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便携带的清代铜痰壶

先秦时期“不随地大小便”已成为行为规范

家里的厕所称为“青”或“圊” 路边或户外的公厕叫“匽”

中国古代对随地大小便等行为很多时候是零容忍。《左传·定公三年》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情：定公三年（公元前507年）二月二十九日，邾国君主庄公远远发现守门人用水冲洗庭院，他很生气，便问是怎么回事情。“夷射姑旋焉”，守门人这一回答让邾庄公动怒了，“旋”则撒尿，夷射姑在自己的庭院里小便，这还了得！于是，邾庄公派人去抓夷射姑，但没有抓到。邾庄公气得从床上跳下来，不小心摔倒在炉里的炭火上，结果皮肤被烧伤，引起溃烂。邾庄公最后因溃烂而死，这据说是古代为反对随地小便而献出生命的一个特例。对于夷射姑这种“十分无礼”之不大敬行为，邾庄公的反应如此强烈，不仅反映出了时人反对随地排泄的态度是多么鲜明，而且与古人对居所环境卫生的讲究和重视不无关系。

实际上，从中国老早就发明厕所一事来看，中国自古就反对随地大小便是不争的史实。先秦时期人们称厕所为“青（清）”或“圊”，多设在家里。另一个字“匽”，也是一种厕所，多设于路边或户外，供人们方便，这是现代公共厕所的源头。

从史料上看，古人对居所内外的卫生比今人还上心。经常被提及的“侵略”一词中的“侵”字，即是古人打扫卫生的行为：“侵”是“人”+“帚”的组合，表示一个人手拿着扫帚，在一步一步地扫地。

这样的扫地是渐进式的，为什么要慢慢扫？虽然古人不知道PM2.5为何物，但知道灰尘的危害，怕扫地时扬起灰尘将环境二次污染，所以要慢慢扫。为了降尘，古人在扫地前往往先洒水，所以古人多称扫地为“洒扫”。

甲骨文“盥”字

甲骨文“沐”字

甲骨文“浴”字

“随地吐痰”被视为不道德之“大不敬”

《礼记·内则》规定 “在父母舅姑之所”不能“唾洟”擤鼻涕

不随地吐痰，同样是古人所担提倡和积极执行的。《礼记·内则》规定：“在父母舅姑之所……不敢哕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视，不敢唾洟。”这里的“不敢唾洟”，就是不能随地吐痰的意思，“唾洟”，即指痰液和鼻涕。

《礼记》中的不随地吐痰是按照伦理道德标准来要求的，在古代医家那里，则是另一番理解。唐代医药学家孙思邈在《保生铭》中有一个观点：“每去鼻中毛，常习不唾地”，意思要经常去除鼻毛，要养成不随地吐痰液的习惯。虽然孙氏所谓“常习不唾地”，首先是出于养生和保健的需要提出来的，但在客观上有益于环境卫生和减少了病菌的传染。

如同厕所的出现可以证明古人反对随地大小便一样，痰盂的发明则是古人不随地吐痰的重要物证。痰盂，古人又称“痰壶”，有瓷质、玉、金属等各种质地，最晚在汉代已是家居必备之器，据《西京杂记》记载，当年广川王刘去盗魏襄王墓时，便曾盗出一只“玉唾壶”。到清代，痰壶更成了皇家的“标配”。

古人常用的痰壶与今天常见的痰盂明显不同，有些并不放在地上。有条件的人家大多是由下人捧着随时取用，孔子的后代孔安国就曾捧过痰盂。据《汉官仪》记载：汉武帝时，“孔安国为侍中， 以其儒者， 特听掌御唾壶。”如果需要，古人外出或到一些重要场合，可以将痰壶藏于长袖中带在身上。

对在重要场合随地吐痰，古代有相应的管理手段。如明朝专设“监督员”，一般由后勤兵卫、司礼监一类人出任“监督员”。《大明会典》记载：监督员对“咳嗽吐唾者，即时纠举”。明林尧俞《礼部志稿》也曾记载：“百官自入午门内不许吐唾，如朝参近侍御前，有病咳嗽者即许退班。”如果随地吐痰被发现要被治罪。如皇帝在天坛祭天时，吐痰更是大忌讳：“如有饮酒食荤，及随侍入坛而唾地者皆罪之。”

随地吐痰不但不卫生、不文明，还很不礼貌，如果在皇帝面前乱吐更是“大不敬”，搞不好还会掉脑袋。据《魏书·李栗传》记载，北魏太祖拓跋珪时，左将军李粟常在拓跋珪面前“咳唾任情”，结果被拓跋珪找理由诛杀了。

秦汉时期“不好盥浴”会遭嘲笑

《盐铁论·殊路》记载“西子蒙以不洁鄙夫掩鼻”

“饭前便后要洗手”是现代的卫生口号，古人也早这么要求了。古人对个人卫生最在意头、脚、手、身的清洁。在四者中，洗手是最为频繁的。“洗”在先秦时多指洗脚，在甲骨文中“洗”字上半为足形，下为水形，就有这层含义。而洗手当时不叫“洗”，称为“盥”。甲骨文中的“盥”字就是将手放在水盆里洗的样子，可见古人对洗手是多么重视。

就餐前将餐食洗干净，在秦汉时期已是一条卫生标准。《淮南子·诠言训》称，“涤杯而食，洗爵而饮，浣而后馈，可以养老。”而在清洗餐具时，则须先把手洗干净，此即《礼记·少仪》所谓“凡洗必盥”。隋唐人孔颖达就此注疏：“洗，洗爵也；盥，洗手也。凡饮酒必洗爵，洗爵必宜先洗手也。”

如果不注重个人的清洁卫，往往会被嘲笑。如东汉时有个名叫刘宽的官员，不喜欢洗手洗澡，在当时的京城出了名，故《后汉书·刘宽列传》中称他“不好盥浴，京师以为谚”。

秦汉时期，不注意个人卫生是当时社会所不能接受的。《盐铁论·殊路》中有这样的说法：“西子蒙以不洁，鄙夫掩鼻。”意思是，就算美如西施，如果不卫生，俗人走过都捂鼻子。

至于如厕后洗手，古人同样讲究。《世说新语·纰漏》有一则“王敦如厕”的故事：王敦从厕所出来后，有婢女双手托着盛满水的金澡盆，后面则端着装有高级洗涤用品澡豆的琉璃碗。王敦见状，把澡豆掺上水吃了，称是“干饭”。王敦是东晋丞相王导的堂兄，此则故事发生在王敦初娶晋武帝司马炎之女舞阳公主（实为襄城公主）时，他上的是皇帝家的厕所。故事并不是说“便后洗手”之俗不存在，而是笑话王敦少见识，不识澡豆。

到后来，“便后洗手”已成为古人须从小养成的卫生习惯。如清李毓秀编学童启蒙读物《训蒙文》（《弟子规》）中即要求：“晨必盥，兼漱口；便溺回，辄净手。”

西周时期的虢季子白盘，被认为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古老青铜“大浴缸”。

先秦时期春季群众性沐浴活动已蔚然成风

甲骨文“沐”字是洗头“濯发也”“浴”字指洗身即“洒身也”

洗澡，是古人做好春季个人卫生的常规行为。洗古时称洗澡为“沐浴”，在今天看来这是一个意思，其实在古代是一个人用水处理个人卫生的不同行为：“沐”是洗头，即《说文解字》中所谓“濯发也”；“浴”指洗身，《说文解字》中解释为“洒身也”。

从商周时甲骨文、金文中可以看出，沐浴在先秦时期蔚然成风。“沐”字，是一个人跪在水盆旁边，双手掬水洗头状；“浴”字，是为一个人置身于盆里，用水淋身。

秦汉以后，洗澡已不仅是个人行为，而上升到制度层面，所有公务员都要定期回家沐浴，并形成了一种“休沐”制。唐张守节《史记正义》称“汉官五日一假，休沐也”，此即现代公休制度前身。

或许有读者会认为，洗澡在古代只是“有身份者”的行为，其实不然，它是整个社会的习俗。两千多年已出现“浴室”一词，在早则称为“湢”。据《仪礼·聘礼》记载，当时一般人家都有“三日具沐，五日具浴”的洗澡设施。除了要做好自己的个人卫生，还要烧水给父母公婆沐浴。在古人看来，洗澡还是一种境界，商汤的洗澡盆上所刻的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盘铭），正是这种心情的表达。

古人如何洗澡？通常有两种方式：一是用“汤”（热水）洗，一般在室内进行。另外就是为民间普遍的到河里去洗。魏晋时期盛行的修禊之风，就是中国古人早期春季卫生行为的遗俗。所谓修禊，就是指季春时，官吏及百姓都到水边嬉游以消灾祈福仪式。据《周礼·春官》记载，当时的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汉应劭《风俗通义·祀典》释“禊”：“禊者，洁也……”。

先秦时期，每年春季都会在水边设祭，这是一种通过沐浴达到去除不祥的宗教仪式。这一活动一般选在三月初三上巳日进行，由此形成了“上巳节”，出现了中国独有的群众性春季沐浴活动。

除上巳沐浴外，到初夏时的端午节，还会有家庭性的统一沐浴活动，这一天家家户户会烧水洗浴，还会在水里加入草药以除疾消毒，汉《大戴礼记》即称：“午日以兰汤沐浴。”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