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成长

宁肯被读者熟悉的身份是一名小说家，他的长篇小说《蒙面之城》《沉默之门》《环形山》《天·藏》等均在文坛引起不俗的反响。正是这样一位作家，却将目光投向了自己此前完全陌生的科学家、企业家身上，为中关村——这一改革开放40年来北京最鲜明的名片写史作传。

在《中关村笔记》的前言中，宁肯这样形容写作这本书时的自己：“离开了熟悉的自己，变成一个陌生的自己，穿行于中关村的高楼大厦，见各种各样的人，写从未写过的文字，几乎是另一个人了”。当写完后，“我已彻底忘掉了小说，成了一个记录者，沉思者。”

习惯了纯文学创作的宁肯为什么会挑战一部纪实作品？他是如何用文学的方式书写中关村这一宏大的主题？这次非同寻常的写作之旅又对宁肯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哪些影响？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在北京出版集团的办公室内，与宁肯攀谈了起来。

中关村拥有完整的改革开放历史

记者：首先祝贺您的《中关村笔记》入选“2017年中国好书”，这本书与时代贴合很近，和您之前的创作还是差别挺大的，等于完全踏往了另外一个世界。您能先讲一下获得这个奖的感受吗？

宁肯：应该说还是非常振奋的，因为这个奖和其他奖不太一样，一是影响力比较大，这是大家公认的，很重要的一点，是可以直接影响这本书的销量，让更多的读者读到。

中关村本身就是一个地标性的地方，而且是改革开放40年的缩影。应该说，反映改革开放40周年、和时代贴得比较近的作品，创作起来并不容易。有时候离你越近的东西越难写。因为大家感觉都差不多，你如何跳出题材的规定性，能够出新，能够找到一种新的理解、新的角度，或者你的功力能不能达到对这种热点话题有一个更深入的感受。

记者：起初是怎么会接受中关村这个题材的创作？

宁肯：我觉得属于一拍即合。我以前的创作没有一个明确的地域的概念，但是最近这几年我开始有意识地要写一写北京。原来我觉得对北京的把握还不是太成熟，现在到一定年龄之后，我觉得自己有了一定的能力，对北京的体验理解也更深入，所以准备以北京为题材，写一个多卷本的长篇小说，这是一个大概的想法。那么就要问，到底什么是北京？有一部分是我特熟悉的北京，我出生在北京，从小在琉璃厂的胡同里长大，对这一带的生活非常熟悉。但是我觉得，老北京还不能涵盖整个北京，其实还有一个“新北京”。我们现在更多接触的是“新北京”，“新北京”的代表恐怕就是中关村，这是其他地方没法取代的，其他地方也有新的区域，但没有像中关村这么全面、有代表性。中关村包含了大学、科研院所、高科技企业，包括它拥有完整的改革开放历史，特别完整，自成体系。

这期间我写了一些作品给小说做准备，比如散文集《北京：城与年》，这时北京市有这样一个主题策划，要写写北京中关村，我本来自己也是想了解中关村，为我的小说做准备，但自己去联系人采访肯定会比较费劲，刚好有这样的机会，我就欣然接受了。

我们这些年经历的最深刻的就是改革开放，但对我们作家来说，改革开放并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政策，也不是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眼中的一段经济史，应该是在人的命运、人的性格中折射的一段历史。所以这项任务对我来说，最大的特点在于一个擅长虚构创作的作家来写非虚构，我虽然写的是非虚构，但你仍然能感觉到书里有小说的特点。

记者：是的，我读这本书，感到跟吴晓波等作家写中国经济变迁的手法很不一样，您的切入点很细，写了许多大时代里人物的小细节。

宁肯：对，因为文学化的叙述有一个不可代替的功能，就是对生活的高度还原。政治也好，经济也好，可以讲得非常清晰，逻辑也很深刻，但是它作用于人的理性、作用于人的思想。而文学会给你带到现场，感同身受，身临其境，而对于表述历史来讲，也特别需要文学这种方式。所以我接到这项工作，觉得非常合适。

把文学里比较先锋的结构方式放在了书里

记者：这本书创作的过程，应该和之前小说创作有很大的不同吧？

宁肯：非常不一样，首先需要阅读，熟悉资料。第二，要去现场采访，特别像你们记者，必须获得一手资料。小说有时候也有采访，但是次要的，观察和体验更重要。《中关村笔记》不是我自己的生活经历，需要去进入别人的生活。另外，这本书写作的过程，思维方式，也是我前所未有的一种体验。尽管写的时候已经很文学化、小说化了，但仍然有大量理性的存在。如何在这些采集来的素材基础之上，用非常理性的方式去建构，是很大的挑战。

记者：您能选取《中关村笔记》中一些创作中特别花心思、比较困难的段落，讲讲您是如何处理的吗？

宁肯：开篇的冯康是我写的很重要的人物，他是数学家，特别是讲到数学的深奥理论，我觉得还是相当吃力的，一方面不能写得太专业，否则读者看不懂。另一方面你又不能出错，这其实挺难的。小说创作就不是这样，小说是相当自由的。所以在写《中关村笔记》的时候，我有时候会有一种感觉——我不是我了，我怎么闯到这里面来了？有点分裂，好像从一个星球到了另外一个星球。时间长了以后真的会脱离开以前的样子，这种感觉对作家来说，也许会有不适应、失重、陌生的感觉，但有时候跳出自己熟悉的圈子也挺好。

比如写到新浪创始人王志东的时候也是这种感觉，他在弄中文之星，把微软的Windows进行汉化处理。还有像清华大学教授包杰，做量子频谱仪，他那种眼望星空的探索，真是“黑科技”的一种探索方式。像吴甘沙搞这种无人驾驶、人工智能，包括程维这种资本的搏杀，都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看他们的材料，也很惊心动魄。

但是在这样一种陌生化写作之中，我仍然保持了自己顽强的文学化创作。比如说选取人，以人为聚焦，以人带史。其次，写人也不是全面地写，抓住这个人最大的亮点、同时也是这个时代最大的特点，把它集中聚焦，这是我这本书中塑造人物的特点。

我们再看《中关村笔记》的结构，书中有三位重要着墨的人物。一位是冯康。中关村如果没有数学、没有基础科学的底座，它是不完整的。所以我把冯康作为一个贯穿的人物。与他平行的是柳传志。前者是做科学研究的，后者是中关村最有代表性的科技人员下海者。这两条线，整个骨架历史就搭起来了。中间是王选，其实这个结构是很有意思的。这三者之间，也写了许多人物，但篇幅都不是很长，点缀在他们之间，其实这就是文学的手法，甚至是卡尔维诺的手法。我把文学里比较先锋的结构方式，运用到这本书里，这种结构的处理也仍然带有我作为小说家的特点。

第三个特点，每一个人物、每一个章节后面都有一段手记。别小看手记，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就像一条珠的线，整个书的完整性是通过一段段手记给串联起来的。这种结构其实有点像科学，是吧？好像数学模型一样？所以虽然我是搞文学的，但在写作时无形中与科学也联系在一起。我想这本书能够获得“中国好书奖”，得到比较大的反响，可能都和这些手法有关。特别是在非虚构写作里面，很多人都觉得这种写法非常新鲜，非常新颖。

记者：您为创作《中关村笔记》进行了大量采访和素材收集，这些书中的人物会不会对您之后写小说产生影响，成为小说的角色原型？

宁肯：肯定会。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大概写了十来个人物，我就有一种写短篇小说集的感觉。写到他们的时候，有时候加工一下可能就会是一个短篇小说。但是如果作为长篇小说出现，我目前还真的难以预料是怎样的情景，但是肯定会出现，而且出现会非常重要。写这本书，为我增加了新北京的维度，老北京与新北京，合成了一个综合的背景。我觉得现在有条件去构思新的关于北京的小说了，如果我没有了解中关村，我就不敢去对它进行虚构创作，或者即使虚构了也会很薄弱的。有了《中关村笔记》的经历，我未来的小说里如果涉及到中关村的历史，我就会特别有底气。

（原标题：为中关村写史丰富了我的创作）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