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张弘

英文的“妥协”compromise最早来源于古罗马，它指的是为了解决争端，通过公正及中立的第三方即仲裁者的决断双方做出相互承诺（共同承诺）。这种口头契约，可以避免上法庭打官司。其后，妥协具有了第二种含义，选出仲裁者担任相关的党派或者社群的代表。从16世纪到18世纪晚期，尽管英法两国思想交流越来越多，但是两国对于妥协的理解却迥然相异。

英国作者相信，妥协是一种优点或美德。海伍德、莎士比亚到斯威夫特或博 内特，数十位英国作家在正面或至少是中性的语境中使用“妥协”一词，并显著一致。在他们看来，妥协意味着讨价还价，为了达成本来不可能达成的协定彼此迁就。这意味着，妥协是唯一可以替代暴力的方式。此时，连基督都被称之为妥协者，因为它调停冲突，许多作者公开谈论妥协的优点。17世纪初，妥协包含的公正中立的第三方仲裁这种古典意义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双方的共同协定、契约、盟约或一群人的自愿联合。

在法国，16世纪后半叶之前科基耶、蒙田和沙朗已经担心过“妥协”。高乃依、笛卡尔甚至卢梭、基佐等不同时代和风格的作者，一个又一个地因为妥协影响“他的良心”、“他的德性”、“他自己”而担忧。对于法国人来说，“妥协”以前和现在都是一个危险的词。在16世纪末，法国人对妥协越来越有戒心，而英国人对妥协越来越热衷。

《妥协》一书揭示，英法两国政治思想的分道扬镳，在对于妥协的不同理解和使用上得到了印证。17世纪初，妥协在英格兰表示一种和平的协议，并非暗含公正中立的仲裁者在场。在英格兰，议会赢得了最后胜利，社会契约理论的不同版本越来越流行；在法兰西，整个17世纪经历了中央集权化和政治专制主义的兴起。在17世纪结束、18世纪开始时，法国人渐渐熟悉了以个人意志为基础的代表和社会契约理论，个人的代表和自我表现深入人心，是法国人集体想象的一部分，以至于任何“舶来品”都很难长期影响它。

16世纪后半叶，妥协为何在英法两国的用法如此不同？主要由于海峡两岸个人的自我感知发生了某些变化。重视个人即将自己理解成为独一无二的独立个体，又将自己理解成一个或几个团体的成员，别人也这样理解他们。从16世纪开始，法国个人主义的中心是世俗、宗教和哲学背景下的自我真实性，这种个人主义以某种方式与近代国家和专制主义的兴起联系在一起。在作者看来，由于坚持理性渗透意志，妥协成了一种不可靠的惯例，特别是在政治层面上。这是一种相信的个人主义。在16和17世纪，法院或者三级会议有可能代表个人的思想从未出现过。依照古典人士的看法，代表下级的人就是自贬身份，而在内在领域，人不可能作为个人被代表，非常怀疑其他个人以及有代表性的主体对政治权威的要求。他们排斥其他人“为他们的利益”代言的想法。

此时，罗马法在欧洲绝大部分地区盛行，而普通法在英格兰获得了独特成功。领主们设法与国王甚至国家同化，制约国王权力，限制平民与日俱增的权利。麦克法兰主张，英国人认为，构成社会的是自治、平等，单位是独立的个人，在根本上，这样的个体比任何较大的选民集团都更重要。在17世纪中期的英国，“人民”不是有机的整体，而是个人的集合。这是一种离心式的个人主义。到17世纪中叶，英国各个党派都明白，个人是政治权力最出色的提供者。政治、地域和宗教方面的分歧令法国的三级会议瘫痪，而英国议会则成功克服了这些困难。在今天，大部分学者都同意，1688年光荣革命实际上是辉格党和托利党对君主制度态度的折中妥协，或者议会主张与君主要求的折中妥协。

法国的向心式个人主义，英国离心式个人主义的差别，导致了两国不同的契约主义理论，也导致了对于妥协的不同认识。法国人的契约的各种版本，均缺乏两个“新”妥协必须的准则：参与契约的个人之间互相平等的假定，和/或有一个时刻这些人把他们的权利委托给另一方，从而创造出仲裁人的权威，而不是简单地承认权威。由此，两国的政治变革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分野，两国也走上了不同的现代化道路。

妥协是困难的，但如果没有妥协，就无法治理一个民主国家。《妥协的精神》（艾米·戈特曼、丹尼斯·汤普森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将拒绝妥协和执政竞选这一当今美国民主的永久性活动联系起来。竞选公职需要对抗妥协的思维，要坚持动员选民、猜疑对手的原则，以赢得竞选。而良好的政府却需要相反的态度和做法，妥协的思维使政客们偏向于调整自己的原则并尊重对手，有助于他们欣赏并利用可欲的妥协带来的机会。

历史上的妥协事件，如1986年里根总统时期的税制改革和2010年奥巴马总统的医疗改革，均来之不易，但只有税制改革的妥协发生在两党之间。这些美国政治中重要的妥协及失败的妥协能为人们提供不少借鉴，改变和调整现有的政治体制、程序及思维方式，从而在竞选和治理之间取得更好的平衡。当代政治中，应多一些更加广泛的合作。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