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张威

端纳

定居北京之前

1903年， 端纳从澳大利亚来到香港，在《德臣报》（China Mail）任职，并很快以报道日俄战争（1903-1905）而闻名，旋即被《纽约先驱报》聘为驻华特派记者。武昌起义后，端纳在采访之余协助南方革命党人工作，并介入了攻打紫金山天堡城的战斗，他侦察地形，为联军带路，是现场报道辛亥革命南京光复之役的唯一外国记者。1912年元旦，端纳出席了南京孙中山大总统就职典礼，并受孙中山之托，起草了中华民国临时宣言，向世界阐明推翻清朝的意义及新政府的施政纲领。孙中山任命端纳为“中华民国外务高级参议”，还向端纳颁发了金质奖章，以表彰端纳对辛亥革命的贡献。由此，端纳声名显赫，气势直逼“北京的莫理循”。

1912年9月，端纳陪同孙中山访问山西。前为孙中山和阎锡山。后排外国人为端纳。

1912年3月，端纳应邀到上海担任《远东经济评论》主编，同时写作孙中山传记。他在那里认识了宋耀如等人。与此同时，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得势，在南北较量中，袁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3年，政治中心转向北京，端纳也随即北迁。此间，他的政治立场发生了变化。辛亥革命前，端纳是坚决站在革命党一边的，但随着袁的崛起及西方对北洋政权的日益垂青，他开始持观望态度，对孙中山抱有疑虑，并逐渐靠向北京政权。1912年8月，端纳从沪上致信北京的莫理循，抱怨孙中山“政治不成熟”、“低能”云云，其语言之尖刻令人吃惊。1970年代，这封信被澳大利亚学者骆惠敏博士从浩瀚的“莫理循档案”中检索出来，他大感震撼：“人们认为端纳是中国革命的同情者和支持者，然而，该信却流露出他对革命党人的强烈敌视。”

端纳对袁世凯的态度显然受到了澳大利亚同乡莫理循的影响。当时，这位《泰晤士报》驻华记者已就任袁的顾问，并向世界宣称“袁是中国的希望”。1912年至1920年，端纳与莫理循交往密切, 通信频繁。端纳移居北京，很可能与莫理循有关。事实上，莫理循的确邀请过端纳为北京政府工作，前者从《泰晤士报》辞职后，由老牌记者佛雷泽继任，端纳作为该报兼职记者，辅佐佛雷泽工作。

端纳定居北京，另一位影响者是美国商人孙明甫（Roy Anderson）。 孙是个在苏州出生的中国通，1911年他与端纳在在南京相识，二人成为好友，曾联手为革命军助力。孙于1913年任美孚石油公司驻京代表，与端纳分享北京总部胡同的一个院落。孙明甫操一口流利的汉语，精通中国文化和政治，甚至“比华人还了解华人”，对南北双方势力也能左右逢源。

端纳在北京的宅邸

1913年，来到北京的端纳身兼数任：他是《纽约先驱报》的驻华记者、《远东评论》主编，还是《泰晤士报》、《曼彻斯特卫报》等报纸的特约撰稿人。大牌记者身份、辛亥革命中的名气以及与南方政权高层稔熟的人脉关系，使端纳甫入京都就融进了政界。他与当时政坛要人袁世凯、周自齐、梁士诒、顾维钧、蔡锷、莫理循、古德曼等都有交往。其中，财政总长周自齐对端纳尤其重要，二人交往甚密。端纳昵称周为“Old Joen”。与端纳亲近的政府官员都有西方留学背景，比如周自齐、顾维钧均为留美学子，彼此交往无语言障碍，还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

端纳到京后很快就购置了一套房产，地点位于今东总布胡同24号，与北洋政府财政部长周自齐的宅邸同在一条胡同。周自齐为了出行方便，在东总布胡同修建了一条柏油马路，它被认为是北京首条柏油马路。

东总部胡同53号是端纳的旧居

端纳与周自齐之间常有走动。端纳后来披露“二十一条”和创建北洋政府经济讨论处时，周都起了关键作用。东总布胡同与东郊民巷使馆区、六国饭店比邻，周自齐、顾维钧都住在这个区域，他的同乡莫理循则住在一步之遥的王府井，这些都可能是端纳选择东总布胡同作为北京住宅的原因。端纳非常珍爱这栋房产，曾修葺多次。20世纪四十年代，这栋房产以10000美元出售。端纳在其遗嘱中指出，该房的房契持有者是周自齐。如此看来，端纳定居东总布胡同与周自齐密切相关。

很少有人描摹过端纳在北京住宅的样式。端纳在经济讨论处工作时的部下、美国记者艾利斯顿（H.B.Elliston）对其曾有简约的叙述：“在这个老北京城里，端纳为自己建造了一所异国情调的房子。”另一个罕见的记录来自前美国海军情报部官员麦卡休（J. M. McHugh）未曾发表的回忆录。其中的描写成为描摹端纳北京住宅情况的孤版。麦卡休1924年来到北京，很快就成为端纳家的座上客。他回忆道：“端纳住在东城的一个院子里，其中有两幢建筑。端纳拥有一幢2层红砖楼，另一幢住着他的好友孙明甫。端纳有一群仆人，1号仆人、2号仆人分别担当苦力和厨师，还有一个操洋泾浜英语的老妈子。老妈子管着端纳，说话很冲，但端纳很听话。端纳有一辆越野车，还有车夫、司机和看车的。”

麦卡休常嘲笑这房子“华而不实”，“貌似昂贵，但其实很蹩脚”。美国传记作家塞尔（E.A.Sell）对端纳此时的家境也有所描绘，说他喜欢在书房里静静地倾听留声机里播放的音乐，大歌唱家卡鲁索歌咏的《我的太阳》是他的最爱。塞尔描绘道：“单身绅士该有的房屋设备端纳应有尽有。他收集了北京能买到的最好的古典音乐唱片，他的书橱里藏有令藏书家羡慕不已的首版图书。住房是以牢固的红砖砌成，房顶上还有花园。一个凶神恶煞的女管家管理着一切。”

麦卡休笔下描绘的东总布胡同24号，已是端纳移居北京十年后的情景。当时的端纳显然已步入了上流社会。麦卡休回忆道：“我们几乎每天下午都乘他的豪车去西山打高尔夫。车端两侧站着他的仆人。”端纳当年在北京的另一位密友、美国商人赫彻斯乔德（H.K.Hochschild）目击了端纳的某个生活侧面，他回忆道：“1921年早春，我住在北京。我知道端纳有两三匹马，有时我和他在早饭前会骑马遛弯。端纳对钱并无特殊兴趣，有时会身无分文，但他靠新闻挣的钱使他生活得不错。他有一幢舒适、设备齐全的房子，时有聚会。他提供精美的餐食。他不喝酒，有时会在留声机的伴奏下在家中跳舞。他经常去骑马。端纳品德高尚、幽默，有天然的吸引力。他交游广阔，参加他家聚会的宾客包括中国政府官员、外交官、外商和外国记者，其中也有漂亮女人。他像普通男人一样对女人有兴趣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再婚，但我不确定他是否与他那分居的妻子离了婚。”

端纳的京城生活

1965年，端纳的老朋友、美国商人纳斯尼尔（Nathaniel Peter Rathron）向胡佛研究所捐赠了端纳当年从北京写给他和妻子海伦的信函，写信落款地点为总布胡同，时间从1923年11月到1926年12月。在这些信中，端纳描述了他的北京生活，其中谈到他新买的汽车、肮脏的大街、有轨铁路、骆驼和士兵，以及他与张作霖、吴佩孚、冯玉祥等军阀交往的情景；还谈到他家的老女佣、他的赛马如何获得北京赛马会冠军、以及北京人如何打麻将的细节。其中的两封信，透露了他在周末去郊区遛马、他与妻子的矛盾、他怎样打高尔夫以及如何斥资8000美元修缮房屋等信息。

1924年，端纳在北京赛马会上

1913-1920年是端纳北京生活的前期，他当时身兼数职，繁忙的工作给他带来了可观的收入，但并不稳定，端纳要四处搜索新闻，频繁往来于北京和上海之间。1920年，端纳获取了北京政府经济讨论处处长的职位，由政府给予资助，经济状况日趋良好，此后，端纳的生活似乎是闲适的。根据张学良的副官陈大章回忆：当时香山碧云寺旁的香山饭店有个高尔夫球场。“饭店是赵四父亲赵庆华开的，经常来打球的有张的秘书处处长朱光沐，端纳和黄显声”。

1915年任外交部参事的顾维钧回忆道，“有段时间，我每周去西山打三四次高尔夫，除我之外还有端纳”。
关于端纳的生活习惯，艾利斯顿回忆道：“端纳不喜欢中国食物。有次他自带面包参加总统的宴会，只吃坚果、水果和蔬菜，而周围的人则享受着妙不可言的中国美食。他不学中文，也不讲汉语。”

端纳经常参加政府官员的奢华宴会。塞尔描写了其中一次的情景：“在宴会上，端纳坐在周自齐旁边，对面是被称为“财神”的北京政坛巨头梁士诒。有75道菜，包括鱼翅、烤鸭、咕噜肉、龙虾、鸡、鱼、米饭，温热的绍兴酒（只有端纳一人不喝酒），没完没了地端上桌来……”

端纳购买东总布胡同的这栋房产时，经济并不富裕。1902年，莫理循在王府井购置寓所，花了750英镑，这并不是一个小数目。当时端纳为几家报纸撰稿，收入颇不稳定。他的购房款大部出自妻子玛丽的腰包。1975年，暮年的玛丽在一封致友人信中披露了秘密。她说：“我们北京那幢可爱的房子，花的都是我家的钱”。

玛丽来自英国，1902年，她赴澳大利亚旅游时认识了端纳，两年后与端纳在香港结婚，双方聚少离多。1919年，她携幼女到北京与端纳同住。不久，夫妇发生龃龉，1920年，玛丽带着幼女返回香港，此后，二人再未谋面。

端纳从不透露他的私生活，因此无人知晓他与玛丽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端纳在北京时期的密友、美国记者甘露德（Rodney Gilbert）回忆说；玛丽孱弱多病，生性怪癖；端纳是个火爆脾气。夫妻反目，双方都有责任。除性格不合外，端纳怀疑妻子与其它男性有染；而玛丽认为，端纳是让周围女人惯坏了。

1920年以后，端纳在北京东总布胡同过着单身生活。但是，活跃的他并非没有绯闻，不过，对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来说，此类绯闻似乎微不足道。 1975年7月，端纳当年在北京的老友、美国钢铁大王赫彻斯乔德（H.K.Hochschild）披露了一桩秘闻。他说，在1921年，端纳爱上了手下一位年轻的白人女士，端纳对她非常着迷，并对该女士周围的男性很排斥。“有天我们在端纳家聚会后，我送她回家，端纳一直在远处跟踪我们……”

信中提到的1921年，正是端纳担任北洋政府经济讨论处处长之际，但赫彻斯乔德没有透露那位“白人女士”的身份。1986年，纽约图书馆开启了“葛楚德女士家庭档案”，其中珍藏着端纳致葛楚德的6封情书， 透露了端纳与美国女记者葛楚德·爱默生（Sen Gertude Emerson）1920年代的一段秘密恋情。葛楚德在1915年至1920年间来过北京多次，与端纳多有接触，赫彻斯乔德提到的那位“年轻的白人女士”是否就是葛楚德呢？

卷入北京政坛

端纳定居北京后，仍然与在袁世凯政府中任铁路督办的孙中山保持密切联系，但这种联系止于1913年孙流亡日本之后。 披露日本逼迫袁政府签订“二十一条”的内幕是端纳到北京后初露锋芒的第一件大事，此间有两个人起了关键作用，即周自齐和莫理循。其中周是向端纳通风报信的第一人，而莫理循则向端纳提供了“二十一条”文本。

1915年1月下旬，财政总长周自齐急召在上海出差的端纳回京议事。当时，日本政府正向袁世凯提出秘密履行“二十一条”。周自齐不敢向端纳暴露详情，只暗示了一些内容。端纳认为，中国保护自己的最好办法，就是把此事公开，以影响西方舆论。根据周的暗示，他立即给《泰晤士报》发出新闻稿，但该报以消息来源不清而未予刊载。端纳遂向袁的政治顾问莫理循求助，在后者的办公室，端纳悄悄拿走了“日本对中国二十一条要求”的文本。在二人的努力下，《芝加哥日报》、《泰晤士报》在当年2月陆续披露了 “二十一条”的详情，一时间国内外舆论大哗。

端纳在北京做的第二件大事是协助反袁将领蔡锷出逃京城。

史料表明，1913年10月蔡锷晋京后，端纳即与蔡锷相识。蔡发现了袁的野心，曾私下表示：“袁世凯必为皇帝，我不许之。”袁世凯对地方实力派蔡锷严加防范。为保证倒袁计划顺利实施，蔡锷佯作拥袁，在筹安会拥袁称帝的劝进表上带头签名，更招妓冶游以示胸无大志。经常在京城名妓小凤仙住所前门陕西巷厮混，也常到蔡府附近的端纳寓所招妓设局。某晚，端纳与仆人驾着四轮轿式马车来到蔡府。在夜色掩护下，让瘦小的蔡锷躺在备好的洗衣篓里，抬上马车，直奔崇文门火车站。由于当时该站专供洋人使用，中国当局无权检查，端纳便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与蔡锷一起登车直达天津，将蔡送上东渡日本的轮船。

12月25日，假道日本返回云南的蔡锷，与唐继尧等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建立护国军，声讨袁世凯。

端纳助蔡出逃一事也遭到过质疑，其真伪尚待史家考据。不过，最重要的是，此事凸显出端纳的复杂性格：他支持孙中山的革命，又向袁世凯示好；他推崇共和制，又在帝制下的北洋军阀手下做事；“二次革命”失败后，他救过革命党人王正廷；而在辛亥革命时，他曾援救过清廷两江总督张人骏。

劝袁退位

1916年， 端纳在北京做了另一件大事，即劝袁世凯退位。1915年蔡锷通电反袁之后，内战再次爆发。端纳公开宣称，“随着北伐军的脚步，我坚信袁世凯必须辞职”。他不断劝说梁士诒、周自齐和其他内阁成员，让袁世凯辞职。

1916年3月初，梁士诒安排了端纳与袁世凯在紫禁城的会谈。

端纳告诉袁世凯，全国已有17省明确表示反袁；他希望袁下野，以避免战火蔓延。

袁若有所思。

1916年3月21日，袁颁布命令废除君主制，恢复共和制，5月底，袁准备下野。

端纳开始在英美公使馆间斡旋，希望后者能给下野后的袁世凯安排一个安全之地。恰在此时，南方革命党致电端纳，让他火速赶来筹划，以促成袁世凯尽快下野。

端纳带去了袁政府的条件：1 袁需要有离开中国的安全保障， 2其家属和祖坟必须得到保护。南方政府同意了。

6月5日夜，端纳协助王宠惠、王正廷等人起草了吁请袁下野的电报，并在第二天凌晨发出。中午时分，端纳收到北京密电，称“袁世凯病重”。革命党人立即说：“袁世凯又一次耍了我们。”“不！”端纳确定地说，“他快要死了。”

袁确实在当天因膀胱炎发作暴卒。端纳回忆道：“没有流血的杀戮，没有刀光剑影，只有一个疲倦老人的死亡，这个梦想成为皇帝的人曾舔尝过权力的快感，但最终丢弃了他的声誉。”

告别北京

在袁世凯下台后的五年中，端纳在军阀混战中穿行斡旋，1920年下半年，他接受了北京政府财政总长周自齐的建议，创建政府的一个经济信息机构——经济讨论处，至此，端纳正式成为中国的政府官员。

在从记者向政客转变的过程中，端纳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曾蔑视那些弃文从政的记者，包括他的同乡莫理循；一方面，他又情不自禁地向政坛和权势靠拢。

民国初期，北京政府有二十多名洋顾问，他们分布在财政部、交通部、外交部、内务部等重要部门。这些洋顾问待遇优厚，社会地位极高。比如莫理循的年薪为3500英镑，还享有政府提供的房屋津贴、秘书和翻译。端纳给《泰晤士报》作兼职记者，月薪不过300墨西哥鹰洋，与莫理循的待遇实有天壤之别。1920年的端纳，由于离开了《纽约论坛报》和《远东经济评论》，收入并不稳定，权衡之下，端纳终于决定“下海”。

经济讨论处的大本营位于北京南河沿菖蒲河一带。周自齐从关税中拨出经费供该机构使用。端纳上任后，调兵遣将，招募了一批西方记者担任报纸编辑。该处除负责经济调查统计外，还创办了《中国经济月刊》等四份英文刊物，提供有关中华民国的商业信息和国内外财经新闻。

端纳对经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兴趣。1920年代至1930年代，他在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频繁充当中间人，孙中山曾让他为中国的铁路贷款，袁世凯等各路军阀也请他代为向西方融资，张学良曾让他与英国石油公司谈判开发满洲里的金矿。充当经济顾问究竟带给端纳多少收益虽然是个未知数，但当时栖居北京的英国作家辛普森（B.L.Simpson）曾挖苦端纳“通过无数次充当顾问使自己暴富”，这对端纳来说，是“极大的侮辱”。

端纳是西安事变的斡旋者，这是他向张学良展示宋美龄给蒋介石的亲笔信

尽管经济讨论处影响很大，但1924年支持端纳的周自其死后，新任财政总长李思浩却对该机构毫无兴趣。端纳的出版物产生了不少经济收益，引起李思浩的觊觎。端纳曾抱怨李对他“压榨”，要他每月上缴一定的收入。当时，北京政府正面临经济危机，李思浩砍削了各部门的开支，其中也波及经济讨论处的经费。

无奈之下，端纳辞退了编辑和秘书，一人扛起经济讨论处的工作。突遭变故对端纳是个沉重的打击。1928年，北伐胜利后的蒋介石定都南京，北方政府机关也随之搬迁。国民政府试图接管端纳的经济讨论处，端纳也接到了任职邀请，并开始搬迁。他将北京的房子留给了仆人照料。但到了南方后，他发现新政府想将经济讨论处变为“宣传机构”，他的预算和工资都被认为是“奢侈和过分的”。政府还派来中国主管来监督他的工作，并消减了经费。显然，他的权力被消弱了。他决定辞职。他悲哀地说：“过去我对中国做了诸多好事，但瞬间就被无情抛弃”。

1928年10月10日，端纳向国民政府请辞，虽经孔祥熙一再挽留，但端纳去意已坚。他将代表张学良与英国一家矿业公司合作，开发满洲里，张许诺给端纳金矿和土地。 当年12月21日，端纳满怀新希望前往奉天，至此，他的北京生活结束了。

端纳在北京栖居的15年，不仅深深地卷入了中国政治，也最终完成了从职业记者到政客的转变。如果说端纳1912年任职北京政府是他正式进入中国政坛的开始，那么，他在1928年成为北方军阀张学良的顾问、1934年成为总统蒋介石的顾问，则在他的仕途上画出了有力的惊叹号。在端纳的中国冒险生涯中，北京的皇城生活承前启后，奠定了他日后成为中国第一洋顾问的坚实基础。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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