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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诗文家教樊樊山曾举办规模空前聚会 堪称近代北京最大的修禊雅集

2019-04-09 10:33 编辑:TF022 来源:北京晚报

农历三月三是上巳节,古代人们有水边饮宴、郊外游春的的习俗,《论语》中称:“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王羲之与当时名士谢安、孙绰等41人,在浙江会稽山阴的兰亭为修禊事宴集。是日,众人分坐于曲水旁,以觞盛酒置于水上,即兴赋诗。诗文汇编成集,王羲之撰并书序文总述其事。后世《兰亭序》被推颂为“尽善尽美”、“天下第一行书”,“兰亭修禊”也因此成为史上最负盛名的一次修禊活动。

作者:肖伊绯


 

陶然亭内景(现状)

1925年初,80岁的老诗人、梅兰芳的诗文家教樊樊山(1846-1931,即樊增详)忽有雅兴,他在北京南城的陶然亭广邀南北才俊,要在上巳日这个传统节日召集文人雅士进行一次规模空前的聚会。正在清史馆中修史的82岁的赵尔巽扶杖前来;曾经的湖南神童、曾于1913年出任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理的熊希龄率先响应;天演学家严复的高徒侯毅担任书记员,记下了这次庞大集会的盛况。实到76人、因故未到后补写题诗的33人,此次雅集共达109人,这是近现代中国一帧空前绝后的雅士集体照。

 

仿古雅集用上现代技术

老舍先生1936年在《想北平》一文里写道:“以名胜说,我没到过陶然亭,这多可笑!”可见陶然亭在文人心中的地位。陶然亭是中国四大名亭之一,相传建亭人名叫江藻,是清朝时期在黑窑场主管烧制砖瓦工作的工部郎中。江藻平时喜欢欣赏四周的美景,他觉得此地环境优美,于是修建了一座小亭,取白居易《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中“更待菊橘黄家酿熟,与君一醉陶然”中“陶然”二字,命名为陶然亭。亭子建好以后,江藻经常邀请他的好友到这里来饮酒聊天,来的人越来越多,小亭子就装不下了,于是江藻就和他的朋友们集资扩建、拆亭改轩,建造了现在看见的三间敞轩,但“陶然亭”这个名字却一直沿用至今。亭上黑色的匾额是齐白石老先生留下的字,下面楹联:“烟藏古寺无人道,踏倚深堂有月来”,是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书写的。亭内金色“陶然”二字的匾额是建亭人江藻书写的,下面“似闻陶令开三径,来与弥陀共一龛”是禁烟名将林则徐留下的楹联。在亭梁上还有优美的苏式彩绘,它们是:采菊图、八仙过海、太白醉酒和刘海戏金蟾。

樊樊山和陶然亭是有缘的。他是湖北省恩施市人,清光绪进士,曾担任陕西布政使、护理两江总督,是清末民初著名晚唐诗派代表诗人、文学家。樊樊山于1899年创作了长篇古体诗《彩云曲》,因着意为京城一代名妓赛金花树碑立传,《彩云曲》被社会各界所关注与传抄,风行一时。之后,更于1913年作《后彩云曲》,“着意庚子之变”,叙述了赛金花与瓦德西的艳闻。这一前一后的《彩云曲》,时人比之为吴伟业之《圆圆曲》,因其抒写真人真事而更为时人推崇。事实上,赛金花本人在这次樊氏作东的雅集之后10年逝去,于1936年也葬于陶然亭。当然,除了《彩云曲》,樊樊山曾赋诗三万余首,并著有上百万言骈文。

既然是效仿古人的 “兰亭修禊”,那么这一此次次承接“兰亭修禊”的千年风雅之举,当然也少不了要有一个文词精雅的序文来纪录和纪念。召集人中的几位宿儒稍一商议,决定让丁传靖来撰序。丁传靖也是名人,他的诗文负有盛名,尤工戏曲,创作了《霜天碧》《沧桑艳》《七昙果》等传奇剧本,其中《沧桑艳》写陈圆圆事,尤为著名。从丁氏自谓的“剩有沧桑新院本,一时价贵海王村”诗句来看,《沧桑艳》传奇无疑是其颇为自得的作品。 丁传靖与樊樊山因曲结缘,由来已久。

1925年,樊樊山已定居北京13年,生活境况却远不如任前清要员时的气派。为谋生计,他去给比自己小38岁的梅兰芳当诗文家教,为其修改戏曲文词,聊以糊口。此时的丁传靖也并不比樊樊山的处境好多少,总统府秘书的虚衔,也无非是替人撰写文书、修改文章的清闲差事罢了。三月三的乍暖还寒天气,丁传靖在家里完成了樊樊山指定的作业,一篇《江亭序》写得中规中矩,早没了当年的那份惊艳才情。

1925年江亭修禊雅集,丁传靖撰《江亭修禊诗序》

无伤大雅的是,此次雅集运用现代技术做记录与存照,来自天南地北的雅士们分作两排,就在陶然亭的三间敞轩外拍照留影。照片中虽然人像太小,加之珂罗版的铜版印刷还称不上清晰,但这在中国雅集史上,也算是开天辟地头一回了。作为雅集存照,这一张陶然亭合影,刊登于由樊樊山亲笔题笺的《乙丑江亭修禊分韵诗存》首页,这在当时的文化圈子里也算是摩登新闻了。

当然,在珂罗版印制的合影之后,仍然是免不了还要有丹青写照的。当天到会的贺履之、林彦博、李雨林三位,应诸老之邀,各作了三幅《江亭修禊图》,也被不惜成本的以珂罗版印制在合影之后,辑入册中。

1925年江亭修禊雅集,贺良朴绘《江亭修禊图》

在首页的合影背面,还用当时盛行的铅活字印刷术,排印出了到会的76人名单与没有到会的33人名单。而这109人,无论到会与否,都在册子中留下了所谓的“分韵赋诗”一首或若干首。其实,“分韵赋诗”也是古代雅集中“曲水流觞”的一种现代化方式。“分韵赋诗”的出现,再不需要凿出弯弯曲曲的流杯池,也不需要预备水中飘浮专用的酒杯,更不需要所有参加雅集的人都正襟危坐于池边,挖空心思的预想着酒杯飘流过来时应该对答的诗文。此次雅集,由樊樊山预先选出一首诗来,将诗中的每一个字逐个写在小纸团里,到会的人采取抓阄的方式,拈到哪个字,即以哪个字为诗韵,赋诗一首。诗的体裁不限,七言五言皆可;甚至还可以作词,而且并不一定当场完成,事后补作也是允许的。

《江亭序》有两个版本

《江亭序》有两个版本,没有到场的代表选了丁传靖作序,到场的代表则选了李绮青作序。

丁传靖的序言开篇提到:“夫定武精刊,茧纸非昭陵之本。永和未远,羽觞犹典午之遗。”追随自兰亭以来的文人雅集传统,仍然是以樊樊山为代表的旧式文人骨髓里的东西,在这一点上,丁传靖与之相类,对风雅古意的倾慕一如既往。但世风日下的感慨之后,退而求其次的风雅追求显而易见,即从追慕魏晋以来的风流神髓,转而寻求博物通识的风俗传承。

既然兰亭的原本早已不复存在,诚如魏晋风流只能仰止兴叹,近现代文人无一免俗的为世道变迁而牵累羁绊、为斯文不复而疲于应付,不可能再独善其身式的超然世外,则只能通过一些尚在传承中的风俗寄托一些文化想象罢了。比如说还有的三月三修禊传统,比如说还有的以樊樊山为首的雅集传统。丁传靖笔下的陶然亭与王羲之笔下的兰亭区别之大,并不完全在于时空上的差距与差异。无论是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还是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无论是在纵情享受人生的角度,还是畅谈玄妙哲理的角度,在陶然亭中的109个雅士都远不及兰亭中的42位晋人轻松洒脱。更何况写这则序言的丁传靖还是坐在自家屋里冥思慎笔而作,而绝非如当年王羲之那样酒墨酣畅,一笔呵成。

或许,一个是公元353年的江南,一个是公元1925年的北京。空间上的南北差异,时间上的千年更替,都没有理由去要求以樊樊山、丁传靖为代表的一帮近代文人,一定要以晋人的那种风骨意趣,去完成这一场民国时代规模空前的雅集。毕竟,陶然亭自清康熙年间始建以来,就注定并非是一处纯粹的风雅之地。元代曾在陶然亭地区建慈悲庵,经明、清两代的修缮、扩建成一定规模。庵内文昌阁供奉文昌帝君和魁星,一直是明清两代进京赶考的考生们顶礼膜拜、祈求功名之地。康熙三十四年(1695),工部郎中江藻在慈悲庵西院建了这座名为“陶然亭”的小亭。而以樊樊山为召集人的陶然亭雅集,仍以该亭为江藻所建而称“江亭”,由此可见其前清遗老追思前朝心态之重,已经远非流风遗韵所能承受之重。无论是先前的考生上香会聚之所,还是后来的众多近代雅士存照“江亭”,这样的熙熙攘攘,这样的车水马龙,自然都已经与晋人风流和兰亭风雅相距甚远。也无怪乎,丁传靖在序言中只有“故事”、“游踪”、“资料”这些类似于存档日记式的文字面目了。

李绮青是光绪十六年(1890)进士,晚年旅居北京。李序开篇曰:“岁在乙丑三月三日,稊园同人集于京师宣南江亭,为修禊事。”开宗明义,还颇有点“永和九年春”的况味。句中提到的稊园,即稊园诗社。其前身是创建于二十世纪初的寒山诗社,“稊园”得名于当时诗社社长关赓麟,关氏在北京南池子的宅第就号“稊园”。在后面的分韵赋诗中,关氏与李绮青相继写出了长篇巨制,许宝蘅亦有赋诗,亦可见当年的稊园情谊与同仁酬唱之情。

李序中除了其擅长的骈体文表述之外,在序言将尽时,有一番话也颇可感叹。序曰:“仆自以老残,屡陪文,花猪久缺,如大嚼于屠门。荆驼自伤,未忘情于阙下。”风雅毕竟不能当饭吃,一生秉直清贫的李绮青,晚年生活只能靠原本以追慕风雅为名的文人聚会来“打牙祭”。“花猪久缺,如大嚼于屠门”虽是无奈至窘之境遇写照,却也是如李氏一般所有“徒具才情、绝无钱银”的旧式文人之通病——因为恃才清高,不善经济,而困窘一生。只不过李氏对此并不遮遮掩掩,而是直接以骈体文写出了大实话,反倒让人觉得无伤大雅了。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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