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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的文学地理:描写故乡高邮旧事 小说中故事都有原型

2019-08-01 15:25 编辑:TF008 来源:北京晚报

一个作家,因为作品,掀动了一座城。在中国除了鲁迅、沈从文等作家之外,还有多少作家能够做到呢?评论家唐湜在很早就说过:汪曾祺的这些关于故乡的作品,“是一章旧文化传统、旧生活传统的抒情诗”。

作者 苏北


1991年,汪曾祺在故乡高邮的运河上。

汪曾祺的文学地理,也像福克纳“像邮票那样大小的”那个奥克斯福小镇,也只是高邮城东大街不出方圆一公里的地方。纵观汪曾祺的文学成就,主要是他描写故乡高邮旧事的记忆,那里的乡俗人情。早在1982年汪曾祺的一个亲戚(表弟)兼业余评论家杨汝絅就撰文指出:汪曾祺早期的《复仇》是有趣的尝试,但试一下就可以了。《黄油烙饼》《寂寞与温暖》,写反右、写饥荒,也是一个历史的侧影,但是《异秉》《受戒》《大淖记事》,还有《岁寒三友》,才是真正的汪派,才是不可替代的。他又说:汪曾祺发掘了名不见经传的苏北小城高邮特有的魅力,愈是写出它的个性,就愈有普遍意义。

就是说,上面点出的写高邮的篇什,再加上后来《晚饭花集》里的大部(当然还包括他写高邮的散文),这才是汪曾祺对当代文学的重要贡献,或者说,汪曾祺的文学成就,主要在这里。

这个观点在1989年由北京、台北两地同时进行的汪曾祺作品研讨会上(这是汪曾祺仅有一次作品研讨会),也得到了强调。学者李国涛指出:汪曾祺写得最出色的还是家乡高邮的那些作品,这部分作品最能代表其创作特色。

最近我连续去了高邮,一次是随《北京青年报》青睐高邮寻访团,一次陪深圳电视台拍摄汪曾祺文化专题片,因为采访深入,使我受益匪浅,弥补了我过去许多次去高邮的空白,两次去了《受戒》中小英子和明子的庵赵庄,虽然历经沧桑,变化很大,但人情和风貌大致还是如此。庵赵庄菩提庵(现改名叫慧园寺)现任主持智隆(在家名赵久海)是个有趣的老人。他今年已86岁,可精神矍铄,非常开朗豁达,真正是人情通透。庵赵庄在高邮的东北,距县城也只有十多华里,过去去庵赵庄是可以从大淖坐船的,正如汪曾祺所写小英子送明子去受戒,走的是水路。而现在打个车半小时就到了。第一次去庵赵庄时,那天正是小雨,由高邮的姚维儒先生陪着,也算是为寻访团先打个前站。找到庙里,智隆出门去给人家做佛事去了。他的老伴周志英在寺里——智隆结过两次婚,前后有五个孩子。他原先是出家的,后来还了俗,改革开放之后,他又出家,——周志英今年已七十六岁(她有两个女儿),正倚在门框上,看着院子里一堆被雨淋着的油菜秆(油菜籽在秆子上)发愁,她说:再下这油菜籽就没用了,又没有办法搬到屋子里去。我见那一大堆的油菜秆,怎么也没法搬到屋子里去。院子中间的洼地已经有雨水积渚,可雨也没有立即停下的意思。我前后转转,因规制太小,实在不像个法严庄重的古刹,倒更像乡间的一个平常人家。门口依然有一条河,正如《受戒》中所言:

荸荠庵(菩提庵)的地势很好,在一片高地上。这一带就数这片地势高,当初建庵的人很会选地方。门前是一条河。门外是一片很大的打谷场。三面都是高大的柳树。

古老的运河昼夜不息流经小城高邮。李建新摄

这一条河现在似乎更像一口池塘,水也不是那种撩人的清澈。院内倒是栽了两棵松树,还不见苍老。正中一只不大的铜香炉。前殿东西各有厢房。西边一间有两张大床,一个超薄电视机,一张大桌。桌上的墙上挂有两个镜框,里头夹满了照片。一个镜框里是两张大照片,或者是智隆和老婆的。另一个则是智隆参加各种法会的照片,其中一张在甘肃某寺受戒大会上的尤为引人注目,说明智隆是正式受过戒的(是有执照的僧人,可以随庙挂单的)。

“他去哪里做佛事去了?”我问。

周志英已进到了东厢的厨房:“给马棚的一户人家。”

“远吗?”

“不远,就在运河的下面。”

我对姚维儒说,去找他吧。于是我们又上了出租车,在雨中去马棚。果然,只向北走了不多会儿,我们就找到了。

智隆是个胖子,可腰板挺直,声如宏钟,相貌真是堂堂。我上面说他人情通透,一点没错。他们一行有五六个僧人,都围在一张桌前,合做一台佛事。在这一群人中,也有智隆的儿子。我忘了问法号,只记得告诉我今年也六十七岁了。

见面略寒暄几句,就说到正题,我说:汪曾祺你知道吧。

他哈哈笑说:知道知道,许多人来找过。我问他记忆中的菩提庵是什么样子。我找出一张纸,他当即给画了个草图:标注为1933年记得的慧圆寺。上有佛堂、土地庙、大佛、七如来、小塔骨、字纸库……

我说,北京一个寻访团要来,都是记者,想了解当年菩提庵的一些事情,你到时给介绍介绍。

他一听北京来的,还是记者,说:这个我怕讲不好。又稍顿了顿,他忽然说:“怎么讲?你给我写个稿子吧?”

我不由得笑了起来:“这我不成了你的秘书了?”其他五六个僧人,也都笑了起来。

隔了两天,我果然又随寻访团来到菩提庵。这一回是个大晴天了,阳光极好。智隆前前后后跑着,回答着各种古怪问题。因为在家(寺就是家),他只穿了一件老头衫,女儿见着,找过一件僧衫给他披上。他乖乖地伸出胳膊,给女儿套,果然,僧衫一穿,像个出家人了。

在寺内的墙边,立着几块残破的石头。我走过去,仔细看上面的字,因蒙了很厚的灰尘,我找出纸来擦拭,见上面写着:

□□□于光绪十年契买朱生甫本里民田一百□□□,值银七百四十七两零六分,以为该庵僧道人食用香火……

寻访团里不知谁提议读《受戒》,于是一群人,便坐在寺外的围墙下的香樟树下,一人一段,从“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他是十三岁来的……”开始,一个接一个念下去。

智隆见这一群人坐下读书,他过来对我说,你们没事,我有事去了?

我连忙说,好好好,多有麻烦。您先忙去。

寺中安静了下来,于是一群男女,带着各自的乡音,抑扬顿挫的照着书念了起来(汪先生若有灵,肯定忍不住要笑了起来)。声音沿着寺院浅黄的围墙,飘向了乡村的天空,散布在这夏日的苏北乡村的田野上。田野中成熟的小麦,在阳光下闪着金黄,一片一片伸向远方,碧蓝的天空下,有几棵孤立的树立于田间,真是一幅油画。

智隆对我说的“有事”,其实他是跑到村头小卖部那里修电动三轮去了。我们返回的时候,从村头过,我见他正趴在地下,起劲地“捣鼓”他的三轮。我想这三轮,大约是他的“专车”,出门做佛事,要带许多“家伙”,没有个“车”是不行的。

我坐在大巴车内,窗户是密封的,没有办法同他打个招呼。我望着他勾着身子的背影,忽然有点感动。这个老人让人感到十分亲切。他不像个僧人,像一个普通的爷爷。

东大街仍住着小说中的人物

东大街的寻访则更有趣了。我二十天之内,三次重走东大街。可以说,汪曾祺在《晚饭花集》里写故乡的部分,都是在这条不长的古老的小街上。那天下午,陪深圳电视台去草巷口拍摄,那里的一个百年老浴室至今还在。有一块基石,上面刻有“玉堂池”三字。在此之前,我曾与高邮籍作家王树兴专门到这个浴堂洗了一把澡。街坊说,汪曾祺小时候就在这里洗澡(我们洗一把,也算沾沾汪老头的灵气)。草巷口与汪家所在的科甲巷和竺家巷只一街之隔,距离也只二、三百米。过去人家,洗澡必去浴室。汪曾祺小时候在此洗澡,是再合情理不过。拍摄这天,巷子里居住的老街坊(多为老人,每每访问都会出来看)又都出来的,倚在门框上看热闹。随便问一问,一个答八十七了,一个答八十一了。巷口一个老太,指着隔两三个门的一个:她九十一了。

竺家巷里人家

“写的是我家诶!”

“认识,认识,写的就是×××。”

“汪家祖传眼科,他父亲还给我看过眼睛呢!”

…………

当问起汪曾祺笔下的人物时,这些老人七嘴八舌,仿佛是经过训练的演员,一个一个抢着,说着自己知道的故事。是的,汪曾祺小说《异秉》中的王二,《徒》中的高北溟女儿女婿高雪和汪厚基,都住在这条巷子里。

姚维儒先生为我手绘了《汪曾祺故乡足迹图》。姚先生年届古稀,是高邮土生土长的人。小时候也住在东大街上,对这一片非常熟悉。其实说“足迹”,也就是汪曾祺十九岁离开故乡之前的足迹。汪先生笔下的人物:王玉英、侉奶奶、李三、叶三、金大力、李花脸、八千岁、陈小手、大凤二凤三凤……笔下的地名:越塘、螺蛳坝、臭河边、承天寺、阴城……都在这页图册上。几十年来,我已反反复复在这条街上走过多次,包括三十年前和十年前的寻访,也没有这一次走的仔细和深入。

汪先生在《自报家门》一文中说:

从我家到小学要经过一条大街,一条曲曲弯弯的巷子。我放学回家喜欢东看看,西看看,看看那些店铺、手工作坊、布店、酱园、杂货店、爆仗店、烧饼店、卖石灰麻刀的铺子、染坊……我到银匠店里去看银匠在一个模子上錾出一个小罗汉,到竹器厂看师傅怎样把一根竹竿做成筢草的筢子,到车匠店看车匠用硬木车旋出各种形状的器物,看灯笼铺糊灯笼……百看不厌。有人问我是怎样成为一个作家的,我说这跟我从小喜欢东看看西看看有关。这些店铺、这些手艺人使我深受感动,使我闻嗅到一种辛劳、笃实、轻甜、微苦的生活气息。这一路的印象深深注入我的记忆,我的小说有很多篇写的便是这座封闭的、褪色的小城的人事。

汪先生又说过:

我写小说,是要有真情实感的,沙上建塔,我没有这个本事。我的小说中的人物有些是有原型的。(《菰蒲深处》自序)。

其实都是有原型的(他真是一个不会编故事的作家,老老实实写下自己熟悉的生活),但是这些原型都经过了汪先生的思考和升华。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完整的生活,一下子让你写成小说这样的好事。正因为汪曾祺作品的真,笔下才实。他的作品,事情真,情感真,语言真。几乎可以说,几十年来,经过那么的读者,特别是家乡熟悉他笔下人物和故事的读者的阅读,还没有一个人指出过汪先生笔下的虚妄与不实。也可以说,这才是汪先生作品经久不衰的魅力,或者说,魅力之一吧。

邵家“茶炉子”

在高邮,汪曾祺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我们在高邮见到的人,都能说出一两件汪曾祺笔下人物的故事。汪曾祺,真正可以说是属于高邮的。他是一个有家园的作家。他的家园,当然是高邮。

一个作家,因为作品,掀动了一座城。在中国除了鲁迅、沈从文等作家之外,还有多少作家能够做到呢?评论家唐湜在很早就说过:汪曾祺的这些关于故乡的作品,“是一章旧文化传统、旧生活传统的抒情诗”。

沈从文先生也早就说过:若世界真还公平,他的文章应当说比几个大师都还认真而有深度,有思想也有文才!“大器晚成”,古人早已言之。最可爱还是态度,“宠辱不惊”!

沈从文在1941年给施蛰存的信中,谈及昆明的一些人事,也曾写道:“新作家联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几个好的。有个汪曾祺,将来必有大成就。”

沈先生真是眼力深厚,果然言中。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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