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茶的冷知识：从解毒治病到日常饮品这样喝茶的才是“明白人”

早上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茶虽排名最末，但人无贵贱，谁都有份。上焉者细啜名种，下焉者牛饮茶汤。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更是每一篇章都散发着或浓或淡的茶香。文人雅士把琴棋书画诗酒茶谓之七宝，唐代刘贞德总结出散郁气、驱睡气、养生气、除病气、利礼仁、表敬意、尝滋味、养身体、可行道、可养志的茶之十德，个中氤氲的炊烟之香，丝丝缕缕全是出入尘间的滋味。

作者：刘东黎

古代最早采茶是用来嚼，然后用来治病，进一步发展到做汤喝，最后慢慢转变成饮品。文献中对茶最早的记载是“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当时没“茶”这个字，用的是“荼”。魏晋时期日常生活便在“柴米油盐酱醋”中加入了茶的地位，至隋唐，茶业尤为昌盛。《封氏闻见记》：“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都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而佛道两家追潮流之风，尚清修之道，“茶道”文化也由此开枝散叶。宋朝以后，茶馆遍设各地，《梦粱录》有专节记载南宋杭州的茶肆。逾明而清，茶风益盛。

陆羽的《茶经》总结了儒释道三教对茶事的不同解释，其中《七之事》列举了唐朝之前著名知茶者三十余人，包括儒者、和尚、道士，以及王公贵族和平民百姓等。至于《诗经》里的茶歌、茶谣，温庭筠的《采茶录》，宋徽宗的《大观茶论》等；再到茶花、茶叶、茶具、茶艺；从茶道、茶论最后到茶理……中国茶文化纷繁驳杂，蔚成大观。

“一生为墨客，几世作茶仙”。品茶，有助于萌发友朋间奇思妙想之谈兴，也有助于天马行空的艺术创造构思。“记不起哪一位英国作家说过，‘文艺女神带着酒味’，‘茶只能产生散文’，而咱们中国诗，酒味茶香，兼而有之，‘诗清只为饮茶多’。也许这点苦涩，正是茶中诗味”（杨绛语）。苏轼的诗、怀素的帖，无不充溢着无形的茶韵与茶趣，显现着文人士大夫对隐逸生活的向往。

“买得青山只种茶，峰前峰后摘新芽”（唐伯虎），“竹符调水沙泉活，瓦鼎烧松翠鬣香”（文徵明），无不描摹出中国古代文人隽永平和的格调，读之令人荡去千古忧患，涤清尘世悲欢。“茶，香叶，嫩芽，慕诗客，爱僧家。碾雕白玉，罗织红纱。铫煎黄蕊色，碗转曲尘花。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对朝霞。洗尽古今人不倦，将至醉后岂堪夸。”元稹的这首宝塔诗，从首句一字一直写到末句七字，颇见文人趣味。苏轼也有一首回文诗：“酡颜玉碗捧纤纤，乱点余花睡碧衫。歌咽水云凝静院，梦惊松雪落空岩”；顺读倒读，都成篇章，亦令人击节。

观察这个“茶”字，是人，正处在草木之间。茶，是人对草木的亲和融入，也是中国人面对自然与内心的直观写照。林语堂称：“每当酒香茶热，炉烟袅袅，泉水潺潺，则中国人的心头，将感到莫名的欣悦？他们的创造天才将倍感活跃，或在诗歌的韵律方面，或在瓷器的改良方面，或在园艺的技术上，常有一种新的发明，民族的生命乃复继续蠕动而前进。”林语堂能充分领悟中国人与茶之间那份性灵，以及一种“合理近情的态度”，同时也将茶作为自己文学创作的灵感载体，以及“艺术生活中的尤物”。林语堂还写出了中国人与茶在诸多方面“惟妙惟肖”关系，甚至推导出关于茶的民族性：“他们固饶有闲暇时间以清坐而喝香茗，悄然冷眼地观察人生；茶坊雅座，便是纵谈天地古今之场所，捧着一把茶壶，他们把人生煎熬到最本质的精髓”；委婉而通透地洞观了民族性里的“圆熟”。

“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喝茶之后，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无论为名为利，都无不可，但偶然的片刻优游断不可少。”周作人此语，独得我心。茶虽苦，却有野香；水不佳，但有禅味。嗜茶之人以“苦”为趣，以“静”为趣，以“凡”为趣，以“放”为趣，隔着一杯苦茶，直面苦乐参半的人世，多半会对世界生发出更高远的省思与领悟。

茶，和琴棋书画、花香器艺一样，起自趣味，近乎道术。茶事讲究礼节、讲究仪式、讲究意境、讲究器具、讲究品饮，鉴茶、选水、赏器、取火、炙茶、碾末、烧水、煎茶、酌茶都有礼法、规则。茶圣陆羽穷三十年之精力创立茶道，把儒道精神浓缩于《茶经》一书，清幽茶韵，流荡古今。陆羽的挚友、诗僧皎然也深谙茶性、茶品、茶味、茶德，在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中写道：“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熟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饮茶能清神、得道、全真，神仙丹丘子深谙其中意蕴，诗中的“茶道”，正是关于茶道的最早记录。

“茶须静品，而酒则须热闹。茶之为物，其性能引导我们进入一个默想人生的世界”（林语堂）。一个人在气定神闲的境地中，方能领略到造化与万物的气机，才能品尝出茶的滋味。“禅茶一味”，是说“修禅”和“饮茶”悟之皆深邃、精妙，其目的、旨趣、功用、追求相通。两者都是修身养性，是对心之修炼。于“茶道”中修炼“精行俭德”，离不开禅的观照与感悟，离不开茶叶精清、淡洁、涤烦、致和的修养功夫。如此这般静寓于一方斗室，思接千载，养清幽之气，足以止世俗之沸。

自古以来，中国各地的茶馆、茶楼、茶墒、茶座、茶室、茶屋、茶肆、茶棚、茶寮、茶社、茶行、茶店、茶庄，形形色色，尤其江南水乡，更是茶楼林立。《儒林外史》里说南京，“大街小巷合共起来大小酒楼有六七百座，茶座有一千余处，不论你走到哪一个僻巷里面，总有一个地方悬着灯笼卖茶，插着时鲜的花朵，烹着上好的雨水。”茶肆的名字一般都取得很雅，如双虹楼、二梅轩、蕙芳轩、集芳轩、腕腋生香、丰乐园、品陆轩、雨莲、文杏园等。凭栏观赏，品茗谈心，人在世间烟火中，能如此在茶中寻静实属不易，谁能有这样的好心情，就是上好的清福了，更何况茶馆也可充当民间知识交流的载体，也是民间活动、会友的场所，更添一种茶饮之外的趣味。

“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钱起《与赵莒茶宴》）从来佳茗似佳人，如若无事，邀一二知友，泡壶清茶，目的不是解渴，而是精神乐趣。闲坐啜茗谈天，常有青山翠竹、古寺寒月等幽雅环境相伴，百忙一闲，围桌而坐，泡茶品饮，水甘茶香。一边把盏对月，或临风听雨，一边谈古论今、下棋弹唱，别有风趣。

一部茶史，和国家的文化命运密切相连，不觉间还另有其飘蓬万里的使命。公元1191年，日本僧侣荣西将茶种从中国带回日本，日本开始遍种茶叶。公元1259年，日本禅师南浦昭明来中国浙江经山寺取经，交流了该寺院的茶宴仪程，首次将中国茶道引入日本。大约同一时期，荷兰人把中国的茶引到了欧洲，从那时开始，欧洲人对整个东方文化的概念和认同，也彻底改变。中国茶尤其丰富了英国文化中精致优雅的礼仪，并跟随日不落帝国的马蹄流转全球。茶道的“和、敬、清、寂”，承载着“一碗茶中的和平”，广为后世所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