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白杏珏

近日，北京大学出版社集学术界、教育界之力，出版了《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纪念图文集，以文字和图画结合的方式回溯杜威百年前在中国的足迹，在梳理历史脉络的同时，也从不同角度评点中国历代学者、教育从业者对杜威思想的阐释与应用。不论是“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教育理念，还是“六三三四”的学制、大学选科的机制，杜威所倡导的教育思想都对中国影响深远。

在“五·四”运动爆发前的1919年4月30日，杜威来到中国。来华后的第四天，“五·四”运动爆发，杜威立即投以关注的目光，他充分肯定学生运动，在《教育哲学》中明确指出：“学生运动可以表示一种新觉悟：就是学校教育是社会的，他的贡献不但对于本地、对于小群，还能对于大群、对于国家。”新文化运动为杜威思想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响应了五四运动的需求，因此吸引了一大批中国学者对其思想进行研究，如梁启超、蔡元培等人。

据学者王颖的研究，胡适很早就开始钻研杜威的思想，不仅在杜威访华期间尽全力辅助，多次陪同翻译，而且在杜威回美国之后也一直有联系。早些时候，胡适就在给其母亲的信中提到：“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师杜威先生在此邦，乃哲学泰斗，故儿欲往游其门下也。”1919年2月，杜威在日本游历讲学，陶行知在给胡适的信中提及此事，认为如能借此将先生请到中国，就再好不过了，胡适接信后立即着手操办此事。杜威到达中国后，胡适及其他人陪同其到北京、天津、济南等地讲学。1919-1922年间，胡适在多篇文章中较为系统地介绍了杜威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作为推广白话文的第一人，胡适的翻译非常好，让杜威的思想更容易被中国的知识界、教育界甚至是普通的阶层更容易理解。在杜威访华回美国后，胡适开始着力译介其师的主要著作，并在北京大学新设一门《杜威著作选读》课程。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胡适在杜威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的研究方法。

据学者涂诗万的研究，在杜威的200多场演讲中，担任口译次数最多的是持文化保守主义观点的学衡派核心人物刘伯明，其次才是新文化运动代表胡适。两派文化立场不同的人，却在协助推广杜威教育思想时能实现通力合作，可见当时中国学界对于杜威教育思想之重视。在杜威来华前的一个月，陶行知就在报上发表文章，介绍杜威教育学著作《民主主义与教育》（当时译作《平民主义的教育》）中的主要观点：以平民主义做教育目的，试验主义做教育方法。杜威来华后的第一场演讲，就是《平民主义的教育》，他明确提出平民主义教育的两个重要条件，一是发展“个性的知能”，二是养成“共业”的习惯。蒋梦麟、胡适都对此发表了各自的理解，前者阐释为“养成智慧的个人”“大家共同做事”，后者则结合杜威教育哲学，将两个条件具体解释为：“独立思想、独立观察、独立判断的能力”和“对于社会事业和群众关系的兴趣”。此后，这两个民主主义教育的条件，在中国广为传播，影响至今。

由于形式限制，杜威在演讲时简化了自己的思想观点。人们对于其教育思想的进一步理解，有赖于各类报刊杂志的译介文章及其在高等院校开设的课程。1928年，杜威代表作《民主主义与教育》的第一个中文译本终于出版，由邹恩润（即邹韬奋）翻译，陶知行（即陶行知）校对。在此之前，只有一本根据杜威授课内容整理而成的小册子《平民主义与教育》，可供国内读者较为全面地了解杜威思想。此后百年，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的命运多有起落，但归根结底，杜威学派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涉及高等教育、基础教育的重要改革，如陈鹤琴在吸收杜威尊重儿童、尊重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来要了解儿童、认识儿童的“活教育”教育论，而张伯苓创办南开学校时，就要求学生要能知学合一、手脑并用。

随着教育实践的深入，也有人发现杜威思想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实际。陶行知在教育实践过程中，逐渐认为，“社会即学校”，也就是说生活即教育，生活需要什么，就教什么。

百年回眸，杜威思想已是中国诸多学者及教育家共同发展的教育思想，至今仍具有生命力。

（图片选自《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张斌贤、刘云杉主编，李福顺绘图，北京大学出版社）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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