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族家风,很大程度上是封建王朝政风的体现。南朝自宋武帝刘裕开国之时,皇族家风就陷入怪圈。每个朝代都会出现几个昏庸、残暴、热衷内斗的皇族子弟,有时甚至连串儿出现,最终或致本人丧命、或致王朝崩溃。

被辛弃疾盛赞“气吞万里如虎”的刘裕一共有七个儿子,但没有一个得以善终。这背后的原因,还得归咎于“缺位的父亲”。

刘裕画像
沈约撰《宋书》
《宋书·文帝纪》

家教缺失 贻害无穷

“男主外女主内”,是一种典型的家庭模式。许多男人都把精力放在打拼事业上,而对打理好夫妻、亲子关系不怎么用心。而刘裕就是这类男人的典型代表。

刘裕(363年-422年)出身微末,早年很穷,直到当上东晋北府军将领孙无终的司马,生活才逐渐富裕、稳定起来,有能力大规模生儿育女。406年,年已43岁的刘裕才有了第一个儿子刘符,此后一发不可收拾,到415年52岁时,有了七个儿子。

父母对子女教育最关键在幼年至少年时期,孩子性格、价值观、行事风格基本在这一时段定型。刘裕诸子幼年至少年时,正值刘裕事业急速上升期。自406年起,刘裕忙于镇压孙恩卢循起义、讨伐篡位的桓玄、北伐南燕与后秦,他既是政治首领又是军队统帅,国事缠身,军务繁冗,根本无暇教育几个儿子。

古来成大事的枭雄,也有很多一边干事业一边教育儿子的,像三国之曹操、孙坚。但刘裕不具备曹操、孙坚的条件:曹、孙二人比儿子大二三十岁,创业时父子一齐上阵,以实践锻炼代替了家庭教育,故而曹丕、孙策都能成才。刘裕比长子刘义符大43岁,创业时儿子还是幼儿,全无实践锻炼的可能,几个儿子都没有受到什么有效家庭教育。

有人说,难道儿子们和母亲在一起不能受教育吗?很难。古代女性基本不接触政治,而刘裕的妻妾们更缺乏良好教养。刘裕发迹后,家人无可避免地产生了暴发户心态。刘裕的正妻臧爱亲在409年去世,刘裕诸妾围绕正妻之位很可能暴发了激烈的争斗,为刘裕生下第三个儿子刘义隆(后来的宋文帝)的妾胡道女突然莫名其妙死去,《宋书》与《南史》都说胡氏系“被谴赐死”。妻妾争风吃醋所在多有,但竟至于把人逼死,可见刘裕家庭氛围之恶劣。

刘裕诸子和她们在一起,缺乏优良的文化熏陶和教育,本能养成了贪财好利、目光短浅的暴发户心态。

刘裕死后长子刘义符即位为帝,这位十八岁少年在短短一年的皇帝生涯中,把所有精力都用在挥霍享受上,史载刘义符“于华林园为列肆,亲自酤卖。又开渎聚土,以象破冈埭,与左右引船唱呼,以为欢乐。夕游天泉池,即龙舟而寝。”仿佛国库里的财宝不及时享用就会消失,不光政治人格不健全,就连基本的价值观都是扭曲的。几位辅政大臣徐羡之、傅亮、檀道济、谢晦经过一年的观察得出结论,这位少年不具备人君的才质,于是联合起来废黜刘义符,不久后将其杀死。

刘裕次子刘义真对钱财的执念也令人发指。义熙十四年(418年),年方11岁的刘义真留守关中,被大夏赫连勃勃击败。按理说刘义真应当抛掉一切辎重,以最快速度撤走。但当时诸将在关中大肆掠夺,随军携带了大批财宝、人口,行军速度非常慢,一天才走十里路。将军傅弘之苦苦劝告抛掉财物,刘义真爱财如命,就是不听。结果被夏军追上,刘义真的军队伤亡殆尽。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此话应验在凡夫俗子身上倒也寻常,可是应验在刘裕儿子的身上,病根在谁,一望可知。

骄奢之风 听之任之

刘裕少有地教育、帮带儿子时,表现很不如人意。刘义真在父亲身边待了几年,没有学到刘裕坚定勇毅、明锐果断的优秀特质,却学到了刘裕不拘一格、不重礼法的一面,盖因优秀特质需要长期地、有意识地观摩学习,这是超乎本能的主动学习,而非耳濡目染、被动模仿就可以办到的。反倒是刘裕轻佻、洒脱的行动,极富个人魅力,极易被效仿,都被义真学了去。《宋书》说他“轻动无德业”,这种特点像极了乃父年轻时的做派。

刘裕并没有发现少年义真的变化,对他的所作所为没有匡正,以致义真的性格和作风越来越放纵。刘裕驾崩的当年,义真到封地历阳上任。当时围绕在义真身边的都是一些轻佻之人,如谢灵运、颜延之、慧琳道人等,这些人本来肩负着教育、辅佐义真的责任,谁知他们主业不干,整日里只是和义真嬉戏取乐。尤其是谢灵运,“为性褊激,多愆礼度”。尚书令徐羡之感到忧虑,专门派人告诫义真不要和他们太过亲近,以免有损藩王的身份。但义真不听,依然我行我素。刘裕国丧期间,义真坐船向历阳进发,看到其母孙夫人的座船比自己的华丽,便蛮横地把母亲座船上的饰物拆掉,装饰到自己船上。此事严重违反了为父守孝的礼制,但谢灵运等人不仅不制止,还助纣为虐,此举令天下人齿冷。

刘裕非常宠爱第五子刘义恭(413年-465年),经常把年幼的义恭带在身边。刘裕生活比较节俭,平时和家人吃饭,盏盘不超过五个,唯独对义恭不加限制,要什么给什么,摆得盏盘数不清。有的没怎么吃就扔了,浪费得不像话,刘裕却从不节制,以致养成了骄奢之性。偏偏刘裕从不当回事,以为孩子还小,长大了自然会改。

改变性格习惯谈何容易?譬如小树长歪了,要费多少时间、多少心力才能改正过来。刘裕自己没有教育好,也没有给义恭挑选道德上过得硬的老师,义恭长大后不成器是必然。义恭18岁时,比其大哥刘义符不遑多让,挥霍、赏赐、浪费,完全丢掉了刘裕节俭的美德。而且年纪轻轻一个孩子,已经任性地娶了好几房妻妾。三哥宋文帝刘义隆看不过去,批评他说:“进德修业,未有可称,吾所以恨之而不能已已者也。”(《宋书》)又反复告诫他不要过于放纵欲望,尤其是花钱、娶妾之事必须有所限制。

只是此时再劝,为时晚矣。义恭成年后一无所长,不被兄弟、子侄们看重。宋孝武帝刘骏(宋文帝之子、义恭之侄)举兵夺皇位,义恭虽立了大功,还被拜为太傅,但孝武帝父子内心对他充满了猜忌和鄙夷。后来孝武帝死、前废帝即位,荒悖的前废帝杀了叔祖父刘义恭,“挑取眼精,以蜜渍之,以为鬼目粽。”酿成一幕宗室相杀的惨剧。

排斥文化 粗鄙无文

除去家教领域本身的因素,刘裕对文化的天然排斥,也是导致诸子粗鄙无行的原因之一。

所谓文化,不仅是吟诗作赋,广义上讲包含了道德、哲学、教育等诸多领域。当东晋向南朝嬗变时,文化正处于一个急剧衰退期。士族阶层在当时是文化的代言人,但这个阶层在两晋时逐渐腐化堕落,失去了政治、军事上的地位,被逐渐崛起的寒门人士取代。

所谓的寒人,既包括有一定文化水平但门第不高的一般庶族,也包括凭军功起家的军人,刘裕就是后者的代表。这类人的标志性特点是:自己粗鄙无文,同时鄙视有文化的士族。

刘裕是个典型大老粗,写字非常难看。当小官时无所谓,掌握大权后需要亲笔给部下写批示,不能总是写得小鸡啄米一样,刘裕的头号幕僚刘穆之想了个办法,让他写大字,越大越好,一张纸往往只写六七个字就满了。刘穆之说:“大既足有所包,且其势亦美。”写出来居然效果还不错,颇有帝王的霸气。这些小伎俩对提升刘裕的文化水平无甚裨益,刘裕称帝后,没有像明太祖朱元璋一样恶补文化知识,一者时间太短,当了两三年皇帝就去世了;二者他确实对学习文化知识没有什么动力。

最恶劣的是,刘裕对当时的高门士族进行了残酷的杀戮。太原王氏的代表人物王愉、王绥父子,陈郡谢氏的代表人谢混(东晋名臣谢安之孙),以及刁逵、殷仲文、郗僧施等著名士族,都被刘裕以各种借口杀死,其中包括刘裕的创业助手刘毅。此人雅好文士、颇涉典籍,虽也是寒门军人出身,但个人气质与刘裕截然相反。两人后来反目成仇,刘毅起兵叛乱后败死。

如此大环境下,士族们要么远离政治中心,要么转变身份去当武将,刘裕家族周边自然不会有什么出名的文士,正规的辅佐、教育自然无从谈起。相反,大量文化修养不高、喜欢乘险取利的小人簇拥在刘氏诸子周围,加剧了刘氏诸子个人品质的败坏。

不过,刘裕第三子刘义隆是个例外,他出镇荆州之时,身边的辅佐之臣如王华、王昙首都是杰出的士族子弟,刘义隆能形成健全的人格、端方的品格,并具有相当程度的文学修养,这两位佐臣功莫大焉。王华、王昙首都是东晋名臣王导的后人,一等一的高门大族,但他们目睹晋末险恶的局面,明智地放弃平流进取、坐致公卿的士族成长之路,转而投身素为士族鄙视的军旅,以求取政治上的进步,其士族标签的淡化使得他们逃过了刘裕的屠刀。刘裕自己也没想到,自己的一念之仁,竟为儿子带来了绝好的教育。

刘裕其他几个儿子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刘裕第六子刘义宣,生来舌短,说话都不利索,一直不被父亲、哥哥看重。后来出镇荆州,身边一群寒门人士怂恿发动叛乱,推翻新即位的孝武帝刘骏。刘义宣架不住他们一顿撺掇,反正刘骏也是武力夺位,人家能我为何不能?于是草率地举兵造反,最终因为名分不正、准备不足被消灭。

刘裕生了七个儿子,长子义符、次子义真皆因行为不端被大臣废杀,三子义隆被儿子弑杀,四子刘义康被义隆猜忌赐死,五子义恭被侄孙杀害,六子义宣造反被杀,七子义季滥饮无度身患重病,加之备受三哥义隆猜忌,33岁便去世了,兄弟七人无一善终,令人叹息。酿成这样的悲剧固然有许多原因,但家庭教育的缺失是非常重要的一环。雄武绝世、气吞万里的宋武帝刘裕泉下有知,不知道会不会后悔。

(原标题:“多子反成灾”的宋武帝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 陈峰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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