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与夫人陈心一、长女学淑。

吴宓曾强调自己的人生观是“殉道”“殉情”。在1935年所作的《自题空轩诗话后》绝句中，就有“殉道殉情对帝天”的句子。

吴宓所殉之道，统而言之就是文化，特别是古代文化。他对古代文化的信仰，其出发点还是为了民族独立和自强。早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他就勤奋苦读，并在日记中说：“宓每念国家危亡荼苦情形，神魂俱碎。非自己每日有所作为，则心不安。”到了抗战爆发，举国悲愤的时候，他更加觉得，只要文化不亡，中国就不会亡。基于自己对中西文化的了解，在对待传统的问题上，一开始他就和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站到了对立面，反对他们激进的否定态度，而主张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强调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继承性。历史已走过了近一个世纪，总结百年来的文化变革之路，我们觉得在新文化运动已经势不可挡的时候，吴宓他们更有其冷静的一面。只不过在变革成为当时最迫切的需要时，历史并不欢迎这种冷静。所以吴宓和他的同仁们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只有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他们的意义。

至于殉情，这大概是吴宓最被人关注的话题了。吴宓于1921年与发妻陈心一女士结婚，育有三女。1928年，哈佛好友朱君毅毁约另娶，被其抛弃的毛彦文女士与陈心一原为浙江省立女师同学，吴宓在哈佛时曾从朱君毅处多次读到过毛彦文写给朱的信，故欲取两人通信为小说材料，不料却因同情而生爱意，一时不能自拔。终于在1929年，不顾亲友劝阻，与陈心一离异。同时，则对毛彦文展开了追求，这段恋情曾使他深受折磨。1935年，毛彦文突然与熊希龄结婚，让本来以为胜券在握的吴宓大感意外，也后悔终身。

吴宓的第二次婚姻发生在1953年，女方邹兰芳系四川万源人，为重庆大学法律系学生。毕业前为了免于被分配到边疆，同时也可能为了有条件帮助两个嫂嫂和侄子们，她苦苦追求嫁给吴宓。这曾给吴宓带来过很大的道德压力和精神负担，邹兰芳原本身患结核，婚后一直生病，并没有给吴宓带来多少欢愉。

吴宓的感情生活一向为人所艳称，但大家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他实际上孤苦地度过了一生。考其原因，还得从他成长的环境和个人性格说起。他自幼家道殷实，出生不到一岁，生母即去世，祖母杨氏对其疼爱有加。为了使其免遭继母之虐，杨氏擅自做主将其过继给了当时尚未成家的次子为嗣。祖母的宠爱，加上家庭的不完整，一方面造就了他冲动、固执的个性，另一方面也使他对家庭生活世俗、伦常的一面缺乏感性的认识。这些缺位的经验他后来是通过文学阅读来补充的。这难免会让他把文学和现实人生搞混了。他希望婚姻生活像诗一样美满，任何世俗的东西都会令其不快。

吴宓不是薄情者，但感情生活终究是他自己的事。今天的人更应重视他对自己信仰的坚守、对其志业的不懈追求和人格的屹立不倒，这是他作为文化人的真正价值所在。

（摘自《听雨集》，凤凰出版社出版）

（原标题：吴宓的殉道与殉情）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 周绚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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