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焕章学位高到中国历史上仅此一人，却被骂混账，就因为这几个决定？

鲁迅挖苦《孔门理财学》，但他没看过这本书，因它用英文写成，陈焕章只将一章译成中文。鲁迅当然也不知道，经济学大师凯恩斯曾称赞它是一本“博学而令人愉悦的书”，它对后来美国农业政策产生过巨大影响。

作者：蔡辉

“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这‘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好笑。”1927年9月25日，在给台静农回信中，鲁迅这样写道。

台静农去信，系刘半农所托。当时刘正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楼兰古城的发现者）谈判，协商第二次西北考察事宜。斯文·赫定提出，他是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可为诺贝尔文学奖推荐候选人，希望刘半农介绍几位中国作家。

刘半农认为鲁迅最合格，但二人此前发生了一点误会，便让台静农去问，鲁迅果然拒绝。耐人寻味的是，在回信中，鲁迅用轻蔑的口吻提到陈焕章。

陈焕章是康有为的弟子，有进士功名，又有外国博士文凭，将东西方教育最高学位均收入囊中，在中国历史上，仅此一人。

不仅鲁迅对陈焕章有误会，胡适也曾在日记中说：“孔会（陈焕章是“孔教会”发起人之一）拜孔子，孔子要上吊”。并特意记下辜鸿铭的话：陈焕章应读作“陈混账”。

一位享誉世界的学者，却难得同胞理解，这与陈焕章人生的几次选择失误，颇有关系。

拜在了“康圣人”门下

1880年，陈焕章生于广东省高要县砚洲乡（今属肇庆市鼎湖区），谱名嘉让，字重远。

砚洲乡三面环水，传说宋代名臣包拯在此“掷砚成洲”。陈焕章祖父曾中秀才，父陈锦泉曾任候补巡检。

陈焕章8岁入学，12岁便考中秀才，在同榜中最年轻，得入县学。后在舅父资助下，到了广州，入康有为创办的万木草堂。

陈焕章何时成了康有为的弟子，说法纷纭。据学者周军钩沉，康有为的弟子卢湘父曾说：“乙未以后，学徒尚多，而陈重远（焕章）独专力于孔教，尤为特出。”乙未年是1895年，此时陈焕章仅15岁。

学者苏云峰发现，在1891年至1898年间，草堂弟子可考者共51人，并无陈焕章，也许因陈太年轻，不受重视。陈焕章后来说：“我要深切地感谢我的老师康有为，从他那里，我获得了孔教的概观。”

万木草堂不分班级，也不考试，只推举两三名“学长”，带着大家一起读书。授课时，康有为“严重迅厉之语，大棒大喝，打破其顽旧卑劣之根性”，连梁启超都觉得“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

戊戌变法失败后，陈焕章去澳门任《新知报》主笔，并在家乡砚洲创办“倡教会”，全家入会。

1902年，陈焕章在广州时敏学堂任教习，第二年升任监督。在此期间，陈焕章开始学英语，常去听刘国桢的高级英文课程，因看不懂英文板书，陈焕章几乎每个单词都会再问一次。

“中国博士”又成美国博士

1902年，23岁的陈焕章考中举人。第二年，他又在中国最后一次科举中，以三甲第131名（共150名）的成绩成为进士。此时清廷欲废科举，新科进士不再入翰林院，年龄较轻者被送到进士馆，学习现代法政。

进士馆教师多留学生，功名低，颇受进士学员轻视，致课业开展困难，清政府只好送学员们去留学。1905年底，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陈焕章跟着戴慈鸿到了美国。

陈焕章留美，或与康有为暗中运作有关。

康有为流亡海外后，注意培养干部，提出“中国非变法不能自强，而变法当用天资忠义，聪明俊杰，深通西人各学之人”，重点照顾草堂弟子。康有为弟子徐勤说：“凡办事外人多不可靠，必须同门乃可……盖草堂师弟之谊，数千年所未有。今日之所以能转移一国者，全在此一点精神耳。”

据学者周军钩沉，1912年康有为写信给梁启超，称：“昔在纽（即纽约）频与仲远（即陈焕章）言之。真所谓尧舜事业若半点浮云，何况富贵？”一个“频”字，道出此时陈焕章在康有为眼中的分量。

陈焕章先入库克学院习英文，1907年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并在纽约创办“倡教会”。陈焕章是进士，学校将其学历定为文学士，后改为哲学博士。

在给梁启超的信中，陈焕章说：“暑假时，复入其夏学，幸能考试及格，来年拟习公法、宪法、计学、哲学四科。”

1911年，31岁的陈焕章拿到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一本书教美国人建常平仓

按规定，博士论文必须正式出版，印100本交学校后，才能拿文凭。

美国出版费贵，后来的中国学生多把论文寄回国内，托商务印书馆等印出100本，再寄到美国。1917年，胡适通过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答辩，因不愿花钱，未获文凭，10年后才补办成功。

陈焕章比胡适早6年，当时国内出版业刚起步。幸亏哥伦比亚大学对陈焕章多达60万字的毕业论文极表欣赏，收入“历史、经济和公共法律研究”丛书，由校方掏钱出版。

这本名为《孔门理财学》的著作问世后，在西方学术界引起轰动，凯恩斯、熊彼得、塞利格曼、罗斯等学术大师均予以正面评价，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在写《儒教与道教》时，将此书列为参考文献。

在书中，陈焕章首次向西方系统介绍了儒家经济学思想，指出：“孔子的理财体系不是民族主义的，而是世界主义的。”

虽有牵强处，却体现出陈焕章的非凡见识。书中关于“常平仓”的介绍，尤其引起西方学者兴趣。常平仓是中国古代中央政府主动调节市场的行为，即在粮价低落时大量买入，以防“谷贱伤农”，而在粮价高时适当抛出，以防“谷贵伤民”。

美国学者华莱士读了陈焕章的书后，赞叹道：“美国和其他西方各国对农业问题可从中国学到的，实在也不少。”

20多年后，华莱士当上农业部长，力推国会通过了《农业调整法》，美国也建立了常平仓制度。华莱士说：“这个常平仓的名字，我是得自陈焕章所著的《孔门理财学》。”

归国参与发起孔教会

《孔门理财学》被认为是“中国人在西方正式出版的第一本经济学著作，而且是唯一一本全面诠释传统，并有重大创新的鸿篇巨制”，却未引起国人重视。正在美留学的胡适在日记中写道：“任公（指梁启超）又有一文论孔子教义，其言显剌康南海、陈焕章之流，任公见识进化矣。”

当时学者多轻视传统，见陈焕章鼓吹儒家，便将他打入另册，况且陈焕章与康有为又走得太近。

1911年，陈焕章回国，适逢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7月30日，康有为写信给陈焕章，称：“时变之大者，必有夫巨子出，济艰难而救之，今其时也。吾欲立孔教会以振之。”

1912年11月23日，孔教会在上海成立，陈焕章也是发起人之一。但康有为并不是真的想传教，而是把孔教会当作参与政治的跳板，其主要成员、活动经费均来自保皇党。

据周军先生钩沉，在给陈焕章的私信中，康有为把话挑明：“今若以传教自任，因议废孔之事，激导人心，应者必易，又不为政党所忌，推行尤易……及遍国会，成则国会议员十九吾党，至是时而兼操政党内阁之势，以之救国，庶几全权，又谁与争乎。”

然而，不少人和康有为在打同样的小算盘，一时间，各地冒出许多尊孔组织。1913年，康有为让陈焕章到北京去一统江湖。康自己不去，因袁世凯手握大权，当年戊戌变法便毁在此人手中。虽袁世凯几度示好，康有为仍对他有所忌惮。

屡战屡败却遭污名化

陈焕章到北京后，发起第一次“国教运动”，向政府请愿，力主将孔教定为国教，引起巨大反响，赢得各地孔教会认可。1913年9月，第一届全国孔教大会在曲阜召开，康有为被公推为会长。

袁世凯三次电请康有为入京，康不敢去，反而要将孔教会迁到曲阜。多数会员不同意，康有为便以辞职相要挟，终于成功。后因孔教会中人反对袁世凯称帝，袁下令逮捕其中成员，并勒令孔教会改名，第一次“国教运动”遂告失败。

康有为、梁启超均支持讨袁义军，陈焕章也拒绝与袁世凯合作。没想到，1917年6月，康有为积极参与张勋复辟，失败后被通缉，孔教会陷入困境。

康有为退出后，孔教会由陈焕章、孔繁朴主持。陈焕章改变大谈政治的风格，转向“救济社会”，提出“孔子之教，男女平等者也”、“结婚之自由，实以中国为最”、“孔子之教，实以一夫一妻为主”、“夫孔子者，渴望共和者也”、“平等自由，乃孔教之神髓”等别致的主张。

陈焕章认为：“若墨守孔子一时有为而发之言，而不变通尽利，是非孔子之意也。”

北洋政府对这些观点颇认可，将一块“京师内城最繁盛之地”（在甘石桥大街路东、灵境西口）划给孔教会，“面积约十四亩，价值十余万元”。

孔教会再度崛起。以此为契机，陈焕章发起第二次“国教运动”，却遭陈独秀等人撰文怒斥，从此名誉扫地。

他始终是一位爱国者

南京政府取代北洋政府后，禁止在祭孔中使用跪拜礼，并规定全国学校在孔子诞辰日举行庆祝活动，但必须依据阳历。陈焕章反对阳历，在《孔门理财学》中，他使用的是黄帝纪年，只在括号中标出西历。孔教会屡次提出异议，效果不佳。

全国各地原有大量孔庙，孔教会欲占据， 1929年，南京政府提出《孔庙财产保管办法》，明确孔庙归政府所有，“不得移作他用”。此后，政府下令修缮曲阜孔庙大成殿，改名孔子纪念堂，政府主持祭仪，孔教会被边缘化。

1926年，46岁的陈焕章转赴东南亚传教，后在香港建孔教学院，自任院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陈焕章写诗痛斥日寇，主张团结抗战。

1933年10月，陈焕章因中风逝于香港，年仅53岁。

陈焕章政治上屡遭挫折，为时人所轻，连累《孔门理财学》也被误作“荒诞不经”。其实阅读此书，不难发现其中寄托的深情：“日本政治革新的发动者不是基督徒，而是儒生；甚至仅仅是孔教的一个分支——王（守仁）学——就足以使日本转型为现代日本。为什么整个儒家倒不能使中国现代化？”“中国的未来是光明的。有五千年绵延不绝的历史，有四万万聪明勤劳、智慧和富有活力的人民……中国将无疑地成为一个强国。”

陈焕章是爱国者，复兴孔教是他爱国的一种方式，他说：“所谓爱国者，非谓爱其土地人民已也，犹有文化焉。土地人民之爱，爱于有形；文化之爱，爱于无形。惟有无形之爱，故能于有形之爱，结不解之缘。”

不论方法对不对，陈焕章理应得到后人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