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文艺复苏。我作为话剧专职导演，正在选择自己要排的戏。一次，我对白桦说：“你有没有兴趣再给我写个剧本？”他说：“好啊，我脑子里有题材，一腾出手来就给你写。”可就在他为我动笔写剧本的过程中，开始公开批判他写的电影《苦恋》。不过，当时还是决定这部电影可以修改后放映。1981年夏初，我给白桦打电话，他说：“我正在写。”我说：“约个时间，我到武汉去，了解一下你写戏的进展，因为剧院得做安排。”那时，白桦在武汉军区。  几天之后，我到了武汉。傍晚，白桦从东站直接把我接到一个吃饭的地方。正好《苦恋》的导演和演员都在那儿，他们急着要赶回北京，刚吃完饭，我跟导演彭宁打了个招呼。他们走了以后，我和白桦就接着在这个地方谈。白桦说：“我写的差不多了，本来可以写完，所以跟你约了这个时间，但是最近文化部在抓《苦恋》的修改，还要补拍一些镜头，所以这个剧本就停了一段。现在他们补拍完了，很快我就能把剧本写完。再过几天，我到北京，把剧本给你带去。”我不想看他的未完成稿，只是问他写的是什么？他说：“写吴越之间的故事。”过了几天，白桦到北京来了。1981年6月10日下午，北京人艺党、艺委在剧院会议室，听白桦念剧本《吴王金戈越王剑》。念剧本过程中，门口有人找白桦，他请我帮他念一段，就出去了。过一会儿，他回来了，接着念。全剧念完，大家一致认为剧本很好，北京人艺要排这个戏。会后，大家都散了，白桦让我留一下，说：“我得跟你说个事，刚才是彭宁来了，告诉我中央已经决定了，出红头文件，点名批白桦、批《苦恋》。”这是一个新情况，我说：“刚才我们对这个戏的看法一致，你说的这个情况我再跟剧院反映。” 历史剧为何使人容易产生“影射现实”的联想 6月23日，剧院党委会讨论《吴》剧剧本，兼任党委书记的赵起扬也参加了。大家一致认为前五场写得很好，意境美，语言美，很有诗意，作者以全新的视角诠释吴越春秋的故事，很有意义。但也提出些意见，后两场，范蠡出走，勾践赐死文种，则写的过于简单化，这就会使得人物脱离本来的历史面貌，甚至可能使人产生作品“影射现实”的联想。党委会一致认为这是个好戏，北京人艺可以演。同时也提出，要和作者坦诚交换意见，建议对后两场进行修改。8月21日，剧院党委会再次开会，讨论白桦的剧本修改稿，认为作者对后两场作了较大修改，而且改得较好，已经可供投入排练了。但考虑到中央要点名批判白桦和他的电影《苦恋》，在这样情况下，不宜排此剧，决定暂缓排演。但要请白桦把这个剧本保留给北京人艺，以后在适合的时机上演。一年过后，我看到报刊上发表了白桦的诗，我想，既然又有他的新作品发表，就是说，对他的批判已经过去了。我向剧院建议，可以考虑排这个戏了，剧院领导一致同意。1982年10月20日剧院向市委宣传部报送了《吴王金戈越王剑》剧本，宣传部两位副部长张大中、赵鼎新十分重视，指示文化处尽快回复，文化处还请了两位历史学家认真讨论，很快提出书面意见：肯定这是一出比较真实地描写历史事件的历史剧，剧本在艺术表现上相当不错，作者选取的角度，表现的主题，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同时，也提出一些具体意见，如原剧本写勾践灭吴后，命吴国太宰伯噽为他按吴宫样式修筑宫室，搜罗美女，这与《史记》所述不符，请作者考虑。后来白桦对此情节做了修改。张、赵两位副部长批示：“文化处看法不错”，对剧本“总的还是肯定的”。11月18日，白桦再次由武汉来京。同日，刁光覃、夏淳、于民三位副院长兼副书记商定，《吴王金戈越王剑》立即上马，计划在春节演出。12月3日，《吴王金戈越王剑》建组。有文章称“于是之拍板排《吴王金戈越王剑》”，这不准确。这部以史为鉴的历史剧是北京人艺党委领导集体决定的，不是某一个人尤其不可能由并非主持剧院工作的个人“拍板”。当时人艺党委书记是由已任文化部副部长的赵起扬兼任，并由文革结束后任党委书记的黎光兼任北京人艺顾问。《吴》剧从建组、安排演员阵容等具体事项，都是我作为导演，和当时主持工作的两位副院长刁光覃、夏淳商定的。 “有关方面”没个说法媒体不敢报道  1983年3月15日，《吴》剧正式公演，观众反映很好，演艺界也反映热烈。但当时舆论界极为敏感，报上不仅少有评论，连报道都没有。有一天，我们按惯例召开记者招待会，我主持，白桦也参加了。与会者很兴奋，有很多记者提问。我对记者们说：“我也给你们诸位提一个问题，你们都谈得很非常兴奋，觉得这是一部好戏，但你们诸位都是各报刊电视台的，为什么没反映？”会场突然就停顿了一下，一位记者说：“这个戏，上边怎么说？”我明白了，他们是要了解领导对这个戏的看法。4月4日，习仲勋副总理来看戏。中场休息时，他来到休息室，正好白桦也在。我说：“习总，我给您介绍一下，这就是白桦。”习仲勋同志很高兴，说：“你就是白桦！这个戏写得很好，应该鼓励！”演出结束后习仲勋同志上台看望演员，他说：“这个戏很好！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很有现实意义。” 演员们说：现在报上不敢宣传，写了文章没人敢发表。习仲勋同志说：“为什么不敢发表呢？可以写《苦恋》，也可以写好戏嘛！这个戏很好，不要以人划线嘛！”剧院通常有什么活动，会发一个简报。这期简报的内容就写了习仲勋副总理来看戏，他认为“符合历史真实”，给予了肯定。但简报发了后，报纸上还不见有什么反映，后来我又遇见记者，就问：“我们的简报看了吧？你们不是要了解上边的看法吗，上边说了。”人家又问一句：“有关方面怎么说？”我真是很无奈：谁是有关方面啊？哦，主管意识形态的！我们曾请了当时北京市主管领导人来看戏，他不来。我就让我们办公室的人每天给他送两张票。最后送得他的秘书都说了：“你们别送票了，你们送票他也不会去的。”但我还是让接着送。因为这是他的工作。但天天给他送票，他还是不来。后来《北京晚报》上发了一个消息，说即将举行北京市戏剧调演，这次调演有《吴王金戈越王剑》等优秀剧目。这位主管领导立即直接打了一个电话给报社编辑部，说：“你们根据什么说《吴王金戈越王剑》是一个优秀剧目？” 通过邻居关系将演出票交给邓力群家人 怎么找“有关方面”啊？后来，我们请来了邓力群同志，完全是通过非正式渠道，我们剧组一位演员和邓力群是邻居，跟他们家所有人，包括保姆都很熟。我说：“你拿两张票给邓力群送去”。再见到她，我问票送到没有，她说：“他没在家，我交给他家里人了。”没想到演出时，邓力群同志还真来了。邓力群看了戏也挺高兴，演出后还上舞台和演员见面。我们演员憋不住了，就问：“邓力群同志，您看这戏怎么样哪？”“挺好啊！”他回答。我们演员又接着说：“现在很多方面都反映很好，观众也很喜欢，可是就是报上不敢登啊！不敢宣传。”“哎，没有问题，这戏很好！演吧！”我们又出了一期简报，把邓力群的意见刊登了出来，报纸上这才开始有了一点报道。这一年北京市举办戏剧调演，《吴王金戈越王剑》获得演出一等奖、导演一等奖，舞美一等奖，优秀表演奖……我们加在一起有九个人获奖了，但剧本是二等奖。作为保留剧目，《吴王金戈越王剑》在北京继续轮换上演。白桦打电话给我：“天野，我在报上看，你们还在演这个戏？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啊，就是正常的保留剧目的轮换演出。”他说：“我告诉你一个情况，部队在开一个会，有位领导人在一个小组会上说了这么一句，‘听说，白桦有一个戏在北京演，听说是骂我们的。’”所谓“听说”，是因为他没看过这个戏；所谓“我们”，意思就是骂共产党了吧？后来，确实得知部队是有这么个会，确实有人在会上说过这样的话——--但毕竟只是“听说”。1987年，我整六十岁时，自动提出办理了离休手续，从此彻底离开了话剧20余年。自2011年起，又应邀演了两个戏，觉得既然又回归舞台，就琢磨着再演个什么戏，但北京人艺领导班子出于关怀，担心我以年迈之躯再登台演戏，会有碍健康，他们拿来一纸清单，上面打印了我在人艺导演过的14部戏，让我任选一部复排，这也是由于自1963年起，我在剧院已是专职导演编制。我首选了《吴王金戈越王剑》。随后，我到上海去见白桦，事隔30年，白桦仍清晰地记得习仲勋同志称赞这是一部好戏，而且在散戏以后，还长时间与他谈“以史为鉴”的深远意义。使白桦难忘的还有，就由于有人在部队会议上说过：“听说”白桦有个戏是骂我们的，使得白桦在武汉军区受到大半年的批判……2014年4月23日，《吴王金戈越王剑》复排后首演，白桦身体不好，而且前些时住进医院了，但他在朋友们的照护下，抱病来看京观看了首演，我们邀请他在谢幕时，上台与首场观众见面，观众台响起由衷的掌声！  *声明：本文系蓝天野先生供本报专稿，摘转请务必与作者本人联系。本文来源：北京晚报-北晚新视觉网  蓝天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