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帅

此前，不论是作为文学形象还是历史人物形象，司马懿多年来一直处于不冷不热的尴尬状态。说他不热门，大概要归咎于他在主流叙述中“登场”太晚，在文学里的三国故事的时间轴上，他在群雄逐鹿和鏖战中原的故事里基本没有存在感。司马懿的“高光时刻”在于和诸葛亮的斗智斗勇阶段，而在诸葛亮死后，便进入了三国故事里相对“不那么好看”的尾声阶段，不少人把司马懿当做三国故事的收尾人物，大致与这些因素有关。

吊诡的是，三国故事（包括小说、评书和戏剧）的重心却不是三国时期，而是三国前的东汉末年，罗贯中原著大篇幅的笔墨，实际上集中在建安年间的政治与军事纷争，至于真正的三国时期，恰恰以浓缩的笔法来叙述。如此一来，本来在三国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司马懿，经小说家笔法的压缩，也变得似乎没那么重要了。

不过，这并不能归咎于历代三国故事的叙述者，从权术谋略上看，司马懿自然有可圈可点之处，故而，在厚黑学的江湖上，司马懿自有其独到的地位，但在儒家主导的忠义文化观念的笼罩下，司马懿和司马家族在国史上的形象，大多时候是负面的。

尽管直到司马炎才真正一统三国，终结乱世，但历代文人学者普遍认为，司马懿是三国终局大势的实际开创者，如同曹魏代汉，首功在于曹操而非曹丕，经由司马懿、司马昭、司马炎三代接续才从曹魏手中得到皇权，首功则在于司马懿。但是，司马懿形象负面化，其秘密恰恰隐藏在这个看似漫长平静实则紧张剧烈的博弈中。

弑君失掉天下心

得国不正，是历代诟病司马氏的首要因素。历代帝王取得天下，非正常方式无非靠以下几种情况：禅让、农民起义、军事政变和宫廷斗争。儒家典籍里的远古圣王禅让之道，还没经由信史验证，此处暂且不表。刘邦、朱元璋往往被视为古代皇朝中得国最正者，正在于其从平民崛起（朱元璋连平民都不算，是彻底的底层赤贫），凭借实力终结乱世，可谓顺应民心。宫廷政变是历代最不齿的得国手段，它既与平民百姓的诉求无关，手法也不够光明，纯粹是统治者内部权力的游戏。可惜的是，司马氏得天下，靠的正是内部宫廷斗争和外部军事政变的手段。

《晋书》有记载：“明帝时，王导侍坐。帝问前世所以得天下，导乃陈帝创业之始，用文帝末高贵乡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由此可见，司马氏篡权手段之阴狠，连自己的后代都感到羞耻。当然，任何古人言行都要还原到当时的历史现场去看，晋明帝偏安江南，想起昔日祖辈经略中原之事，常理是怀念曾经的荣光，进而激励困顿中的自己。不过，晋明帝此时的想法，恐怕更接近偏安川蜀的刘备集团，或者偏安江南的孙吴集团，对那些割据政权会有更强的代入感，这样的同理心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新朝廷以开国祖先之事为耻，在历史上还是颇为罕见，更何况还对国祚绵延时间产生了怀疑。

每个朝代都有自身合法性的来源。对合法性的质疑，从晋明帝的言论中已然呈现，其实，在此前和此后，有关司马氏得国不正的怀疑，始终未有中断。如果说司马懿和曹氏的斗争还是时明时暗、若隐若现的，司马昭弑君则彻底撕掉了遮羞布。从秦灭六国算起，弑杀非亡国之君进而篡权者，只有两例，上次是赵高杀嬴胡亥，但赵高无力掌控局势，直接导致了秦汉之际的天下大乱。赵高的名声在历史上就不必说了，司马昭杀死曹髦，破坏了此前延续几百年的权力更替原则。即使是再激烈的斗争，不杀前朝之君，也是一个基本原则，此原则若破，则会失去天下士人的信任，新政权的合法性也会被质疑。

治国无方更添一筹

那么，西晋开国后，又是何种景象呢？不看国家典章和勋贵朝臣的言论，单从当时一个级别不高的官员李密身上，大致也能捕捉到蛛丝马迹。人们熟知的李密所撰的《陈情表》，可谓恳切委婉，深情动人，但其中也有对司马炎的吹捧之辞，进而获取不赴召而养母的机会。李密称“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即使这般，也不过只点明了以孝治国，而没提“忠”字，而时人思想中忠孝本不可割裂，上至高官，下至草民，对新皇帝和新政权的认同，很大程度上也需要“移孝作忠”的思维观念。

司马氏得国不正与西晋开国合法性的缺失，让“忠”这个维系古代社会秩序的重要元素，无法成为新政权宣扬的道统。司马氏忌惮自己篡权弑君的故事，再次降临在自己头上，就只好用锦衣玉食、香车宝马和美色佳人来满足群臣和勋贵的欲望。既然没法占据道义的制高点，就只能用世俗利诱来收买统治集团了。

正因此，西晋开国不久，不仅没有开国气象，反而尽显亡国迹象。后人记忆里的西晋掌故，要么是奢侈荒淫，要么是悲怆怪诞，此前此后，也很少有统一的中央集权王朝，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从上到下腐朽糜烂。晋武帝羊车恣性，晋惠帝不食肉糜，晋怀帝青衣行酒，晋愍帝流亡受辱，这是西晋四朝皇帝给后人留下的形象，更兼有王恺石崇斗富、贾南风乱政擅权、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的旷古灾祸，直到只有51年国祚（如果从统一三国算起只有37年国祚）的西晋被匈奴人灭掉，中原生灵涂炭，异族南下，国家进入血雨腥风的大乱世。

不言而喻，得国不正还不是最致命的，若新政权能开创一代盛世，并让繁花锦绣的时代绵延赓续，其合法性的缺失也能一点点被弥补。譬如李世民杀兄逼父，玄武门之变成为他终生心头难去的阴影，但因为治国有方，开创大唐漫长的国祚，仍是史上一代明君。但西晋从权力中枢就开始腐化堕落，以至于让中原首次沦丧于蛮族之手，在古人来看，如此罪愆可谓遗毒深远。只是，古人不懂现代社会科学方法论，会将西晋的覆灭归罪于司马氏德行的缺乏，十六国中后赵开创者石勒也讥讽司马氏，“大丈夫行事，当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

古事今读，自然不能单纯地将政治变动和时代裂变归咎于历史人物的道德品行，更何况，在当时的政治险境下，司马懿始终得不到曹氏宗族的信任，即使其后人不争权力，也难保司马家族平安。至于其中有多少狼子野心的因素，又有多少被逼自保的成分，已经难以量化确知。于今看来，只能从制度变迁上推演其政治迭代里露出的玄机。

堂前燕子无影踪

李世民在为《晋书》所撰史论中道，“虽登封之礼，让而不为，骄泰之心，因斯而起。见土地之广，谓万叶而无虞；睹天下之安，谓千年而永治。不知处广以思狭，则广可长广；居治而忘危，则治无常治。加之建立非所，委寄失才，志欲就于升平，行先迎于祸乱。”尽管这里面有他以史为鉴、为本朝开明论述道统的意味，但对西晋政治制度之凋敝的批评，仍是一针见血的。

人才流动渠道的堵塞，以及统治集团内部的堕落，让西晋开国就有亡国之象。西晋产生了空前严重的门阀现象，“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出身成为一个人能否晋级的根本因素，庞大帝国不能施行贤能政治，国家资源悉数由门阀掌控。西晋开国大搞分封，本意是为了巩固司马氏统治，却为后来八王之乱埋下伏笔。而在土地制度上，西晋实行占田制，给予了官僚士族占田、荫客、荫亲属等特权，让门阀贵族能更持久地控制土地资源和税收。国家制度上没能顺应民心，只是满足了统治集团的私欲，这比获取政权缺乏道义上的合法性危害更大。

但是，也不必将门阀制度归因于司马氏一族，这个账更算不到司马懿头上。士族起源于两汉的地方豪族，演变为门阀制度是历史趋势，权术谋略相比历史的惯性，实在是太过渺小的力量。东汉时的王符在《潜夫论》中有言，“虚谈则知以德义为贤，贡荐则必阀阅为前”。读书人在豪强势力面前唯有自保之力，时局变动之际，即使如王公勋贵，也如草芥般会随风摇摆。司马懿及其后人造就的新王朝，不过是在历史长河中变幻的瞬间，当门阀兴盛的时光散去后，历史只空留下跌宕与零落的印记，“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便是对历史最深沉的脚注。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