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伟，彼得?海斯勒，这两个名字在中国如今已可以混用，在人们，在他，都没有什么分身之感。事实上，他已有了第三个名字，在去了埃及之后。在纸上飞快地书写“BUTROS”时，他吐出的是阿拉伯语读音，还说：阿拉伯语可比汉语容易多了。这让你忽然意识到，原来彼得?海斯勒并没有和何伟合一。彼得?海斯勒可以变身为很多名字，出入不同国度，然后用同样的笔法，写下不同人的故事。

新出版的《奇石》，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里面有几篇涉及埃及、日本以及朝鲜。只是印在书上的简介并没有改变：曾任《纽约客》驻北京记者，以及《国家地理》等杂志的媒体撰稿人。成长于美国密苏里州的哥伦比亚市，在普林斯顿主修英文和写作，并取得牛津大学英语文学硕士学位。曾自助旅游欧洲三十国，毕业后更从布拉格出发，由水陆两路横越俄国、中国到泰国，跑完半个地球，也由此开启了他的纪实文学写作之路……

一个作家的简介到此为止，大概容易让人觉得这是个旅行家性质的作家。但第二段才是重点。那上面有他迄今为止所写的与中国有关的三本书，每个后面都有奖项备注。《华尔街日报》因此称他为“关注现代中国的最具思想性的西方作家之一。”对于这个评价，我反倒觉得不那么贴切。可是，该怎样描述何伟笔下的中国不同于别的西方作家之处呢？说实在的，我也感到很困难。我只是知道，一旦我打开何伟的书，就得随时准备乐一乐。无论他是在写竞聘上岗的女工，还是北京郊区三岔口村的村民。相比之下，只有读到他写中国人对9?11的态度，写到历史深处的中国，那从甲骨文到简体字演变中中国知识分子命运，才能领略到，彼得?海勒斯也有忧伤的笔触。

《寻路中国》、《江城》、《奇石》，是何伟作品在中国的出版顺序，但从观察与进入中国的角度来说，《奇石》中的《野味》，才是真正的开始。就这一篇他在后记中提到，当别人问他当真吃过餐馆里的老鼠吗？他回答：作家总需要个切入点。我其实也很问搞明白这件事，他想了想给了我这样的答案，这其实是个怀旧的说法。因为这是他第一篇《纽约客》文章，他作为非虚构工作的开始。

当然，就整部书而言，《江城》是他书写中国的起点。到了《寻路中国》，他对中国的人情物事已经是驾轻就熟。如果有一种东西可以叫做何伟式的书写，那就是把那些微不足道的地方与人，写得令每一个中国人心领神会。

同为记者，很多素材也都是由采访而来，但要想妄称是他的同行，还是有些愧煞。因为类似的疑问已经被很多人问出：“为什么我们不能写出何伟笔下的中国？”对此何伟的回答很是善解人意：“工作性质不一样。你们节奏太快了，要短时间出稿子，而且，篇幅也不允许你们写那么长。”

当然我们知道不是。真正的答案是，我们既没有像他那样切实的寻路中国，也没有像他那样不带成见地去观察并理解身边每一个事物，并思索它之于一个变动社会的意义。我们习焉不察之处，正是他感兴趣并竭力捕捉的。换句泄气的话说，他写了我们觉得不必书写的那部分。而恰恰通过它们，最大程度还原了中国当下的真实。

而这到底又是怎么做到的呢？虽然彼得?海斯勒在采访中做到了开诚布公，但我相信，它仍然是谜一样的存在，因为涉及到一种叫天份的东西。

《江城》：由彼得?海斯勒到何伟的转变

何伟的《江城》书写的是他到达中国所呆的第一座城市涪陵。1996—1998年，他作为美国和平队志愿者一员在这里服务教书。在何伟看来，这是一座“处在变化边缘的城市”，而他所呆的那几年，还没有通网络。除了少数外国同行，他每天面对的都是中国人，有要教的学生，还有教职员工。学生饭馆的老板，茶楼里出入的人。大量的时间用来学习语言，他因此慢慢能看懂墙上的标语。何伟和中国人一起过节，也尝试对付中国人饭桌上的酒场应酬，甚至包括个别有些麻烦的求婚者。同时，他拥有了一个正式的中文名字：何伟。

取一个中文名有多重要？何伟说：和学语言一样重要。这不仅意味着一种融入，还意味着身份的改变。“非虚构作家有时应该想一想身份。身份不是一个能轻易改的事情，但学习外语是一个改变的方式。”学语言，让他在写《甲骨文》一文时，能用汉语收集更多资料，但他看重的仍然是，看问题角度的改变。”“角度应该是灵活的，不应该是凝固的、僵直的。”何伟承认，去涪陵之前和他离开的时候，他看中国的角度已不一样。而涪陵所赋予的角度，到后来继续书写中国，倒是没多大改变。已出版了三本有关中国的书的他，更有理由确信，他对中国最重要的看法、意见，是在涪陵这座小城建立的。

虽然从小立志要当一个作家，但来中国西南这座小城之前，彼得?海斯勒并没有大量读一些西方前辈写中国的书。他似乎也没意识到，他事实上已经成为所谓西方人看中国链条中的一环。“我只想传达自己最独特最个体的经验。我并不会去比较，别人会怎么写中国。我那时读到并喜欢的非虚构作家，他们写的是美国或其他地方。”

同样他也不去想，人们会怎样看待他笔下的一切，甚至连这本书能否出版都不知道。“我跟出版社没有什么联系。当时也没有想，我是在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我只是想记录下我在涪陵的经验。那里的人，那里的事。提醒自己不要忘记这些。”

《江城》初写出来时，他曾寄给一些美国的出版经纪人，回应不多。但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他的书不断出现在销售排行榜上，甚至成为美国一所大学向年轻人推荐的了解当下中国的必读书。

最初的出版波折，对何伟的影响并不大。非要说影响，那就是让他坚定了自由写作的决心。“如果最开始就是出版社委托我来写，就很有压力，而且写起来很不自然。”

何伟身处涪陵时，目睹了长征六十年纪念、香港回归以及邓小平逝世，三峡大坝的影响虽未波及，但已在谈论想象当中。涪陵虽地处边缘，同样能感受到社会的变迁。何伟以《江城》一书，做了变迁中的中国的画像。当然，何伟也经历了外来者在融入一座城市的种种不适，接纳与排斥、友好与偏见、理解与误解同时存在，而他正是在对这不同反应的消化、辨别与理解的过程中，完成着从彼得?海斯勒到何伟的转变。

《寻路中国》：丽水，那个应聘的姑娘

何伟写《寻路中国》，缘起于2001年夏天到2008年他在中国所做的自驾车旅行。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作为第一本被翻译成中文简体版的书，它在中国的命运好得出奇，在它出版的2011年，几乎横扫所有国内书媒的年度好书奖，可以说，拿奖拿到手软。

何伟自己也认为，这是他写中国写得最纯熟的一本书。他把观察中国的两个点，分别放在怀柔附近的三岔村，和江南的丽水。通过乡村，何伟希望联接到中国的过去，而通过临近温州的丽水，何伟想探究中国未来的可能性。而无论是写乡村还是写城市，有一点没有改变，他始终聚焦的，是中国最广大也最普通的家庭里面最普通的人。三岔口村让人记住了魏子淇一家；而在丽水篇里，何伟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那位应聘职位，开始还被排除在名单之外，最后竟然把一家三口都带进厂的小姑娘。

有关这个小姑娘的竞聘故事，我不知跟多少人重述，但每次回到书本，都觉得不如何伟自己写下来精妙。

“这需要时间。很多东西并不会一挥而就。”何伟说。他去丽水，前后很多次，算下来在那里所呆的时间，有一百多天。“跟相同的人不断地相遇，这是很重要的方面”。正因为处得很熟，人们才习惯了他这个老外的存在。“小姑娘应聘时，我就在旁边看着。”后来还不断和她接触聊天。

“我采访时其实并不知道会写出什么样的故事，要写什么样的文章。我那时的目标是细节要收集到，还有人物的背景与经历。我只是记录而不太想。到真正写的时候，我才会把所有的资料放到特有的结构，这时再来决定哪个细节最重要。人物说的哪些比较有意思。这个故事会结束于美国，在当时我也不知道。但是最后权衡，觉得这样处理会更好。”

当然，有关何伟笔下的故事，之所以无法转述得精妙，还因为你无法复活何伟笔尖的幽默。《寻路中国》，翻开第一页就已让人乐不可支。那是他在中国自驾旅行当中，不断穿插的交规法条。有没有类似经验，读到此都会忍俊不禁，而且这种幽默，并不带有对现实的讥讽与嘲弄。“人生若只如初见”，你反倒觉得，是这个何伟做到了这一点，因为初见，所以好奇的说出来，于是为我们留下了一份我们身边的熟悉与陌生。

“我要告诉读者我不是百分之百都懂的”

何伟总是说，他的写作经验，一方面来自于小时候的经历。他的身为密苏里大学医学社会学家的父亲，总是教他怎样去观察一个人。另一方面，来自《纽约客》编辑的要求。《奇石》中的很多篇章，都曾经是为《纽约客》所写，这不免让人探寻，到底什么是纽约客笔法。

很显然，也有些纽约客作家的笔法和何伟不同。写作《广岛》一书的约翰?赫西，在原子弹投下之后来到日本，他采访了很多人，写下了这座城市里的几个人几十前后的命运，中间他并没有让自己现身，但好像，一切也都历历在目，该表达的都已表达。

而在何伟的书中，他习惯将自己身置其中，使用第一人称叙述。故事中的他，有时被周围人善待，也有时被态度友好的警察驱逐。何伟觉得这样的现身很重要。“我要告诉读者，我是怎么收集到这些资料，是亲眼看到，还是听其它人转述。我怎样与人交往。而在这交往的过程中，有些人很可能因为我是外国人，给我的反应是特殊的。我也希望读者能意识到这一点。”“无论是在埃及还是中国，我都不是本地人。但属于观察者。而且是比较有意思的观察者。我相信，我在观察他们，他们也在观察我。”

何伟对非虚构作品采用第三人称有保留态度。“所有非虚构作家，都有限，不是什么都懂。所以采用第三人称叙述，你就不知道这里面的边界在哪里。”

读《寻路中国》，人们会相信，何伟与怀柔三岔口村的魏子淇一家因为长久相处，已经有了深切的友谊，因为魏子淇的孩子生病，何伟还会跟着一直去医院。甚至为这孩子的病情，咨询美国的医生朋友。但何伟仍然认为，这个中国农民身上有部分的他，还是不太懂。而且对方也不会公开对他讲。“一个叙述者告诉读者自己的有限，也是很重要的。”这是何伟看中第一人称的主要原因。

另外，因为用了一个“我”，何伟感到自己的幽默有了非常自然的施展空间。同细节的重要性一样，何伟也把幽默看作写作的重要部分。““幽默使生活变得好玩。而且什么人都能懂。中国人看了会笑，美国人读到那儿也会哈哈大笑。美国人会想，中国原来并不是一个令人可怜的地方。不像想象中那么封闭、落后，没有个人意志。我不要给他们这样一个印象。”

我的角色是观察，而不是提出解决方案

幽默与机敏，亲切与友善，何伟的中国文字常常散发出这样的氛息。人们能感到，他其实能很快拉近与周边人的距离，同时也让人放心地忽略他的存在。他的观察与记录，更接近一种隐藏摄像机的功用，因为不被感觉到，所以人们最自然的想法与行动才得以展现。

何伟和他的采访对象，愿意保持一种长久的关系。甚至到了埃及，他想起来时还会和以前建立起联系的受访人打打电话。让他遗憾的是，有些人后来换了手机号，就此失了联。

写最底层的人，他会把自己写好的文字给他们看，善意地观察，哪些不适合写出来。有些人关系处近了，会喜欢给对方提建议与解决方案。但何伟始终把自己定位成观察者的角色。“我要了解与记录，而不是预测与解决。美国人特别喜欢解决别人的问题……”何伟做了一个不以为然的表情，“但是在中国，我看到的有能力的人好多。比如那个《寻路中国》中的小姑娘，找工作比我厉害。连她的老板都说，她是会办事情的人。不是我帮助她，而是我尊敬她。”

当然，中国人身上的问题他也不会无视不见。“最初接触中国人时，感到每个人都处于变化的压力下。都忙于应对时，就没有时间思考。”现在他感到，走到今天这个阶段的中国人，有余裕做反思了，自己是哪一种国家，要走哪一条路，未来是什么样，或者希望将来是什么样。

也是从那个丽水竞聘的小姑娘身上，他看到了中国人为自己争取机会的“耐心与决心，还有一点倔强。“中国人让我觉得他们有能力解决问题。自己决定自己要做什么，这才是最好的。我可以让他们看到细节，但不必告诉他们要做什么。”

已经写了中国三本书，何伟依旧承认自己不够懂中国。“你们懂吗？是吧，你们也一样。你们这样，我更是这样了。”但他并不因此同意另一种流行的说法：在一个地方呆一天，可以写部长篇，呆上几个月，可以写篇散文；呆上几年，什么都写不出了。

“不可能是这样。人对一个地方认识越深，越能写得好。”只是时不时，他还会被一些中国式的词汇难住。结束采访时，问他这次来北京还会见谁，他说想见三岔村的老朋友。我随口问他，“时隔这么久，他们对你见不见外？”“见外”，何伟被这个词弄愣了：是不是建外大街那个……建外？

不过现在的他已经转战埃及。“埃及和中国共同的地方是，有着悠久的文化和风俗，但又离中国比较远。差异性大，这很吸引我。还有一个原因，是埃及对当今世界来说，是个很重要的舞台。那里可写的东西很多，无论是现实层面还是历史层面，《纽约客》很需要。”

但无论是把笔触移到何方，何伟都深信，他可以像写中国一样写出他个人的独特经验。

以中国为方法，何伟已经形成了他观察世界的角度与方法。只是，没有亲眼见识到他在书中提到的，为博得别人帮助而采取的“创造性口吃”，还是有些遗憾。很显然，在中国，他已经不需要用这小时候学到的社交技巧了。

本文来源：北京晚报-北晚新视觉网  记者：孙小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