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喧嚣的交道口南大街与府学胡同交会处，伫立着一座朱门灰瓦的古老建筑，如今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妇幼保健院，在老北京人的记忆深处，这里有着一个更具时代烙印的名字——“东四妇产医院”。
1929年，北平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助产士的教室。
杨崇瑞留美时的照片。
时光倒流九十余年，这处院落前的景象更令人驻足：一对汉白玉麒麟镇守门前，身着整洁制服、步履匆匆的年轻女性，拎着特殊的“拜访箱”，箱内装着新式接生的器具，奔向京城的四面八方。这里，便是中国近代妇幼卫生事业的原点——北平国立第一助产学校，而亲手点燃这盏生命之灯的，是一位终身未嫁，却被无数孩子视作母亲的传奇女性——杨崇瑞。
1929年，北平国立第一助产学校，为产妇测量血压。
这座院落的选址本身便是一部新旧交替的京华烟云录。医院南侧的那条胡同，名为“麒麟碑胡同”。关于这条胡同，老北京流传着一段传说：明朝末年，一位名叫玲儿的公主因情伤离宫居住于此，她终身未嫁，却极爱孩童，凡经过府前的幼儿必抱来抚爱，久而久之，百姓视其为“送子娘娘”再世，便有了“麒麟送子”的佳话。
到清末民初，或许是沾了传说的光，这条胡同竟真的成了京城产婆的聚居地，胡同西边住着伺候皇家的御用产婆，巷尾住着民间接生婆。然而，传说终究护不住苍生，旧式产婆手中未消毒的剪刀和那一把把糊在脐带上的香灰，往往成为夺去新生儿性命的“无常”。
1929年，助产士随身携带的器具箱，里面医用器具等一应俱全。
1930年，杨崇瑞将国立第一助产学校的新校址选定于此，买下被称为“公主府”的宅院和邻近民房。这选址并非偶然，而是一场“宣战”——她要在这个迷信与旧俗最深重的地方，用科学的双手夺过“麒麟送子”的接力棒。
1930年，北平国立第一助产学校举办的宝宝大赛。
杨崇瑞这名字，今日或许不若她的学生林巧稚那般家喻户晓，但她却是林巧稚都要尊为“老师”的先行者。她生于通县的书香门第，自幼便有一股子倔劲，八岁时主动要求放足、解约、求学，一路读进协和医学堂，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医学女博士。毕业后，她本可做一名待遇优厚的妇产科专家，但一次下乡调查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妇产医院的二等病房。
1924年，杨崇瑞随兰安生博士深入河北农村时，被眼前的景象深深刺痛：产妇因“产褥热”高烧不退，新生儿因“四六风”（破伤风）抽搐夭折，当地更有惨痛的俗语“只见娘肚大，不见儿走路”。面对高达千分之二百的婴儿死亡率，杨崇瑞意识到，仅仅坐在大医院里开刀，救不了中国妇女，只有走出象牙塔，去培训千千万万个懂得消毒和无菌操作的助产士，才能从根源上止住这淌血的伤口。
1928年杨崇瑞在北平办起了我国第一个接生婆讲习所，360名接生婆曾在这里受训。第一批30名学员，平均年龄54岁，图为结业时合影。
1929年，杨崇瑞辞去协和的高薪职位，投身公共卫生事业，并在北平创立了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当她带着这所学校迁入麒麟碑胡同时，带来的不仅仅是听诊器和产钳，更是一种近乎苦行僧般的精神。她亲手拟定了八字校训：“牺牲精神，造福人群”，并将这八个大字刻在石碑上，立于校园一角。
刻着“牺牲精神 造福人群”的校训碑。
杨崇瑞对学生的要求近乎严苛，除了精湛的医术，她还要求毕业生必须学会骑自行车，在农村实习基地甚至要学会骑驴，因为在那些偏远的山区，只有助产士骑在驴背上颠簸的身影，才是产妇母子平安的希望。
在这座深宅大院里，身为校长的杨崇瑞没有一点架子。她常年穿着一件朴素的布旗袍，发辫盘在头顶，与学生轮流值班，一旦遇到危重产妇，无论风雨昼夜，随叫随到。有一年，一位贫困产妇在附设产院生下一名女婴后，因无力抚养想要遗弃，杨崇瑞不仅垫付了所有医药费，还收养了这个孩子，取名杨广仁，并一直供养她读到大学毕业。
妇产医院的免费病房。
抗战烽火曾一度打断了这里的宁静，幸亏杨崇瑞早在战前，便极具远见地将募捐来的款项兑换成外币，以“特款”形式存入国外银行。这笔钱，成了学校在乱世中维持生存的救命稻草。1949年，新中国的曙光初现，身在日内瓦，已担任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妇幼卫生组副组长的杨崇瑞，毫不犹豫地回到北京，出任卫生部第一任妇幼卫生局局长。
1929年，助产士携带器具箱上门出诊，到孕产妇家中访视。
在她的倡导下，构筑了全国妇幼三级保健网，推广新法接生，短短几年间，婴儿死亡率骤降。尽管她一生未婚，但当人们问起时，她总是笑着说：“我已经和妇幼卫生事业结了婚，全中国的儿童都是我的孩子。”
杨崇瑞和本科第十班及实习班学生合影。
如今，那刻着“牺牲精神，造福人群”的校训碑早已在岁月中斑驳，但从“麒麟送子”的传说到现代医学的殿堂，杨崇瑞用她92载的人生，在京城的版图上，书写的那段传奇仍熠熠生辉。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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