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柳袁照

一天，胡适在家门口与一众小孩“掷铜钱”，一位老辈人见了，笑道：“穈先生也掷铜钱吗？”胡适听后顿时羞红了脸，觉得太失“先生”的身份。老辈人的一句玩笑话，竟让胡适警觉起来，就此影响了他一生：他和一般的孩子不一样，不能贪玩，即使是玩掷铜钱一类的游戏也不行，因为这与“穈先生”的身份不符。

我们可以琢磨这段话：“大人们鼓励我装先生样子，我也没有嬉戏的能力和习惯，又因为我确是喜欢看书，所以一生可算是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大人的鼓励是十分重要的，就像身处十字路口、正愁如何选择时，迎面走来一个自己信赖的人，他告诉你该怎么走，你能不听吗？胡适说自己没有嬉戏的能力和习惯，在我看来，这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造成的；只要时日一长，“能力和习惯”都会发生变化，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

胡适童年时的爱好就是读书写字，这与他能够成为一个大学者是有紧密联系的。他文章写得好、书法写得好，都是童年打下的底子；他的音乐、美术不行，也是童年的“因”导致了成人后的“果”：“我常常用竹纸蒙在小说书的石印绘像上，摹画书上的英雄美人。有一天，被先生看见了，挨了一顿大骂，抽屉里的图画都被搜出撕毁了。于是我又失掉了学做画家的机会。”

那时的人才观是有问题的，涉足艺术、音乐、演艺等被认为是不务正业、是“旁门左道”，假如当时胡适的绘画爱好能够得到先生的鼓励，并加以引导，说不定他的成就还会大许多。

这些经历说大也大，不过比起母亲对他的影响，都是小事。胡适说：“但这九年的生活，除了读书看书之外，究竟给了我一点做人的训练。在这一点上，我的恩师就是我的慈母。”这话说得太明白了，童年的学习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学会做人，母亲是胡适的第一位老师、第一位好老师，给了他“做人的训练”。她有一个习惯，每天一早就把胡适唤醒，让他“披衣坐起”；至于母亲是何时醒来的，胡适并不知道。“她看我清醒了，才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每天让胡适“三省吾身”，这样的做法真是用心良苦。

母亲对胡适“做人的训练”，是有榜样可依的，这个榜样就是胡适的父亲：“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股”是家乡话，丢脸、出丑的意思。俗话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母亲希望儿子做一个“完全的人”，她对胡适童年时的要求，也是胡适对自己一生的要求。

胡适提起在学堂读书时的一个细节：母亲每天都早早地催他到学堂，最早到，学堂还不开门，锁匙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这样的日子，十天里总会有八九天。先生到学堂后，胡适向先生背了书，然后再回家吃早饭。这个早自习，是在母亲的严格督促下才养成的好习惯。

胡适的母亲又是一个善于管教儿子的人，是“慈母兼任严父”，教育胡适很注意场合，不会伤害孩子的自尊心，做到内外有别，“内紧外松”。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胡适一句、打胡适一下，但却很有威严：“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就吓住了。”她教育胡适有特定的时辰——若是小事，晚上照常睡觉，等到第二天一早睡醒了再教训。若是大事，就在当天夜深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

胡适的母亲还是一个身教重于言传的人。她二十三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娘，大哥二哥都不争气，“大嫂是个最无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个很能干而气量很窄小的人”，面对这样的家庭，胡适的母亲“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所以“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她有时候也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胡适的五叔是个没有正业的浪人，有一天他在烟馆里发牢骚，说凡是家中有事，胡适的母亲总会请某人帮忙，大概是总给人家好处。这话传到了胡适的母亲那里，“她气得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她当面质问他，她给了某人什么好处”，直到五叔当众赔礼道歉，她才罢休。母亲是以自己的行动来向胡适说明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从而教会他做人。

《我的母亲》一文处处见真情。胡适在十二岁多一点的时候，就被母亲送出去读书，走上了独立之路，离开家二十多年后，他写下这样发自肺腑的话：“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胡适一生几乎都把母亲温和、礼貌、忍让等优点保持下来，完全可以这样说：“母亲是胡适成功的源泉。”

（原标题：“母亲是他成功的源泉”）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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