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29日讯,傅璇琮先生一生著作、编作等身,文史兼擅,学界说起他时,纷纷用“开风气之先”来评价他。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卢盛江在接受书乡周刊记者采访时即认为,傅先生“引领了一代学术”,不仅他自己的研究对后来几十年的学术界影响非常大,更是一个“高瞻远瞩的学术设计师”,对于全国的学术研究该如何发展、唐代文学研究应该做什么、有什么选题,都有一种“全局的观念”和“宏大的规划”。
傅先生手稿
“引领了一代学术”的设计师
傅璇琮先生一生著作、编作等身,文史兼擅,学界说起他时,纷纷用“开风气之先”来评价他。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卢盛江在接受书乡周刊记者采访时即认为,傅先生“引领了一代学术”,不仅他自己的研究对后来几十年的学术界影响非常大,更是一个“高瞻远瞩的学术设计师”,对于全国的学术研究该如何发展、唐代文学研究应该做什么、有什么选题,都有一种“全局的观念”和“宏大的规划”。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杜晓勤在2008年时曾写过一篇文章,全面论述了傅先生的学术贡献,将其概括为“博通文史,考论并擅”八个字。在接受采访时,杜晓勤亦从学术研究内容和治学方法两方面介绍了傅先生是如何“开风气之先”的。他说,之前的唐代文学研究主要关注有名的大诗人,而傅先生的《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0)却把目光投向不太有名的中小诗人,对他们的生平做了详尽的考证。而在开创新的古代文学研究范式上,几年后的《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更是功不可没。傅先生深受巴尔扎克“文化风俗史”、丹纳《艺术哲学》、朗松“文学生活史”等西方理论的影响,率先将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结合在一起,对唐代的文人生活、科举制度及其文学创作活动、文体风格等综合起来进行研究,通过科举展示出唐诗的风格道路和文人心态,进而展示出唐代文学的历史文化风貌。
“他是第一个这样做的,思路一下子就打开了,解决了许多以前不能解决的问题。”杜晓勤说,傅先生对自己的研究有着自觉的理论意识和方法论思考,他的这种从外部进入文学研究的方法,启发学界掀起了一股研究热潮。在他影响下,唐代幕府、典章制度、历史、经济、职官等等方面与文学的关系都获得了深入的探索,催生出大批学术成果。三十年来,这依然是唐代文学乃至整个古代文学研究的主流范式,许多中青年学者依然沿着傅先生的思路展开自己的研究,并渐渐走上了自己的学术道路。
“格局宏大,研究专精,高屋建瓴,取精用弘。”杜晓勤这样评价傅先生的治学品质。
编学一体,相得益彰
和一般的学者不同,傅璇琮先生一生中主要的时间并非是在高校任教,而是在出版社担任编辑,后又主持国务院领导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他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全宋诗》、《续修四库全书》、《中国文学大辞典》、《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等等都是重要的国家文化建设项目。“这些都标志着我们这一代文化建设的成就,功绩很大。”卢盛江说道。
“既要为他人做嫁衣裳,又要自己做研究,一人兼两职,比别人更辛苦。”杜晓勤也这样感慨。但他同样认为,对于傅先生来说,编辑工作和学者工作是“相得益彰”的,因为“为别人编书稿的时候,自己也需要对相关的领域做非常详尽的资料收集和了解,以一个内行的身份来做选题;做大的项目和选题,也促进他的研究向更深层次发展。”杜晓勤介绍说,傅先生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后留校,跟从著名的古典文学学者浦江清先生做助教,一开始对元明清一段感兴趣。后来兴趣“上移”到隋唐五代,又参与了许多唐代文学的编纂项目,渐渐启发出了更多、更新的研究心得,持久不衰。直到晚年,他的学术创造力依然不减,推出《李德裕文集校笺》、《唐翰林学士传伦》等。
“有些学者只是做自己的研究,对别人的研究领域不一定关心。但对于一个编辑来说,就不能光看自己领域的成果,别人来的稿子都要看,所以视野比一般学者要广。”傅先生是编辑,但又是学者型的编辑,能够超出一般的编辑去体会作者创作的甘苦,从专业的角度发现作品中的缺陷、给出建议,把书稿打磨得更完美。杜晓勤感喟道,“这是他的高妙之处,了不起”。
除了具体的编辑工作,傅先生也是一个很好的学术事务组织者。1992年,他开始担任唐代文学学会会长,这段时期里,他身体力行做了许多实务组织工作。作为“领导”,他对唐代文学研究领域提出的总结和要求是:“踏踏实实地做学问,兢兢业业地出成果;考证与义理并重,宏观与微观结合;彼此尊重,互相支持。”杜晓勤也回忆说,在傅先生当会长的时候,也就是从九十年代中后期到21世纪前十年,唐代文学研究在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研究如火如荼、成果丰硕,学会内更是非常团结。
慈师如父
傅璇琮先生早年在中华书局担任编辑,2005年起先后被人民大学国学院、清华大学中文系聘为博导,成了一名教师。几年来,他先后带出六名博士,由人大毕业、现在南开大学文学院任教的卢燕新就是他的“大弟子”。
“听到先生去世,我的眼泪夺眶而出。他就这样离我而去,我脑海中一片空白,只想哭。”直到接受书乡周刊记者采访时,卢燕新还一直在低声哽咽,不能自已。在他心目中,先生就像慈父一样关爱着自己。去年他出国前,还曾陪先生去医院治疗,然而还没等他回国,先生便匆匆离去。他现在身在纽约,不巧被暴风雪阻隔,没能送先生最后一程,“痛哉!哀哉!”
卢燕新回忆说,傅先生习惯称人“同志”,常常亲切地称自己为“燕新同志”。在指导学生们的学习生活上,傅先生堪称用心备至。学生写论文需要资料,他就亲自在家里找或者问同行借,一旦发现对学生有帮助的资料,无论多远多重也会带回来。“他出差时,还要带给学生当地特色食品,烤鸭、甜糕、花生、甜柚、石榴等等,能带的他都带过。他每天乐呵呵的,从不发怒,在他身边,我们体会到的是慈父般的温暖。”
傅璇琮先生的女儿傅文青曾在采访中说过,父亲对自己的学生比对自己的孩子还好。作为学生的卢燕新则印证了这件事。他说,自己读博士第一年过中秋节时,傅先生告诉师母“学生一个人在学校过节一定会想家”,就带着师母从六里桥赶到人大来和他一起过节。“中秋是团圆节,可是傅先生却把团圆幸福的机会给了我。”后来,卢燕新去南开大学工作,傅先生还常常打电话来关心,一并鼓励卢燕新的女儿好好学习。
在卢燕新印象中,傅先生是“慈父”也是“慈师”,虽对学生的学业要求严格,态度却永远是和蔼的。大到文章立论,小到标点符号,都会耐心地为学生修正。就算再差的论文习作,傅先生也不会训斥,而是会在电话里客气地说“你有时间没有,我们谈谈你的文章”。久而久之,同门的学生都知道,傅先生说“谈谈你的文章”,就意味着是在“批评”了。
在傅先生的指导下,卢燕新的博士论文《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研究》获得了“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成果。卢燕新说,傅先生没有手机,到外地出差,每到一处,都立即告知新的联系方式,以便及时讨论论文。他把论文初稿交给傅先生,没想到,三天后傅先生还给他的“简直就是一叠红纸”,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指导意见,竟和他的原稿字数差不多。即便如此,傅先生还笑呵呵说:“没关系,很好的。”他修改后交上去,拿回来的依然是“满堂红”。就这样,他修改了六遍,傅先生批改了六遍,直到最后一次,傅先生告诉他已经帮他把稿子推荐给编辑部了。
从学术眼界、学术方法、精神力量三方面,傅先生都深深影响了他的学生们。卢燕新说,“没关系”是先生的口头禅,学生们在他身边“永远不愁没有题目研究”,且永远没有压力,能够自然舒坦地走上学术道路。
后辈学人共同的“老师”
在傅璇琮先生的全部学术著作中,有一本叫做《濡沫集》的小书似乎相对不太起眼。这本集子收入了傅先生的读书札记、书评及他为其他学者的著作所作序言,其中既有陈寅恪、顾颉刚、王世襄这样的前辈,也有许多后辈的中青年学者。除了他在学院内亲手带出的学生,唐代文学研究界的许多人都曾这样直接间接地受过傅先生的提携、扶持,尊称他为老师。
“为那么多新书写序,傅先生不是敷衍了事,而是很认真地从头读到尾,再把自己对于学科的看法和书中体现的创新之处用中肯的言辞指出来,以鼓励为主,让中青年学者们沿着自己的路走下去。”杜晓勤说,傅先生的学术格局和引领作用就体现在这里,他能够很敏锐地感知后辈学者新的兴趣点和治学风气,经他做过序的这批学者,如今基本都成了学科的中坚力量甚至领军人物。
杜晓勤自己也曾经参与过傅先生主持的一些研究项目,在他看来,傅先生热情谦虚,“完全没什么架子”,和他在一起工作简直就是“如沐春风”。他记得,在做《中国大百科全书·隋唐五代文学》时,傅先生把以前旧版的条目一条条剪下来,贴在纸上,写信告诉他新条目应当怎样吸收最新的研究成果。他也还记得,几年前自己想到一个选题,在某次开完会的路上,一边走一边告诉了傅先生。傅先生立马就说:“这个题很好,我给你推荐到中华书局出版。你跟我走,我带你去见书局的编辑和领导。”说着,就带他去了书局所在地六里桥。
卢盛江也认为,傅先生能够“时时注意年轻学者,发挥他们的长处”,以内在的人格和直接的帮助来引领、影响晚一辈学者。傅先生曾经是卢盛江自己的博士答辩委员会主席,那是1989年,傅先生不顾政治风险和身体不便,去到南开大学做答辩。直到后来,卢盛江自己带的博士要答辩,还常常邀请傅先生过去。“每一篇论文他都看得很仔细,做大量批注,提出学术意见,指出存在的问题。在答辩现场,还会针对每个学生的特点,建议他未来的学术道路怎么走。”“说话不紧不慢”的傅先生,总是让后辈学人感到温暖。
“我爱傅璇琮先生!我想傅璇琮先生!”64岁的卢盛江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反复呼唤着83岁的傅先生。
来源:北京晚报—北晚新视觉网