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长河,穿越晋北群山,流经内蒙古草原,切穿燕山山脉,在华北平原铺展出一片丰饶的冲积扇,最终奔向渤海湾。
这不是普通的河流,而是被百姓称为“北京母亲河”的永定河。
永定河,不仅是地理上的血脉,更是一条贯穿古今的文明走廊。从200万年前的古人类活动遗迹到现代都市的水源命脉,永定河流域见证了中华文明从原始社会走向现代文明的完整历程。
2024年4月,河北省张家口市泥河湾地貌景观。图源:视觉中国
“第一餐”
在永定河上游一级支流的桑干河畔,一片被称为泥河湾的盆地静卧于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埋藏于这片黄土之下的,是人类在东亚大陆最早的足迹。
2001年,考古工作者重点发掘泥河湾马圈沟遗址第三文化层,获得遗物800余件。其中,原始人类进餐遗迹震撼世界。
一头草原猛犸象骨骸散落多处,散布其间的是大量石器,包括石核、石片和经过二次加工的刮削器。其中一个刮削器,在出土的时候还保持着和动物化石密切接触的状态。多数骨骼表面,仍保留着清晰的砍砸、刮削或刻划痕迹。
这一发现被学界称为“东方人类第一餐”——想象,在166万年前,一群古人类围坐在一头猛犸象周围,他们一边用加工过的石器肢解食物、刮肉取食,一边豪饮着桑干河水,人类文明的第一缕曙光从洞穴之外照射了进来……
2025年3月,游客在位于北京的国家自然博物馆观展。“闪耀东方——泥河湾百万年人类印记”展览通过200余件石器、古生物化石、遗址场景复原模型等,展示泥河湾遗址群的丰富内涵。图源:视觉中国
泥河湾盆地如同一个巨大的“东方人类地下档案馆”,一件件出土遗物勾勒出中国北方近200万年至一万年前古人类演化的文化序列,这是一个古人类活动的生动证据链,也是一个独具东方特色的故事:
距今136万年前小长梁遗址中,出土了200多件石英岩制品,包括用于挖掘的尖状器、切割的刮削器以及可投掷的石球,构成东亚地区旧石器早期的标准器物组合;11万年前的前桑峪遗址中出土的骨化石,则为研究永定河流域古人类演化提供了关键证据;10万年前的许家窑—侯家窑遗址中,发现了早期智人化石及大量石球,展现着人类狩猎技术的进步。
200万年间,桑干河哺育着泥河湾的古人类,文明在进化中日渐成熟。在泥河湾盆地东南缘的下马碑遗址中,考古学家在距今4万年前的地层中揭露出东亚最早的“颜料加工区”——用于研磨的研磨盘、研磨棒,分布极为密集的赤铁矿块、粉,甚至周围的土壤都已被染红。
除了用于满足生存需求之外,桑干河畔的古人类用这些颜料装饰着自身。这些颜料,给人类初始的审美能力涂上重重的一笔,人类的智能从具体的事物悄然向理念与文化迈进了一步。
滋养了打制石器时代的文明,永定河水继续从上游奔涌而下,人类的双脚也即将迈出洞穴。
王府井
永定河从群山中蜿蜒而出,自石景山附近流出西山,来到北京小平原。《中轴线与北京古河道》一书提到,永定河裹挟大量泥沙奔腾而下,当它失去大山的约束,在北京小平原上来回摆动,就形成了永定河冲积扇。而北京城就坐落在永定河冲积扇的中部。
永定河滋养的北京平原上,人类活动的足迹从未间断。
王府井,北京的地标之一,位于北京的核心区。每一天,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游人在此流连忘返,于鳞次栉比的楼宇和北京城传统建筑之间孜孜探索。
然而,或许鲜有游人知道,在这座国际大都市的核心区域、在这片游人络绎不绝的街道和高楼之下,埋藏着距今2万多年前人类文明演化的秘密。继周口店北京猿人之后,这里也藏着“北京人”来时的路。
1996年12月,在王府井东方广场施工工地,北京大学学者岳升阳发现了大量黑色碳迹、动物碎骨及人工打造石片。随后,一场抢救性的科学发掘和综合研究开始了。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李超荣确认,这是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距今约2.4万至2.5万年。约2000平方米的遗址面积,距地表深11至12米的文化层中,出土了2000余件遗物,包括石制品、骨制品、用火遗迹和赤铁矿碎块等。
烧石、烧骨、木炭、灰烬等遗迹被一一发现,李超荣在《北京王府井东方广场古人类遗址发现记》中说,烧石等遗迹的发现,表明王府井古人类已经掌握了保存火种技能。
出土的石制品、骨制品,则展现了古人类的技术水平的发展。石制品类型包括石砧、石锤、石核、石刀等,骨制品则有骨铲、骨刮削器等。出土的动物骨骼丰富,包括原始牛、斑鹿、蒙古草兔、鸵鸟和鱼类等。
2014年9月,北京王府井古人类文化遗址博物馆中的石片。图源:视觉中国
研究发现,当时的古人类在这处永定河的冲积平原上建立了一处季节性的临时营地,进行狩猎和采集。人们一边制作工具,一边屠宰和肢解猎物,然后围着火堆进行烧烤。
值得一提的是,这里还发现了有人工刻划痕迹的骨片。这些状似侧柏的刻痕,被认为可能是原始的雕刻艺术,为研究旧石器时代晚期骨器的制作技术和艺术品提供了珍贵材料。
王府井遗址是继周口店之后,北京地区远古人类遗存的又一重大发现,并且是首次在国际大都市中心发现如此久远的古人类文化遗产。如今,这处遗址就静静躺在东方广场地下三层的古人类文化遗址博物馆,在繁华的闹市中讲述着古老深邃的故事。
这个故事有关人类的演化,也有关永定河哺育远古先民的明证。它清晰地表明,永定河流域不仅是早期人类在山区洞穴生存的摇篮,也是他们走向更广阔平原、创造灿烂文化的历史舞台。这舞台一旦在历史的长河中铺展开来,古代先民们必将在其中找到一处稳定的居所。
定居者
洋河和桑干河在河北怀来夹河村相汇,始称永定河,永定河经过官厅水库后进入北京门头沟区。斋堂镇东胡林村西侧的二级台地上,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生活的面纱,在此被揭开。
1966年春天,北京大学地质系学生郝守刚在门头沟挥了一铁锹,泥土铲去,古代人骨的遗骸反射着原始的光泽展露出来。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随后进行了清理,发现了三个古人类的残存人骨以及螺壳项链、骨镯、石片等古代文化遗物。其中一具少女遗骸的颈上,仍挂着一条由50余枚海滨蜒螺串成的项链,腕部佩戴着牛肋骨磨制的骨镯。
这偶然一铲,铲出了华北地区最完整的新石器早期人类生活图景。东胡林人遗址,填补了自3万年前的山顶洞人、2万年前的田园洞人以来,华北地区人类发展史的一段空白。
2001年至2006年,北大考古文博学院与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联合考古队先后对该遗址进行了四次系统发掘,出土了多具人类遗骸、兽骨化石、细石器、陶器等重要文化遗存。
2005年,东胡林遗址的浮选工作中,少量炭化的小米遗存被发现。这些小米的驯化程度已达50%-60%,比野生种颗粒更大,这证明东胡林人已迈入农业社会。
在遗址的火塘旁,考古人员还发现了石磨盘,表面光滑如镜,使用痕迹超过千次,旁边陶罐的残片内侧甚至残留着煮粥的炭化物。
东胡林遗址出土的石磨盘石磨棒。图源:光明日报
东胡林人的精神世界同样令人惊叹。他们从远方运来赤铁矿,磨成红色粉末,可能用于仪式或装饰,这标志着人类从生存需求转向审美与信仰的飞跃。
东胡林遗址的意义不仅在于其出土文物,更在于它所代表的生存方式革命。当人类从洞穴走向永定河冲积平原,在河流阶地上建立定居点,开始了农业生产和陶器制作,中华文明由此迈出了走向农耕社会的关键一步。
人类跨过了又一个门槛,在永定河流域,文明的交响乐即将进入名为历史的高潮。
黄帝城
永定河上游的涿鹿盆地,见证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部落融合。
《山海经·大荒北经》“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战国策》记苏秦说秦惠王曰:“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史记》有载:“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黄帝)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
约五千年前,几大部落会聚于涿鹿,轩辕氏黄帝先后战败了神农氏炎帝、九黎族蚩尤两大部落,通过“合符釜山”统一旗帜和号令,推举出了首个盟主——黄帝。
黄帝“邑于涿鹿之阿”,在涿鹿山下的平地上建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都城,即“华夏第一都”黄帝城。历史进入了炎黄时代。
在涿鹿中华三祖文化园内,黄帝城遗址的夯土城墙在阳光下泛着土黄色的光泽。遗址呈不规则方形,南北长510至540米,东西宽450至500米,总面积约30万平方米。城墙下层为叠土层,上层为夯土层,南、西、北城墙比较完整,东城墙南段已浸于轩辕湖中。
黄帝城遗址曾出土大量石器、陶器残件,石斧、石杵、陶盆、陶甑、陶纺纶等文物,文物蕴藏量丰富。
《史记》记载:“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黄帝时代开创了观象授时、劝课农桑、修筑宫殿、制定礼仪等先河。
2019年7月,黄帝城的中华合符纪念雕塑。图源:视觉中国
从炎黄时代开始,永定河流域成为民族融合的大舞台,中华民族的前身华夏族诞生,中华民族的根基自此奠定。历史上,各民族在永定河流域交往密切,先后有五个民族、七个朝代在永定河流域建都。
永定河水奔流不息,穿山凿石铺就广袤平原,绵延千里滋养地下水源,历经百万年的奔腾,终于为那座伟大城市的诞生埋下了所有必需的伏笔。
在永定河冲积扇的脊背上,一个由永定河故道水系滋养的聚落逐渐兴起,这就是古蓟城。春秋时燕国并蓟,将都城迁至蓟城。自此,从秦汉至隋唐的蓟城、幽州城,到辽的南京析津府、金中都,元大都……直到人类与自然共同雕刻出这座名为北京的城市。
永定河,不仅是一条地理上的河流,更是中华民族的文明脐带。它用泥沙堆积出北京城的根基,用水流滋养了华北平原的农业文明,用河谷通道促进了多民族文化的碰撞融合。在她的见证下,中华文明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辉煌耀目。
永定河,一度被称为㶟水、浑河、无定河,她在山石激荡之间有意无意地冲刷开文明启程的航道,文明则源源不断地为大河注入人文的锚点、刻画出从“无定”到“永定”的航向。在这条航线上,人类文明走向新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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