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晚新视觉 > 人文 > 书乡

什么样的经历塑造了汪曾祺?他的“自画像”里有答案

2020-09-18 09:15 编辑:TF021 来源:北京晚报

今年是汪曾祺诞辰100周年,与同岁的张爱玲一样,他的作品至今依然在聚光灯下,被读者自发地反复阅读。提起汪曾祺,人们也许会想到美食、美文,想到他身上的标签“最后的士大夫”,想到他的创作理念“人间送小温”。惯常浮现在读者心中的汪曾祺,是一个随和的、热爱生活的作家。是什么样的经历塑造了汪曾祺?他性格中更深的部分又是什么?想要进一步了解这些问题,阅读个人传记往往是一种途径。

作者:曾子芊


上世纪80年代末,汪曾祺在家中写作。

遗憾的是,汪曾祺并没有写过严格意义上的自传,只在1991年应长春《作家》杂志之约,写了八篇“带自传、回忆性质的系列散文”,总称为“逝水”。他似乎也不大情愿这么开宗明义地去写自己,“逝水”只写到初中生活就打住了,又说自己的生活历程“很平淡,没有什么值得回忆的往事”。汪曾祺不愿写这类“自报家门”的文章,但在他谈论其他对象的散文随笔中,我们却又能经常“撞”见从他笔端不经意流出的人生轨迹、所见所闻。

这些有如一颗颗露水般散落在记事、抒情、论文、写食等各类文字中的生活片段,以时间为线索联缀起来,汇聚成了《宁作我:汪曾祺文学自传》。“按说,一个人的自传,没有别人替他完成的道理。不过,具体到汪曾祺,情形又不同。”编者杨早解释说,“其实老头儿不认真谈往忆旧的时候,反而会冒出很多有趣的历史细节。”

从这个意义上说,《宁作我:汪曾祺文学自传》是一幅以“采撷”和“拼贴”方式得到的汪曾祺的“自画像”,读者能够看到汪曾祺本人怎样讲述自己的一生,“何者详,何者略,何者重,何者轻。”其中,编者的态度也足够鲜明,有意突出了汪曾祺性格中“执”的色彩:封面上,汪曾祺画的一只鸟儿梗着脖子,面带嘲弄地傲视天空;书名则来自《世说新语》,汪曾祺很喜欢这句话——“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多年父子成兄弟

1920年,汪曾祺出生于江苏省淮扬道高邮县(今江苏省高邮市),1939年夏天离开,从此42年不曾回乡。他对高邮的感情很深,不仅小说中有三分之二都在写高邮,散文中也有大量细节性的回忆。高邮的地势四边高,中间洼,如一个水盂。在汪曾祺童年的记忆里,抹不去水患和旱灾的印象。他亲历了民国二十年的大水,后来在外地的许多年,经常关心的一件事,也是家乡是否又闹水灾了。生于“忧患”,汪曾祺后来的性格也许正是受到了地域影响,具备了高邮人特有的决绝和洒脱。

汪曾祺的家庭是一个旧式的地主家庭,从祖父那里,他接受了一些旧学的教育。父亲在他眼中,则是他所知道的“一个最聪明的人”。汪曾祺的父亲多才多艺,不但金石书画皆通,而且还擅长各种乐器和体育项目。在汪曾祺的追忆文字中,父亲对他的学业关心,但不强求,父子的关系平等。汪曾祺十几岁的时候就能和父亲对座饮酒,一起抽烟。十七岁时初恋,汪曾祺暑假在家写情书,父亲还在一旁出主意。父亲对他说过一句话:“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汪曾祺后来把自己审美意识的形成与随和的脾气,都归结于父亲的教育。

“汪曾祺在写作中会‘过滤’,会只保留美的东西。”杨早提醒说,“这是汪曾祺在写作后期非常强调的文学的责任感。”1946年,西南联大的老师、同学纷纷北归,汪曾祺也转道香港,回到了上海。为了谋生,汪曾祺进了一间私立的中学任教,期间父亲托亲戚关系想让他进银行工作,汪曾祺拒绝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父子二人之间并非毫无分歧,只不过汪曾祺在文字里保留了父子关系平等对待、互相理解的部分,并在自己日后的教育实践中贯彻了这一点。

汪曾祺高中二年级时,家乡战况危急,他随父亲和祖父在离城稍远的小村庄避难,除了带准备考大学的教科书,就只带了两本书:一本《沈从文小说选》,一本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这两本书使他对文学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兴趣,并且对他的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还特别提到过父亲读了沈从文小说后的感受:“小说也是可以这样写的?”如果没有考取西南联大,也许汪曾祺会成为一个画家,当时他还准备考也在昆明的国立艺专。

最后一个京派作家

在西南联大,汪曾祺是一个不用功的学生,常常不上课,但“乱七八糟地看了不少书”。他自己总结过,“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作家。”——“这样的”是什么样的作家?

对汪曾祺的作品,人们常常会强调它的接续性,它如何继承了传统文化的遗产,“最后一个士大夫”的标签也由此而来。杨早并不认可这个称呼,“这是一个强烈的传播标签,但不恰当。很多传统文人一辈子都没有做过官,因此也不可能被称为是‘士大夫’。‘乡土作家’、‘市井作家’等等都不是那么恰当。汪曾祺自己承认过的标签只有一个,就是‘京派作家’。”

“如果说西南联大中文系有一点什么‘派’,那就只能说是‘京派’。”汪曾祺回忆道,当时各系共同必修的《大一国文》,书编得就很有倾向性,语体文部分选了鲁迅的《示众》、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丁西林的《一只马蜂》,还有林徽因的《窗子以外》,可以说是一本“京派国文”了。

所谓“京派”,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地域概念,它是20世30年代北平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作家形成的一个松散的流派。林徽因曾在一篇文章中直接表达过自己的文学观,同时也代表了京派文学的一些特质:真实的生活与诚实的表达。“写实、对底层的关注和人道主义的情怀构成了京派作家的特点,所以严家炎先生把汪曾祺算作最后一个‘京派’,他是认同的。”杨早表示,汪曾祺的写作受沈从文的影响这是肯定的,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背后的脉络。

汪曾祺年轻时写的小说,有《复仇》这样的意识流风格的现代派小说,也有通篇都是哲理对话的《葡萄上的轻粉》。读了《葡萄上的轻粉》,沈从文指出它的毛病:“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从此以后,汪曾祺才知道,对话就是人物所说的普普通通的话,要尽量写得朴素。沈从文当时反复说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直到汪曾祺的晚年,他还梦到过沈从文对他说:“文字,还是得贴紧生活”。西南联大的老师里,沈从文是他书写得最多的一位,从沈从文那里,汪曾祺学会了怎样处理语言,学会了叙述语言要和人物协调,而不是写一些花花词儿。这些,都被汪曾祺视为“小说学的精髓”。由汪朗所写的代序《汪曾祺的固执》中提到,汪曾祺晚年的时候,全家人有一次在一起聊他的作品。孙女汪卉气哼哼地说:“爷爷写的东西一点也不好。没词儿。”汪曾祺听了哈哈笑,一再重复着:“没词儿,没词儿,说得好,说得好!”“没词儿”其实成了后来汪曾祺的一种文学追求。

汪曾祺的多面性

“汪曾祺的一生,勾连起了近现代许多非常重要的场域。”杨早总结说。新中国成立后,汪曾祺无论是在《说说唱唱》《北京文艺》《民间文学》编辑部的工作,还是之后在张家口的下放生活,都使他更深程度地吸收了民间口语的精华,认识到了民众的力量,这对汪曾祺后来的创作是很大的补充。

“文学是严肃的,文学不能玩,作品完成后放在抽屉里是个人的事,但发表出来就是社会的事,必然对读者产生影响。”1994年,汪曾祺在《我的文学观》一文中如此写道,他认为文学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所以作家要把文学看成庄严的事业。

从1980年开始,汪曾祺陆续写出了《异秉》《受戒》《大淖记事》等一系列高邮题材作品,在文坛引起了轰动。他写故乡,有种平淡却超然的东西藏在他的文字深处,唤起了读者久违的审美体验。他写自己下放劳动的经历,改了6稿,最后出来的也是一篇温情脉脉的《寂寞与温暖》,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基调大相径庭。汪朗说,父亲当年下放劳动还是挺苦的,但是汪曾祺不愿意过多渲染这些事情,而是想把生活中存在的美好的东西,加以剪裁或放大,呈现给读者。

即使在获得盛名的情形下,汪曾祺也不甘重复自己。晚年的一批小说和散文,又迸现出了不一样的光芒。“汪曾祺晚年改写的《聊斋新义》和《夜雨秋灯录》,都是用现代观念在改写古代故事,他貌似传统风雅的外表之下,实际上藏着的是一个非常现代的作家灵魂。”杨早坦言,这次编选《宁作我:汪曾祺文学自传》,最大的目的就是希望汪曾祺能变得更加立体,以这样一幅剪裁形成的“自画像”,呈现出汪曾祺的多面性。

 

(原标题:汪曾祺的“自画像”)

来源:北京晚报

流程编辑:TF021

相关阅读

北晚新视觉网版权与免责声明:

一、凡本站中注明“来源:北晚新视觉网或北京晚报”的所有文字、图片和音视频,版权均属北晚新视觉网所有,转载时必须注明“来源:北晚新视觉网”,并附上原文链接。

二、凡来源非北晚新视觉网或北京晚报的新闻(作品)只代表本网传播该消息,并不代表赞同其观点。

如因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需要同本网联系的,请在见网后30日内进行,联系邮箱:takefoto@vip.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