斗争，铿锵有余，城府不足，而蒋经国“打虎”失败的历史史实也昭示了这个人物的悲剧性结局。

哪个时代都需要曾可达

董勇是在开机前十五天才接到导演孔笙的电话，正式加盟《北平无战事》剧组。“我觉得前十年或者后十年，都不会有这样的演员阵容去拍这样一部戏。”董勇透露，拍摄《北平无战事》期间，他其实很紧张，压力很大。“我从艺十多年了，可进到这个剧组，却觉得自己很年轻。除了刘烨、廖凡，其他演员几乎个个见面都要叫老师。”对手戏演员多数都是自己的偶像、老师，但在戏里各自有各自的身份、职责、地位，而每个老艺术家都忠于自己的角色让董勇尤为感动。他对自己的要求是，绝不因为自己而耽误各位老师的时间。

包括导演在内，一开始谁都没想到曾可达的台词量如此之大，和刘烨、陈宝国等男一、男二的台词量不分伯仲，几乎贯穿全剧。编剧刘和平在这个人物身上下的笔墨很重，曾可达的形象刚正清廉，他身为国防部少将，家人都在赣南老家辛劳务农，他每月把一半薪水寄回家中贴补。董勇是在拍戏过程中逐渐领会刘和平在这个人物上的用意，他根据曾可达的立场、情怀、性格、忠诚度等因素逐步摸索，逐步将人物形象丰满起来的。

拍戏过程中，董勇把民国这段历史恶补了一番，他查阅了大量资料，包括国民党历史、国民党党章、当时少壮派的心愿等等。如果抛开党派和主义的限定，董勇觉得任何时代都需要曾可达这样尽忠职守，向一切腐败开刀的忠义之士。“曾可达是一个忠诚的执行者，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在国民党危难时期想要铁血救国、救党的改革派骨干。然而在那段时期，国民党内一些人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国家和民族之上，这是最可怕的，所以才会丧失民心，败走台湾。”董勇认为这样的历史教训在不同时代都有警示作用。

董勇评价刘和平的剧本有个特点，就是永远吊着你一口气，“一般的戏前两集铺垫，到第三集就会爆发高潮，但《北平无战事》这个戏是铺垫到一定高度后就拐弯了，这就是这个戏的风格。一件事情越往后发展、越让你觉得就要拨云见日的时候，突然就会绕开原来的主旨，由铺垫到高潮都有，但最后就是这口气永远吊着你下不来。我认为这就是刘和平老师的历史剧在特定历史人物环境中呈现出来的特点。”

“刘和平的剧本非常严谨，演的时候哪怕改动一个‘的’或者‘地’，台词的意思或许就会不同。”面对如此庞大的台词量，最难的是莫过于拍一个人打电话的戏。剧中曾可达主要的戏码就是给此剧的暗场人物“建丰同志”早请示晚汇报，他最为人津津乐道的经典形象，就是抓起电话铿锵有力地说道：“我是国防部曾可达，报告建丰同志……”

有人认为和徐铁英、梁经纶等人比起来，曾可达铿锵有余，城府不足，开场时的曾可达一派精明干练，但遇到“建丰同志”，智商急剧下降。董勇解释说，这样的人物设计用意就在于抬高“建丰同志”，因为曾可达是蒋经国的死忠跟随者和蒋经国计划的执行者。

跟电话演对手戏

曾可达的内心活动有矛盾，有挣扎，有试探，有释怀，这些细微的心理变化，要通过打电话一一展现。对于蒋经国重用方孟敖，曾可达一开始心存疑虑，却又担心蒋经国怀疑自己妒忌人才，既不敢进一步袒露心迹，又不能放手控制方孟敖，同时还要跟蒋经国表明自己的忠诚之意。往往在一通电话里，曾可达的神色态度就会出现极大的起伏和转变。

连董勇自己也调侃说，他在戏里主要的对手戏就是打电话。《北平无战事》为了审查程序不至太繁琐，所以编剧刘和平把剧中重要历史人物蒋经国设计成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这样巧妙的处理增加了“建丰同志”的神秘感，却为董勇的表演带来不小的难度，他的主要对手戏由蒋经国变成了和话筒对话，每场打电话的戏都要换景别至少拍三四遍，一个人冲着话筒，情绪饱满，或掷地有声，或惶恐无奈，或喜悦，或愤怒，从头到尾的通话面对的都是窗户和桌椅板凳。

“我这辈子都没打过这么长时间电话。”董勇说，剧中打电话的戏他足足拍了十四五天，以至于其他剧组看到这一幕都好奇地问他：“哥，你是在拍电话剧吗？”录到最后一天，所有电话戏都拍完了，董勇胃里一阵难受，“连续打了十多天电话，到最后一刻，吐了。”

董勇告诉记者，拍电话戏大多数时候只有来言没有去语，也看不到对方的表情，所以他不但要记住自己的台词，还要充分理解和记住对方的台词，由于拍戏时“建丰同志”的话语还没有录制，他只能通过想象在头脑中建立起蒋经国的话语形象。直到最后看到成片，董勇才松了口气，他觉得和“建丰同志”的配音搭得挺好，他的表情和对方的讲话都没有撒汤漏水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